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假定罪犯的過往充滿不確定性的推測並咬定所謂真相，其實很荒謬

《第三度嫌疑人》一片又名「第三度殺人」，圍繞著一件看似不甚複雜的刑法案件展開：役所廣司飾演的三隅高司被指控殺人搶劫。他很快認罪，卻因為每一次呈供不盡相同而讓人心生懷疑。福山雅治飾演的律師重盛朋章在為犯人辯護的過程中，漸漸規划出一套幫助客戶減輕判決的思路。但隨著調查的深入，重盛朋章發現事實並非如同想像般簡單，三隅高司與被害人母女不一般的關係為探尋真相的道路布下了荊棘：究竟他是出於謀財害命的動機犯下了罪行，還是受被害人妻子委託，為圖保險金布置殺人現場，抑或是僅僅出於對死者女兒咲江的同情，助她擺脫禽獸父親的陰影……

是枝裕和在影片中撒下重重迷霧，用一個看似無比確鑿的開頭作為「誘餌」，讓觀眾進入理所應當的思考模式，這也讓《第三度嫌疑人》一開始就呈現出犯罪片的氣質。然而，這一類型片的框架在敘述的過程中被不斷地打破，導演也漸漸彰顯出此番嘗試不同電影類型背後的野心所在——通過辯護律師與嫌疑人之間的對峙、博弈與和解，道出日本司法體系中盤桓已久的困境。具體來說，影片涉及對於「正義」這一概念的廣義討論：究竟誰才有資格判定一個人的命運。如果說嫌疑人在眨眼之間奪走了他人的生命，那麼他自身所面對的結局，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在瞬間被那些佔據權力高位的人所決定？而那些以正義為盾牌的人們，又何嘗不是站在自己預設的立場上，做著對自己職業生涯最有利的決定。這一點在電影的第三次審判時展現得尤為明顯，三隅高司在開庭時突然否認自己的罪行，讓公訴方、辯護律師甚至法官都方寸大亂。在緊急召開的會議中，沮喪的幾方在各執一詞的幾輪爭論後，瞬間達成了共識，因為「同在司法這一條船上」，無論大家代表何方的利益，最後都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維護司法尊嚴，電影中的此刻，也更像是對避重就輕的日本刑事案件審判體制的嘲諷。

是枝裕和的影片通常會給人溫情脈脈的感覺，但這一固化的認知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觀眾對其作品深入探討的可能性。事實上，作為日本當代電影的中流砥柱是枝裕和從未放棄對社會議題的探討，早年通過紀錄片剖析本國歷史創痛，後來又在劇情片中依舊將批判性埋藏在看似柔和的影像之下，《距離》以奧姆真理教投毒時間為背景，《如父如子》這一戲劇性強烈的故事觸碰到日本社會階級分層的現狀，《無人知曉》則對單親家庭慘劇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第三度嫌疑人》在是枝裕和的創作序列中最為鋒芒外露的一部。

在影片中導演表達了他作為社會觀察者的不滿，藉助重盛朋章和三隅高司在獄中的幾番對話，在對「正義」概念的討論基礎上，繼續鋪墊其對日本司法體系，尤其是死刑制度的反思。重盛朋章逐漸迷失自己原本堅實的判斷基礎，想要贏得官司的好勝心也開始對希望更多地了解眼前這個所謂的罪犯所取代。重盛朋章的父親恰好是過去三隅高司另一樁案件的審判者，同時是一個堅定的廢除死刑者。對於重罪者來說，終身監禁比死亡來得更有震懾力。然而這一判斷到了三隅高司的情形下，幾乎失效。原因就在於，對於他這一無心求死的人來說，在監獄中生活似乎也並未有多大的困難，甚至，這是他獲得內心平靜和救贖的一種方式。審判在這樣的嫌疑人面前是無力的，三隅高司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表情，也像是對僵化體系的一種嘲諷。

在視聽上，真實與幻想場面的交錯出現，同樣營造出迷霧重重之感，甚至攪亂觀眾對於事實層面的釐清，繼而出現「三隅高司到底有沒有殺人」的困惑。然而，影片中的主角並未比觀眾清楚多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面對這樣一個猶如謎團的嫌疑人，司法體系的各方，在倉促的情況下，完成了一次取人性命的共謀。影片結尾，從法院走出的重盛朋章迎著夕陽，撫拭自己的臉龐，那動作與殺人犯在犯罪後抹去臉上的血跡如出一轍。作為是枝裕和的轉型之作，《第三度嫌疑人》打破懸疑類型片的嘗試或多或少讓觀眾感受到了解讀的困難重重。在這部以大量取證、法庭辯論和真相追查鋪陳而成的作品中，是枝裕和通過一個犯罪故事，對日本司法體系進行了反思。最後呈現在銀幕上的，並非抽絲剝繭的破案過程，而是在定罪之前，對一個假定罪犯的過往充滿不確定性的推測，以及咬定所謂真相的無比荒謬。

文| 柳鶯

本文刊載於20180410《北京青年報》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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