從君憲到共和：袁世凱的心路歷程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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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第二天是袁世凱農曆生日。那一天，趙秉鈞、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袁乃寬、王錫彤、楊度等舊友新朋雲集洹上為之祝壽。
大家正興高采烈議論風生時，傳來武昌的消息。這自然引起了在場所有人的注意。袁世凱究竟對武昌事變有何反應，過去的說法五花八門，各說各的，其實很多都是猜測：
有的根據孫中山、黃興等人後來的說法，以為袁世凱被攝政王開缺後心懷不滿，與孫黃有過聯繫，試圖反清，加入革命陣營；
莫里循甚至推斷說，他們那些知道內情的人當時就曉得袁世凱即將表示贊成共和；
甚至還有人如倪嗣沖、段芝貴、張一麟、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凱趁亂而起，黃袍加身，重建漢人帝國；
還有一種貌似陰謀論的看法是，袁世凱一開始就對武昌局勢有過清醒判斷，以為瑞澂、張彪均無能之輩，不可能平定叛亂。
而攝政王載灃少不更事，妒賢嫉能；慶親王奕劻昏庸貪鄙，更沒有處理危機，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終於有機會重出江湖叱吒風雲。
1
化危為機：推動君憲主義落實
這些分析或許有道理合乎邏輯，但並不合乎事實。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帝制自為之類事，那麼起袁世凱於地下，他無論如何不會相信這些分析判斷就是他的看法。
作為傳統體制受惠者，袁世凱和他的老師李鴻章及太老師曾國藩一樣，打死了也沒有僭越想法，他無論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個小火星就想著要奪取大清兩百年江山。此其一。
第二，君主立憲是自1901年新政開始後，袁世凱和那一代中國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東西，也正是因為這場立憲運動，方才使袁世凱在平庸的清末官場異軍突起，成為大佬。
預備立憲到了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大致輪廓已經劃定，只是由於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內相繼去世，中央政治中心發生些微偏移，攝政王載灃在隨後兩年間也確實犯了一些錯誤。
特別是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出台，鐵路幹線國有化方案發布，確實有考慮不周不密的地方，但這些政策也不能說有什麼明顯過錯。第一屆責任內閣不用這些人還有人可用嗎？鐵路不果斷國有，還有機會糾正問題加快發展嗎？
要不了幾年，各省籌集的資金真的都像川漢鐵路公司那些被消費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問題。袁世凱對於這些並沒有表示反對，而是認為有其合理性，給予相當支持。
第三，對於武昌事變，袁世凱起初並不認為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變，他清楚看到軍中不穩，主要是因為朝廷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出台後，使軍隊將領和各省立憲黨人相當失望，他們因此失去分享權力的機會，所以袁世凱此時的反應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幫助清廷度過這個難關。
當然，他也希望利用來自武昌的壓力，稍後還有來自獨立各省的壓力，促動清廷早點覺悟，糾正在責任內閣上的失誤，調整鐵路幹線國有化方案中的問題，更重要的還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憲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則武昌叛亂以及各地騷亂將失去繼續惡化的理由。這是袁世凱在武昌起義後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邏輯也合乎歷史事實的本能反應。
基於這種判斷，袁世凱重出江湖主要做了兩件事：
一是尋求與武昌方面和解，答應南方政治改革的要求，充分照顧立憲黨人和軍隊將領的利益；
二是對朝廷，袁世凱則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壓力，促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變革路線圖和時間表，真誠而不是虛情假意地糊弄人民，一定要將大清國帶上君主立憲軌道。
至於其他，正如袁世凱當時對王錫彤所表示的那樣：我袁世凱不能作革命黨，我更不會同意我的子孫作革命黨。對於袁世凱的這個表態，過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認為這是袁世凱的策略性考慮，他就是要東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
