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清末新政的問題在於當局「太積極」 | 短史記

文史 04-13

圖：杜亞泉（1873~1933）

文 | 諶旭彬

清末最後十年，為應付內憂外患，曾啟動新政，但終究未能避開覆滅的命運。

民國學者杜亞泉親歷清末民初的大變局。他對清末新政的反思，與一般人有所不同。

杜亞泉認為，清末新政的問題，不在於當局對改革太消極，而在於他們太積極；不在於當局做得太少，而在於當局做得太多。杜解釋道：

「一國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即使社會可以自由發展其活力而已。」

簡言之，國家應該發展教育，但「不必自為教育家」；國家應該發展經濟，但「不必自營農工商之業」。

①

杜氏強調，「國運之進步」與「政府之強大」，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若不能理解二者的區別，

一味追求政府的強大

——「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干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②——

社會將失去活力，國運也會倒退。

杜氏是如此理解社會和政府之間關係的：

「若謂社會之進步，必仰政府之提攜，不如反而言之，謂政府之進步，仰社會之提攜，較為確當。」③

基於此種理念，在反省清末新政時，杜氏認為許多舉措不合時宜。

比如，郵傳部、農工商部屬於「虛設」；警察制度徒然「模擬他國」，耗費巨大，結果巡警遍布鄉村，卻「終日植立，無所事事」；新式學堂，一味孜孜於制定「繁密條例」……

這些具體意見是否合理，或可商榷。

但杜氏認為改革伊始應「立法於簡，其後可繁」，確屬真知灼見。

可惜的是，清末新政反其道而行之，啟動之初即追求「立法於繁」，以致出現官吏無從措手、百姓難以存活的窘境。

圖：1901年，清廷派醇親王出使歐洲，儀仗隊行進在上海南京路上

杜氏對晚清「地方自治」的批評也頗有見地。

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和朝野政客競相倡導「地方自治」。杜亞泉認為，「自治」是好東西，但壞在「徒慕自治之虛名，而不求實際上的利益」。中央也好，地方也罷，人才、經費均極有限，「忽增此無數之自治機關」，希望靠這些機關將學務、商務、農業、工業、……等新政辦好，本就是「不可能之事」。④

杜氏曾慨嘆，晚清各省的自治章程，所列自治項目，可謂「應有盡有，應無盡無」，「舉凡自治所可為之事，悉搜羅而並列之」⑤，既不區分緩急，也不安排先後。辦哪一件事，不辦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快辦，哪一件事緩辦，

並不依據人才、經費、收益等客觀條件，而全看對自治辦理者個人是否有利可圖。

晚清自治運動，遂因此多演變成地方紳豪的斂財盛宴。底層民眾聞「自治」二字往往大感頭疼。

（注釋：①②③杜亞泉，《減政主義》，東方雜誌第8卷第1號，1911年3月。④⑤杜亞泉，《自治之商榷》，東方雜誌第12卷第2號，19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