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是偉大的人
我們不是偉大的人
2014年9月
因為是新學期開始前的最後一個周五，就決定出去走走。很美的Good Friday，難得的是，天空非常的清澈和湛藍，坐在公車上，透過玻璃窗拍下熟悉的街道。人民公園外的蘆葦，茂盛地生長。旅行中所經歷的美好，往往都不是在我的計劃之內，而是在我最沒有想到的時候經歷的恩典。記得在馬來西亞旅行的時候，想要看一次赤道附近的日出，旅途當中滿心期盼，卻沒能有機會，直到離開的那天清晨，坐在通往吉隆坡機場的輕軌，當夜色逐漸散去，不經意間抬頭，卻看見在窗外開闊的平原上，一輪紅日漸漸升起，把天空染上淡淡的紅暈。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也是這樣，是我無法計劃，也無法預料的。當我頗為自得的時候，常常會有打擊使我謙卑下來，當我灰心失望的時候，卻常常有出人意外的恩典。
我曾經以為，只要做到一些事情，得到一些東西，我就會有平安，有安全感，我的價值就被人所承認，就像網上充斥的小廣告「新Gre考試，給你自信的力量」。然而當每一個幻想實現的時候，在短時間的興奮之後，卻是更深的幻滅感。就像追逐著前面懸著的胡蘿蔔，卻又始終追逐不到的那頭驢，期待著結局的美好，卻永遠猜不透自己的結局。公園裡的老人，閑來無事在開音樂派對，因為有小提琴，我也停下來看看。公園真是給老人們預備的地方，在一生的工作忙碌之後，當有一天腦力和體力逐漸衰微，逐漸他們需要一個地方，可以尋找一些愛好，讓自己稍微充實一點。在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很少想到自己會變老，有一天，會頭髮變白，步履蹣跚，如同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壓軸的那首讚美詩《偕我同住》中所唱的，一生的榮耀和歡樂，最終皆將暗淡轉消。學業、工作中忙忙碌碌，相信前面會更美好，到了盡頭，卻發現「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隨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一個老人，卻像是一個被欺騙了的孩子。
當然，人們也會構建自己的精神資源。老師曾給我們聽過美國作家福克納的諾貝爾文學獎領獎詞。他用沙啞而帶著濃重的南方口音的聲音，好像一個老去的勇士，說「human beings will prevail」（人類必勝）。我們是喜歡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有一位大學老師說過，人具有宗教性，我們不自覺地嚮往意義、嚮往信念，嚮往永恆。所以，我們也喜歡人文主義所構建出的那些宗教信仰一般的慷慨、勇敢，甚至是悲壯的對人、對生命的信念，給我們的生命賦予意義。然而這樣的信念是真實的，可靠的嗎？國內的著名翻譯家葉君健先生如此解讀安徒生童話：「安徒生熱愛『人』，他充滿對『人』的真、善、美的信念和追求」。初中時的我，讀到這一段，興奮不已，被一種人文主義式的信念和熱情深深打動。然而，當我對安徒生本人有更多的閱讀和了解的時候，才知道安徒生本人寫作的動機其實與此完全相反。安徒生曾寫下自己的禱告：「主啊，求你讓我寫下的每一個句子，都是為著彰顯基督。」
讀到大師這樣的自白，是很讓人困惑的，因為我們所生長的環境，讓我們對宗教既熟悉，又陌生。就像不遠處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辛亥秋保路運動紀念碑」。文字解說牌是這樣敘述的：發生在清末的保路運動，無辜市民被槍殺，而他們的死激起了群眾的情感和反抗，對後來的武昌起義有直接促進作用，也促進了後來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這是英雄慷慨的故事，但是在過分意識形態化的語言下，我們的同胞的身影模糊了，甚至沒有逝去的那些市民的名字，讓他們作為公民被紀念。他們只是在石板畫中被堆積在一起的模糊的身影，因為每一個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市民的印記被淡化在群眾英雄的大背景下，也被淡化在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偉大意義中。
紀念碑旁邊是保路運動紀念博物館，兩層的老式建築。這樣的老房子很適合做歷史博物館，走進去會聞到木質材料和文獻資料在潮濕的空氣里長年累積的歲月的味道。時間彷彿停了下來，能重新看到歷史中的人物、社會、文化的景象，他們的生、死，青春、激情和理想。對一個人來說，他的生命太短，總是在稍微對生命有一些認識之後，時間也就到了盡頭。所以歷史，尤其是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人的現代性讓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活在割裂的生活當中，以為今天的人總比過去的人進步。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真實還原了歷史，其結果卻可能讓我們大吃一驚，如同聖經上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非常有意思的是，保路運動所「保」的川漢鐵路修建款採用的是股份制集資的方式，而其中的認購之股和抽租之股是民眾出資而持有的股份。