其實，設身處地替袁世凱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來的政治理想，都使他沒有任何必要不這樣想，他就是要為朝廷分憂，就是要用智慧去化解一場政治危機。這是優秀政治家最亢奮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心胸去揣測袁世凱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於這些考慮，袁世凱在接到朝廷任命後立即回復，一方面表示武昌事變確實是關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輕心；另一方面表示這幾天正是換季時節，舊疾複發，容稍加治療，即當力疾就道，藉答朝廷高厚鴻慈於萬一。
在袁世凱回復朝廷電報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亂的陸軍部大臣蔭昌途徑彰德府，專門停留拜訪袁世凱徵求意見。袁世凱語重心長告誡蔭昌不要輕敵，不要妄動，不要以為湖北新軍無人，要妥協處理，爭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決的準備。
袁世凱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對蔭昌的叮囑也是對的，不存在傳統研究所說袁世凱有意讓蔭昌魯莽擴大事態，加重自己出山砝碼這樣的雕蟲小技。如果一定要說袁世凱在用智謀的話，他的智謀大約就是金庸武俠小說所說的「無著勝有著」。
袁世凱信奉的是大智慧，那就是請求朝廷儘快推進政治變革，以政治變革回應南方要求，平息各省怨氣。根據這些原則，袁世凱通過梁士詒、唐紹儀、張謇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接受立憲黨人的要求，加快立憲進程，以政治變革去消弭南方各省軍事叛變的壓力。
袁世凱認為，根據他對目前時局的觀察，解決湖北及各省軍事問題並不是難事，現在最難的還是北京的政治，中國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辦法，軍事上就很難有辦法。
政治上的辦法就是這些絕對君憲主義者一直渴求的憲政。在袁世凱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這個方向去用力，才能將壓力轉變為動力，化危為機，推動中國政治由此上一個大台階。這才是袁世凱的大智慧。
根據袁世凱的提示，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不談政治的梁士詒重新活躍起來，與唐紹儀等相互呼應相互配合，從事政治運動，原先混亂不堪的北京政界逐漸向袁世凱所期待的方向發展，所以袁世凱重出後的關注重心並不在武昌前線。
他在組織了一次有限但非常有力度的武裝反擊後，就兵臨城下按兵不動，利用各方面關係施展政治誘降，希望湖北新軍將領相信他一定會說服朝廷下詔罪己，開放黨禁，實行立憲，皇族一定不會在未來的責任政府中擔任要職，過問國政。
通過談判化解危機是袁世凱既定方略，也是當時最可行的一個步驟，因為袁世凱和他的幕僚還有清廷中的許多人都清楚，武昌的政治危機主要是因為朝廷的倒行逆施。
假如不是將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假如不是那樣不合時宜發布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政治危機或許也會發生，但肯定不是這個樣子。所以與南方進行和平談判，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袁世凱的判斷是對的，10月29日的灤州兵諫也是按照這個方向發展的。灤州兵諫發生後，朝廷終於低下高昂的頭，下詔罪己。
宣布撤銷皇族內閣，建議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全權籌組真正意義的責任內閣；
宣布將盛宣懷革職查辦，意味著將調整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宣布接受灤州將領的《十二條政綱》，為儘快制定公布憲法，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以為藍本。
清廷的轉向為政治解決由武昌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提供了可能。11月2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建議袁世凱對南方要適可而止，不要強攻，應該儘快派員往見黎元洪，面對面談判，和平解決。
孫寶琦的建議其實就是袁世凱的想法。同一天，袁世凱指示劉承恩致信黎元洪，強調朝廷已下詔罪己，宣布立憲，開放黨禁，禁止皇族干預國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達到了，大家還是應該重建共識，結束對峙，和平了結，共同推動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對於袁世凱的橄欖枝，黎元洪確實有意接受。這不僅因為黎元洪是被迫參加革命，而且因為他發自內心認為中國目前還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國在政治上的唯一選擇，在黎元洪等新軍將領看來還是君憲主義，所以他對袁世凱的和平建議並不反感，更不反對。
黎元洪
再加上清廷發布了十九信條，未來的政治架構已經大致描繪出來了，君主只是一個國家的象徵，不再擁有實質性權力，新的政治架構與革命黨人的共和理想並沒有多大差異了，所以黎元洪發自內心對劉承恩的傳話表示歡迎和理解，並不反對南北雙方坐下來談談。
