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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應用的作用有多大?你需要學習一下!

作戰之時,戰略規劃既定之後,需因應實際的形勢、敵情動態時時調整做法,此一「戰略之彈性應用」觀念,在《孫子兵法》中一再提到。

好謀而成

孔老夫子有一次讚美弟子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路立刻吃飛醋,問老夫子:「如果出兵打仗,要帶誰去?」

子路心想:老師如果打仗,文弱的顏淵,豈能勝任?當然是帶我去。豈知孔老夫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敬,好謀而成者也!有勇無謀,以為憑著勇力就可以和老虎打架,仗著會游泳不管水流是否湍急就游泳渡河,這種不顧危險、死而不悔的人,即使是出去打仗我都不會與他同行;我真正喜歡的弟子是:面對事情認真而謹慎,做任何事情能做周全的規劃,並且是朝成功的方面作規劃。至聖先師師「好謀而成」四個字真正點出了《孫子兵法》的的精義。

《孫子兵法·謀攻篇》提提出了「全勝」思想,強調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要達到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是「全方位的審慎規劃」,即「上兵伐謀」;而《軍爭篇》提示了攻城略地的實戰最高指導原則則為「懸權而動」。權」的本義為「秤錘」,在電子秤普及前,中國人稱物輕重的工具為「桿秤」,桿秤有一個秤錘,秤錘的正式名稱叫做「權」;桿秤秤的秤錘並不固定,視所稱之物的輕重以定秤錘的位置,即秤錘的擺置在對應所稱之物而使桿秤之桿得以平衡「權衡」之詞原出自於桿秤」。

《孫子兵法》提示實戰的最高原則「懸權而動」,這是以具象之事物闡發「落實決策規劃」之準則;以桿秤稱物時,秤錘的擺置,須視所稱物之輕重以定,藉此「權衡輕重」的實相,以闡發實戰之秘笈;作戰之時,戰略規劃既定之後,需因應實際的形勢、敵情動態時時調整做法,此一「戰略之彈性應用」觀念在《孫子兵法》中一再提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踐墨隨敵」(《地形篇》)。所謂「因敵變化」,所謂「踐墨隨敵」,是指:在既定的戰略規劃之下,須因應瞬息萬變的戰爭形勢而做相應的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所有的變化絕不可天馬行空,率性任意而行,所有的應變以落實實、貫徹既定之戰略為宗旨,此之謂「好謀而成」、「懸權而動」,精實的說法就是是「權謀」。

功蓋三分國

翻開中國正史,諸葛武侯是擔得起「權謀」二字。

《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所載之《降中對》,亦見載於正史《三國志》。當目時孔明二十七歲,「諸葛大名垂宇宙」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此《降中對》。這份針對劉備當時無立錐之地的新況所作的企劃案雖是前有所承(理念緣自漢初三傑之韓信的《漢中策》),但是,推陳出新、宏觀全局併兼籌時勢一一宏觀當時中國的自然地理形勢、政治經濟實況,割據群雄各自的籌碼,藉由對現況的深入體察所作的前瞻性規劃。此一企劃案不僅有長遠之規劃:「可圖中原」;更有階段性的目標:「成鼎足之勢」。而且在諸葛亮的縝密規划下逐步落實,形成中國正史上空前絕後的「三國鼎立」的時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是中國歷史長流中不變的律則,只是分崩離析時,或為南北、東西之對時,或為群雄割據,三國鼎立的形勢為唯一的一次,三國鼎立前後計七十餘年,詩聖杜甫以「功蓋三分國」為諸葛武侯功業的定評,千年而下,無人能置喙,無人有異議。

在劉備尚無立足地的狀況下,諸葛亮為劉備確立建功立業的方向:「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基於此一既定規劃,當赤壁之戰火光衝天之際,為曹操留一條生路;史家公認「赤壁之戰莫定天下三分的情勢」,而讓關公「華容義釋曹操」乃是在「天下三分」的既定策略下的一次「權謀。」試觀當時倘若赤壁之戰就把曹操給斃了,劉備的前途恐怕也灰飛煙滅一以劉備當時的實力豈能吞下曹操所留下的江山?所以,曹操完蛋,劉備的赤壁戰大有可能白忙一場;大好天下即便是孫權不能盡存,也是如曹操所說「當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E」的群雄割據局面孫權思將用州借給劉備?桃園三兄弟哪裡還會有機會西入巴蜀?

劉備入蜀之之後,孔明所擬之治國條例刑法順重,曾引起當地仕坤法正的不滿,希望孔明效法劉邦入關中之行事,能「寬刑省法,以慧民望」!孔明乃與法正溝通,強調「法」之施行是從嚴或從寬需權衡時、勢一一「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得,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這段話的意義是據示:賞罰只是手段,借賞罰之制幫助人民進入社會秩序,使上下有節,國泰民安。

孔明雖明刑重典以治蜀,蜀地百姓對於嚴刑峻法毫無怨言而且感恩戴德。《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終於邦域之內,成侵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唐太宗就曾萬分感佩地說,「諸葛亮理蜀十年,不放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故,卒致傾敗。」(《頁觀政要論故令》第三十二)史家每以孔明治蜀乃行法家之道,或以為孔明為法家;而清代中興名臣曾文正公對孔明的定評是「被服儒者,從容中道」,為有德業之賢聖,是醇之又醇之備者一一既是「醇儒」,為何行法?因為權衡時、勢、人、地之宜而為最確當之規劃,所謂「好謀而成」者也。

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諸葛亮向劉備提出「天下三分」的《隆中對》,至公元280年,東吳亡于于西晉,《降中對》的對策籠罩中國的政治布局達七十餘年,可謂「中國第一人謀」。請葛孔明二十七歲出茅廬,五十四歲因病於五丈原歸神,二十七年間,為落實隆中對策時時權衡,人、地、時、勢,審慎劃,鞠躬盡;孔明歸神之後,蜀漢國柞仍延續二十九年一論到「權謀」:孔明一出誰可爭鋒?

「風流」原是稱美男士丰神俊秀、儀錶不凡,於今竟成為「濫情」、「好色」之同義詞:;「權謀此「兵法」之最高境界,非上智至德之人不能達到之境,而今卻每每予人負面之印象,無怪乎老子感嘆:「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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