博物館保留了當時的股票和股息折的照片，大股價值每股平銀五十兩，小股價值每股平銀五兩。由此「全川六七千萬人民，不論貧富，對民辦鐵路都發生了經濟上的聯繫」。看到了四川近代史里金融的影子，甚至還有圖畫記錄下來熱熱鬧鬧的股東大會的場景。讀時任四川總督奏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的奏摺稿原本，現實經濟的訴求自然而然地跨越社群的距離，使不同階層的四川民眾都與鐵路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一起阻止鐵路不被清政府交給外國公司。總督錫良在照片上像是傳統中國文化中我們所尊重的那一類長者，在社群微微感受到風雨欲來的氣息時，做一個帶領者和應對者，直面即將來臨的危機。他的憂國憂民、敢想敢做，卻不一定帶來光明和得勝的旗幟飄揚。未來，永遠是我們既渴望又恐懼的一切。但錫良所面臨的未來，如今回首，卻只是歷史中的一個小小的片段。保路運動，在我看來，是非常生活化的，一群非常真實的曾經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人，他們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真實的經濟的訴求，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著各自不同的階層與性情，和我們一樣，在歷史面前都是脆弱和渺小的。
再往前走，會看到近代在四川繁榮的文化思潮，各樣知識分子自創的文化、社論和時政報刊將近十餘種,似乎可以想像著在成都的人們早上一手拿著豆漿,一手從報攤買過報刊的場景。也不乏來自西方的思想，或是求學歸來為報國的情感。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光緒進士宋育仁考察研究，並試圖引進西方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對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英國君主立憲制尤為認同。以吳玉章為代表的川籍日本留學生創辦《四川》雜誌，推動保路運動的熱情。他們的表情都很嚴肅，一位是年長的在歐洲遊歷的學者，一位是年少而意氣風發的少年，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有激情也有動力努力地想要為這個國家做一些事，然而歷史卻以一種他們不能左右的速度和路徑前行。他們的理想和願景恍若昨日，在變換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在比他們更強大的力量以難以想像的方式改變和塑造時代時，他們的聲音和身影漸漸地淡化和消逝了，最後留在博物館中的老照片里。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我們總是認為自己的時間還長，但直到我們被不停前進的歲月掠過，才嘆息自己的生命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還有一張照片，是昔日聞名的華西醫科大學（今四川大學醫學部）的校門，從右到左寫著「華西協和大學校，1910」，下面的說明上，寫著「教會辦學」四個大字。華西併入四川大學之後，在我高考的那一年，四川大學的宣傳冊上仍略略提過教會創辦的歷史。旁邊是主要教員的照片，第一排是五位正襟嚴肅的儒學夫子，第二排是幾位更為年輕的中國面孔，而第二排最左和第三排，是三位創辦華西的外國傳教士，包括華西校長畢啟。站在中國兩代知識分子身後，他們笑得很開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很單純的喜樂。這樣的笑容，在彼時勞苦愁煩的中國的背景下，是新奇的，帶來了我們所不了解的一種有信心和盼望的信仰。
如果真如那位老師所說的一樣，人具有宗教性，總是在追求永恆和不朽，那麼在追求的過程中，我們卻會在歷史社會真實的歷程中更深地經歷自己的脆弱和渺小。那些年輕的夢想、理想的激情、青春的無畏、慷慨和悲壯似乎都將逐漸地遠去和消逝。沒有人能使自己成為不朽和永恆，因為古人的圖畫和照片最終只是映在和他們一樣脆弱的，即將經歷生活的瑣碎、年紀的漸長和最終生命的逝去的我們的眼中。一種真實的意義，似乎不在海明威和福克納所說的英雄主義的生命激情當中，因為那也是狹隘和短暫的。腦海里閃過那些懷揣理想慷慨嚴肅的有識之士，卻突然想起給我們留下了今日優秀的華西醫學院的三位傳教士喜樂的笑容，他們不為這些問題擔心，因為他們人生的工作、價值和意義,不在於他們自己是否做了了不起的工作，而是交託在那一位更高的掌管歷史和生命的主手裡，所以就放下重擔，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路程。
我想說：「我們不是偉大的人，我們是偉大上帝的子民。（We are not great people, but we are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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