如果按照黎元洪或湖北軍政府的意見，南北和談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此時的武昌畢竟注入了新因素。就在袁世凱向黎元洪發出和平倡議同一天，湖北軍政府在閱馬場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拜將典禮，任命黃興為戰時總司令。
革命黨人的加入使南北和談增加了新因素，也使袁世凱的和談計劃遇到了新困難。11月7日，黎元洪向北方信使王洪勝坦率說出自己的憂慮，以為朝廷儘管現在已同意進行重大改革，但可能已經太晚了。
南方各省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相繼宣布獨立了，如果現在不將皇上推倒，隨便和了，以後大權如果還歸皇上，那麼皇上一定會比過去更厲害。因此黎元洪開始考慮籌組新政府的可能性，和平希望日趨渺茫。
黎元洪的擔心是真的，清廷確實有過這方面的記錄，只是和平希望還沒有完全破滅前，袁世凱並不願意放棄。11月10日，袁世凱接受英國公使朱爾典的建議，修書一封，委派親信蔡廷干、劉承恩往見黎元洪，表明只要南方承認君主立憲為解決危機的惟一出路，那麼其他什麼問題都好說，秋後算賬云云，也就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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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堅持中猶豫徘徊
袁世凱不希望此時拋棄朝廷另起爐灶，這不僅有個道德底線無法突破，更重要的是袁世凱那一代中國人畢竟在過去的十幾年為君憲主義而追求，現在眼見著機會有了，為什麼還要放棄轉而走上過去十幾年大家一致反對的共和呢？
在內閣總理大臣就職之初，袁世凱曾向各國公使表示，他的任務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體制同時又要進行體制創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來期待而一直沒有真正實現的君主立憲政體。
至於從前的滿漢歧視，自當在此次變革中一掃而空。更為重大的問題，則在於保存中國，避免中國因此次動蕩而導致分裂。他期望各黨在這個大目標上能夠建立起碼的政治認同，能犧牲小我，為保全大我作貢獻。
很顯然，袁世凱的目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達成南北和解，所以對各種方式和手段，他都不會拒絕嘗試。11月20日，袁世凱通過俄國駐漢口領事，再派劉承恩和張春霆到漢口俄國領事館與黎元洪的代表孫發緒等人談判，向南方介紹新內閣的情況，表示皇族已完全退出政府，不再與聞國政，所以將來的政治改革必將能夠順利進行。
劉承恩等人還重申外交危機，憂慮外國干涉。南方的態度依然很堅決，表示已不會重新回過頭來承認清政府，清政府的歷史已成為過去，南方執意建設一個新國家新政府。
南方革命黨人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是因為獨立各省代表聯合會在這一天議決以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請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伍廷芳、溫宗堯為民國外交總副長。以武昌為中心的南方各省臨時政府已成為一個既成事實。
面對這種情勢，袁世凱並沒有立馬轉變既定立場。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時一再強調，如果一旦滅除了清政府，中國必然發生內亂，而內亂髮生，又必須引起列強幹涉甚至瓜分，中國的唯一出路就在於君主立憲，只有君主立憲才能保全中國，發展中國。
按照袁世凱原先計劃，既然和平對談這條路走不通，走得不順暢，那就來點武力吧。劉承恩、孫發緒談判失敗次日（21日），袁世凱示意清軍加大對南方的進攻。李純第六鎮直攻漢陽，守衛漢陽的民軍在黃興指揮下英勇抵抗，終因力量懸殊，失利嚴重的民軍只得退守三眼橋。
南北開打引起了列強不安，俄國駐漢口領事出面調停罷兵和談，剛剛發起攻擊的北洋軍當然不會就此罷手，清軍在此後幾天發動一連串進攻，相繼佔領一些戰略要塞，穩步向前推進，逐步取得了絕對優勢。
27日，清軍佔領了漢陽，武昌局勢已十分危急，滯留在武昌的革命軍士氣低落，總司令黃興憤不欲生，痛恨自己無面目見一班死去的同志，發誓唯有一死以謝同胞。
袁世凱的軍事目的當然不是要踏平武漢三鎮，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絕對優勢的軍事進攻迫使南方革命黨人在政治上讓步，重回君憲主義談判軌道。應該說，袁世凱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
27日，湖北軍政府召集緊急會議，黃興在會上報告了漢陽戰事失利情形，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無法與北洋軍對陣的情況下，應該主動放棄武昌，進取南京。
黃興的建議不可能獲得湖北軍政府的同意，但是堅守武昌也不是湖北軍政府的選擇，不得已，黎元洪準備接受袁世凱先前的動議，將君主立憲作為解決危機的一個備選方案。
如果僅從軍事戰略角度說，北洋軍此時已佔領戰略高地龜山和整個漢陽，軍政府所有的那些殘兵敗將全部撤退至武昌。這個時候，如果袁世凱接受前敵總指揮馮國璋的建議乘勝追擊，渡江作戰。
那麼即便有相當犧牲，也一定會掃平江南，佔據武漢三鎮，進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凱沒有這樣做，他在接到馮國璋的請示後，直接打電話制止馮國璋渡江作戰，指示他只要保持軍事上的高壓就行。
第二天（11月28日），段祺瑞抵達漢口，接任署理湖廣總督。同一天，袁世凱奏請朝廷頒發上諭，命劉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繼續開導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的政治軌道，重開和談。
戰爭終歸不能永遠打下去，軍事進攻原本就是為和談作準備。然而當袁世凱真的這樣做了，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普遍批評和後人廣泛質疑。後來的研究者從權謀視角認為袁世凱此舉就是要用南方革命黨人的勢力壓制清廷，攫取更大權力，為自己登上總統寶座鋪路。
而當時人特別是滿洲貴族以及那些保守漢人則自作聰明以為洞察了袁世凱的奸謀，以為袁世凱在龜山大捷，漢口收復後不願乘勝追擊渡江作戰，一定隱藏著和南方革命黨人合作的巨大陰謀。
實事求是地說，研究者是以後來的語境回望前事，而滿洲貴族也只是站在非常狹隘的立場上去猜疑袁世凱，這種猜疑究竟對袁世凱發生了怎樣的作用不好評估，但毫無疑問不會是正面激勵和信任，而是引起袁世凱的反感和憤怒。
袁世凱當時就不軟不硬回敬那些滿洲貴族：
是的。漢口已收復，但是你們可知道南京又告陷落？南京的地位有多重要，你們知道嗎，你們能想到黃興為什麼棄守武昌趕往南京嗎？南京的地位倍於武漢。
革命黨人的勢力日益強大，國人受其蠱惑，人心浮動，軍心不穩。重開和談，穩定軍心，重回君憲主義，這才是我袁世凱為什麼不去乘勝追擊渡江作戰的根本原因。
議和不過是權宜之計，不過是要收撫那些反叛黨人，這是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與朝廷自武昌事變發生後的決策是一致的。
目前的叛亂已經傳遍全國，如果以天下為孤注，殷鑒不遠，噬臍何及？平定這樣全國規模的大叛亂需要時間，需要耐心。
如果你們這樣疑神疑鬼，前方將士如何安心坦然作戰呢？
袁世凱的這段話，你可以說他是義正詞嚴，也可以說他是花言巧語，但是不管怎麼說，從清廷整體利益進行考量，重開和談是最好選擇，強攻硬打可能適得其反。北洋軍能夠踏平武漢三鎮，能夠平定湖北，但能夠在短時間內平定全國嗎？答案顯然不樂觀。
不論從政治戰略還是軍事戰略上說，袁世凱此時停止對武昌的進攻，重開和談都是對的，因為在那短短的時間裡，全國的形勢在急劇變化，特別是東南各省相繼光復，宣布獨立，清軍對武漢對湖北發動強攻是沒有出路的，袁世凱的唯一選擇就是謀求與南方革命黨人坐下來談。
而且足夠信息表明，全國許多省份的新軍之所以那麼迅速發動起義，宣布光復，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支持革命黨人，而是擔心革命黨人插手本省事務，所以急匆匆宣布獨立宣布光復，宣布脫離清政府。
袁世凱在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的時候同意停戰，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憲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袁世凱在這次和談攻勢開始後，並沒有放棄君憲主義，並沒有擺脫清廷的想法。這不是袁世凱刻意要這樣做，而是形勢使然。
對於黎元洪來說，停戰議和確實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後，並沒有轉變成一個像孫中山、黃興那樣的民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他的知識、經歷和修鍊，都使他繼續在君憲主義理想中空轉。
他覺得朝廷的君憲主義確實遇到了挫折，但並不意味著這條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強人驅逐了政治上的障礙，君憲主義依然是中國最不壞的選擇。
所以他儘管沒有在第一時間獲知停戰消息，但他獲知後還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覺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這一過程中都有所提高，因為清廷畢竟將他視為談判對手，這就是不一樣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後就很容易順著袁世凱君憲主義的思路走，一步步離開革命黨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響下，湖北革命黨人的思想也在悄然變化，像軍務部部長孫武等，就越來越覺得既然朝廷現在開始慎重考慮造反者的意見了，開始考慮朝著君憲主義道路前進了，那麼革命黨人是否應該作出適當讓步，減少流血，重建和平呢？
所以在停戰開始後，湖北軍政府就向獨立各省徵詢意見，詢問各省可否照政府條件結束戰爭，而這個條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
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的想法不必懷疑，他們同意可以考慮重回君憲主義，是因為他們確實面對北洋軍的巨大壓力，但是正如許多人都已看到的那樣，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發言，無法代表其他已獨立的十幾個省份，無法代表全國民軍。
而更弔詭的是，其他獨立省份雖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權力並不掌握在革命黨手裡，雖然還是立憲黨人或軍界將領掌權，但是他們沒有來自北洋軍的攻擊和壓力，而又有革命黨人的宣傳鼓動和請求，他們的態度就不像湖北軍政府那樣軟弱了，就不那麼容易向袁世凱屈服了。
袁世凱和朝廷將黎元洪作為談判的主要對手，但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並沒有節制獨立各省的權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凱、北洋軍與黎元洪和軍政府停戰的那幾天里，南方的形勢繼續變化。
特別是隨著革命黨人佔領南京，南方軍民受到了極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軍隊也相繼出發，這為南方革命黨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氣和談判籌碼，然而這一切變化，並沒有改變袁世凱對君憲主義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認為存在重回君憲主義可能，只是條件越來越苛刻，難度越來越大而已。
南方逐步向革命方向轉化並不意味著清廷就沒有機會。事實上，如果清廷內部給予密切配合，內閣總理袁世凱應該還有辦法讓南方放棄成見，重回君主立憲軌道。
所以袁世凱12月8日在與北方和談代表談話時依然強調君主體制是萬萬不可更易的，這個制度是他們那一代中國人十幾年來的政治選擇，是君主專制和民主立憲兩個極端體制的中和。
袁世凱極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為此君憲到底，不知其他。由此可見，至少在袁世凱此時心目中，君主制的保存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按照袁世凱定的調子，唐紹儀與伍廷芳在上海開始了談判，君主立憲依然是供討論的方案。根據隨團代表嚴復觀察，南方革命黨人雖然不願明白表示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一項重要選擇，但言談舉止間，並沒有表示對君主立憲絕對拒絕。
南方所竭力反對的，是用君主立憲而輔以袁世凱內閣，似乎對袁世凱嚴重不信任。南方黨人寧願以共和而立袁世凱為總統，以民主憲綱鉗制之，也不願以君主而用袁世凱為內閣。大約他們擔心後將坐大，而至於必不可制。
嚴復的觀察是對的，南方是對清廷不太信任，那麼清廷要想重建信任，就必須拿出誠意來。而這個誠意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儘快舉行議會選舉，構建一個正式的民選國會。然而在這一點上，清廷內部強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願讓步。
這就徹底惹惱了南方革命黨，還有那些立憲黨人，甚至還有北洋系新軍將領，他們以為清廷是故意拖延時間，繼續耗下去意義不大。12月20日，唐紹儀在第二次南北和談開始時，就君主制與共和制的優劣發表了一通看法，大意是他個人比較傾向於共和政體。
就個人政治立場而言，唐紹儀確實是清廷內部比較傾心於共和的開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訴過黃興，也告訴過伍廷芳的那樣，當武昌起事發生後，他就向朝廷上過一個摺子，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
他對伍廷芳說，他個人現在還是持這種觀點，以為只有這樣的辦法，才能使袁世凱接受，也才能將軍隊解散。開國會以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所以唐紹儀認為和平解決未來國體政體問題，只有這條正路。
唐紹儀的表態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來自革命黨方面的代理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唐紹儀和伍廷芳兩個人都有留學美國和英國的經歷，他們對民主共和的認識，對民主共和體制與君主立憲體制的優劣，當然也較一般人認識的更清楚。南北雙方選擇他們去對談，不知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有意識的安排。
其實，唐紹儀的這個表態是有深意的，是對輿論的一個公開測試。因為就在唐紹儀與伍廷芳此次談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另一場更為機密的談判也在上海秘密舉行。
其南方代表是顧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雲鵬和夏清貽。他們分別代表著南方革命黨的黃興和北洋新軍前線指揮官段祺瑞。經過談判，他們達成五項秘密協議：
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秩序。
廖宇春、顧忠琛的這個方案是經過段祺瑞同意的，但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凱的意思，歷來眾說紛紜。許多人認為這個方案就是袁世凱內心深處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來，代為進行而已。這當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揣測。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靳雲鵬奉段祺瑞命令攜帶這個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凱稟報，請其贊成共和，重建秩序時，袁世凱還是發了一通脾氣，強調我袁世凱為大清國總理大臣，焉能贊成共和，以負重託？
袁世凱的生氣應該是真實的，但他稍後的變化也應該是真實的。袁世凱生氣是因為這實在牽涉道德層面的東西，這是傳統政治家最忌諱的東西。靳雲鵬對此作了詳細解釋，特彆強調這個方案已經段祺瑞等軍方將領首肯，甚至會說這就是段祺瑞等將領的指示。
靳雲鵬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有根據有事實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線的將領也確實是袁世凱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說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麼，這些高級將領都這樣認為了，這樣去做了，袁世凱如果繼續堅持先前的立場究竟會怎麼樣呢？這就是袁世凱轉變的關鍵。
袁世凱再問：南方革命黨人有這樣的建議不稀奇，北方軍人有這樣的想法似乎還不可能，大家都是為朝廷效力，怎麼能有這樣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樣考慮的？
對於袁世凱的疑慮，相信靳雲鵬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對過口徑，靳雲鵬毫不含糊地答道：段祺瑞統帥的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擬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對此仍不敢太相信，以為軍心為什麼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這樣做的後果你們想過嗎，這將把我袁世凱置於何種境地，這不是明明白白要讓我袁世凱不忠不義，不就是要讓我背負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罪名嗎？
袁世凱的這段表白，研究者根據其後來帝制自為以為是一種虛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誠實，甚至說袁世凱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對北洋嫡系都不願說真話露真情。其實這種說法還是值得探討的。
那時還是帝制時代，像袁世凱這樣的傳統政治家更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形象，現在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份上，要相信袁世凱生氣也並非完全是做作。
3
順勢而為：從君憲到共和
當然，生氣歸生氣，事情還得接著往下辦。北方談判總代表唐紹儀將與伍廷芳第二次談判情形報告朝廷後，其情形與靳雲鵬所說大致相似。
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麼簡單，清廷如果不能承認共和的話，那就不要耽擱功夫進行什麼談判了。言下之意有談判決裂的意思。唐紹儀當然不願意談判決裂，所以他答應向北京請示，希望朝廷能夠同意回到由國民大會決定君主還是民主問題。
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火、爭奪和幾輪和談後，清廷內部強硬派總是慢半拍，總是不願一次性讓步，君憲主義理想逐漸破滅，共和民主思想漸漸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由於清廷畢竟是一個滿洲貴族組成的利益集團，兩百年來的罪惡到了這個時候更顯得格外突出，歷歷在目，因為清廷在關鍵時候表現出了一個王朝本來不應該有的自私狹隘：
親貴內閣就是不願向廣大漢人開放政權，鐵路國有化就是與民爭利。
這兩項新的罪惡喚起了人們的歷史記憶，先前久已淡忘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非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於是在經過兩個多月戰爭與談判後，反滿的情緒不僅沒有獲得必要舒緩，反而日趨高漲，先前並沒有多少這種種族見解的立憲黨人也逐漸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滿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時中國人非去不可的兩個東西了。
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一味堅守，即便真的像滿洲貴族中有人所指責的那樣，拿起大炮去猛烈轟擊南方革命黨人，但其後果也必然像袁世凱所認識的那樣，革命黨人或許能夠殺絕，但你能把那些漢人都殺死嗎？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辦得到。但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我袁世凱實在是辦不到，因為他們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斬不盡殺不絕的。
所以在勉力支撐至1912年1月中旬之後，在各地反叛根本沒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時候，袁世凱實在有點支撐不下去了，他遂於1月16日與內閣大臣聯銜向朝廷上了一個密折，分析當前形勢，建議朝廷儘快召集皇族會議，討論究竟是否能夠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麼應該怎麼辦。
袁世凱終於順勢而為，開始傾向於共和了。
在這份密折中，袁世凱強調現在是海軍盡叛，軍餉無著，強鄰虎視遼東，庫倫不穩，人心渙散，繼續僵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為朝廷計，為皇太后和皇上計，袁世凱態度明朗，建議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優待皇室條件，這樣不僅能保證皇室尊嚴和體面，也為大清國曆來宣揚的愛民如子樹立一個典範，提供一個證據。
袁世凱說，現在南北戰爭已經僵持數月，東西友邦均因戰禍而付出相當代價。列強現在還樂於調停者，是因為他們看到南北紛爭說到底只是一個政治制度的改變和改善，所以他們還能堅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預，但是如果這種僵局不打破而持續下去，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列強不出手，因為他們畢竟在這裡有著重大經濟利益。
到那時，列強的抱怨，南方民軍的抱怨，都會將朝廷視為亂源，視為罪惡之首。感情既惡，誰又能保證朝廷未來還會享有什麼樣的優待條件，誰又有辦法去約束民軍行動呢？
袁世凱和隆裕皇太后談完這段話從宮中出來，行至東華門外丁字路口時，意外遇到革命黨人張先培、黃之萌等人炸彈襲擊。袁世凱僥倖逃脫，但他的護衛管帶袁金標被炸成重傷，袁金標的坐騎被當場炸死，另外還有兩名親兵被炸身亡。
意外的炸彈當然沒有阻止住南北和談的趨勢，清廷本身也在評估究竟應該怎樣善後。根據袁世凱的建議，隆裕皇太后於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會議，討論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
隆裕皇太后
但在連續幾天密集討論中，主張主動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觀點有，但並不佔上風，逐漸佔上風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強硬派，他們不僅糾集起來大鬧慶王府，指責慶親王與袁世凱和南方革命黨勾結出賣朝廷，而且主張為保衛大清不惜焦土抵抗，魚死網破。
然而，清廷中的強硬派能夠利用的資源太少了。1月19日，駐俄公使陸征祥聯合駐外各使電請清帝遜位；22日，出使義國大臣吳宗濂呼籲朝廷從速宣布共和；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以為舉國趨向共和，建議朝廷駕幸熱河，以全皇裔而保國境。幾天時間，體制內官僚紛紛向朝廷表達了同樣意思，清廷能夠作出的選項越來越少。
官僚們的言辭威脅尚不足以嚇倒強硬派，真正使強硬派低頭的還是新軍將領。1月23日，正在湖北前線的段祺瑞向朝廷發了一份電報，報告前線軍心不穩，官兵多與南方革命軍有勾連，甚至有相約反叛朝廷等情形。
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現在已深入軍隊將領腦髓，頗有勃勃不可遏之勢。他請求朝廷就戰和問題、君主還是民主問題儘快決策，以穩軍心。
軍心不穩可能還不止湖北前線，於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發布一個通告，告誡全國軍民不要輕信浮言，更不能轉相煽惑，以維秩序。
朝廷的御旨或許有自己的道理，但實在沒有辦法平息混亂穩定軍心。就在朝廷御旨發布的同一天，段祺瑞又給朝廷發了一個電報，以為朝廷先前曾表示將共和，還是君主立憲付諸公決，這使新軍將領非常感動，只是現在共和已漸成大勢所趨，用強硬手段已經很難壓制。
為了皇室尊嚴，段祺瑞希望朝廷儘快決策，不要拖延，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段祺瑞順帶指責那些想法阻撓共和的皇親國戚不負責任，表示如果這些皇親國戚繼續這樣做，他將和其他將領一起聯銜奏請。
段祺瑞
段祺瑞的電報引起了朝廷的恐懼，徐世昌、袁世凱、馮國璋及王士珍等第二天聯銜電復，勸說段祺瑞謹慎行事，不要輕舉妄動，以為忠君愛國，天下大義。服從用命，軍人大道。道義不存，秩序必亂。
徐世昌、袁世凱等人的勸說並沒有打消段祺瑞的念頭，同一天（26日），段祺瑞以大清國會辦剿撫事宜第一軍總統官名義率清軍將領薑桂題等四十七人電請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暫時代表政府，以鞏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諭旨，宣誓中外。
段祺瑞等北洋將領致命一擊對於清廷來說雖然太過沉重，但實際上還真的讓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皇室的尊嚴體面，實現了段祺瑞等將領所期待的「鞏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種非常規辦法實現了君主立憲夢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萬世一系。假如廢帝溥儀後來不是受到外界蠱惑從事復辟，相信「紫禁城的黃昏」可以一直那樣美麗。
在段祺瑞呼籲書上簽名的，囊括了清軍幾乎所有將領，這就將清廷逼到了一個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長期執政的優越環境給腐化掉了，早已沒有努爾哈赤時代的英氣和智慧，王公貴族除了吃喝玩樂沒有幾個懂政治懂軍事，更沒有幾個能夠上馬提槍為皇上賣命。
一個存在了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為這麼一個龐大帝國的當家人，隆裕皇太后大約不是因為幼主太小，估計連死的心都有。兩百多年的統治怎麼就養了這些無用的人呢，怎麼突然發現稍微能幹的大臣，都是漢人呢？可惜這一切覺醒都來得太晚了。大清國的終結只剩下一個程序了。
1月29日，與袁世凱關係密切的楊度在北京發起成立「共和促進會」，這對一直主張君憲主義的楊度來說是一個重大轉變，標誌著他已經從原來的君憲主義立場向民主共和的立場轉變，這當然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袁世凱在轉變，整個中國恐怕都在發生巨大轉變。
楊度強調不能以黨見之私召瓜分之禍，先前大家主張君主立憲是以救國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為手段推動政治改革，而絕不願以殺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
現在的中國已經錯過了君憲良機，南方革命黨起義後，就意味著君主立憲走到了絕境，現在南北分裂，國將不國，要想拯救中國，保全中國，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條件，走向共和。
楊度等文人的發言只是在講一個道理，這個道理或許還不足打動清廷特別是清廷中的那些頑固派保守派，他們或許內心深處還存在著某種僥倖。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訴朝廷不要再存在什麼意外的幻想。
2月2日，薑桂題、段祺瑞、馮國璋電各路統兵官，盼北方軍界聯合團體，集體發聲，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權代表吳光新、徐樹錚等與湖北軍政府代表孫武等密切磋商退兵辦法。
雙方達成妥協，如果朝廷不能在舊曆年之前即2月17日之前轉向共和，那麼段祺瑞的北洋軍將揮師北上，直搗龍亭，而湖北軍政府和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將作為後援予以支持。
孫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領導人都同意了這個方案，都承諾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軍走向光明投誠反正，決不會在段祺瑞軍隊揮戈北上時襲擊後方。於是，清廷終結的時間表從這時開始倒計時，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結束，滿打滿算也就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了。
南方的武力威脅當然也不是說到就到，鑒於當時的特殊困難，清廷當然也知道南方民軍的力量並不是那麼想像的大，再加上時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麼容易，所以朝廷在獲悉段祺瑞與黎元洪、孫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後，不是立馬宣布安排善後，而是由隆裕皇太后於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國務大臣御前會議，討論的結果是：
準備採用虛君共和政體，並籌商宣布召開國會、頒發君主不得干預國政詔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虛君共和政體應對南方及部分清軍將領所要求的完全共和。
這個主張當然有點兒一廂情願的味道了。清廷的拖延主要還是因為朝廷內部特別王公貴族實在不願就此罷手，不願就此丟棄兩百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壓力和不滿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發布了皇太后懿旨，對兩天前的決定再作讓步：
現在時局阽危，四民失業，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貽萬民以實禍。惟是宗廟陵寢，關係重要，以及皇室之優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計，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應豫為籌畫，所以耽擱了一些時間，現在責成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
這又將皮球踢到了袁世凱的腳下。說句實在話，開創一個王朝不容易，結束一個王朝也很難。
袁世凱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後，當天（2月3日）迅即與南方總代表伍廷芳取得聯繫，並按照先前數次談判的結果，提出一個綜合性的清帝退位條件，盡最大限度為舊主爭取一個更好的優待條件。
至此，袁世凱也就從先前的君憲主義轉變為「有限的共和主義者」了。
馬勇公號：mayo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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