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瑪·伯格曼：上帝不存在，而魔鬼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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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十字軍騎士東征歸來，正值黑死病肆虐。他發現一座簡陋的教堂尚未荒廢，便進去懺悔。懺悔室的鐵格柵後隱約可見一個披著連帽斗篷的身影，騎士向他吐露心聲："我的冷漠使我遠離人群。我居住在一個幽靈的世界，夢想是我的牢籠。我期望上帝伸出援手，顯現他的面容，對我說話。我在黑暗中向他呼告，卻無人應答。"披斗篷的人轉過身來，露出了死神的真面目。原來，死神在騎士返鄉的途中一直緊緊跟隨著他。
現代電影里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畫面。當我觀看這部電影時，竟難以將它歸到某個類型當中，《第七封印》不僅與在它之後的現代電影大相徑庭，甚至與伯格曼本人後來的作品也不太一樣，相對而言，這部電影更像默片時代的作品。不得不承認，在觀看這部影史經典時，我感到些許不適，因為電影的畫面如此凌厲、主題如此生硬。影片的主題不是別的，正是上帝的缺席，當然，還有魔鬼的存在。
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早已不關註上帝和真理，我們只關心人類的喧囂。諷刺的是，伯格曼在這樣的時代里居然還要追問上帝的存在，這難免讓我們感到不適。事實上，除了幾部喜劇片，伯格曼所有的成熟作品都表達了他對上帝的質疑，但唯有《第七封印》將這一主題直接轉化為影像。於是我們看到影片開頭騎士與死神下象棋的那個偉大場景，以及在影片的結尾，年輕的演員示意妻子向遠處望去，他們看到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死神正引領新一批犧牲者跳著死亡之舞。
《第七封印》的背景設置在中世紀前期的歐洲，再現了鼠疫肆虐和十字軍歸來的情景。劇中的主角騎士（馬克斯·馮·西多 飾）和他的隨從（甘納爾·布耶恩施特蘭德 飾）在返鄉途中，受到死神挑釁，於是騎士給死神開出一個條件：兩人下一盤象棋，下棋的時候死神保證騎士活著，如果死神輸了，那麼他就要放過騎士。整部電影中，兩人一直在下這盤以靈魂為賭注的棋。
在趕路途中，騎士遇到喬瑟夫和他的妻子瑪麗，兩人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經過一片荒廢的農莊時，隨從撞見一個叫拉瓦爾的人正在偷取一個瘟疫死者的手鐲，而這位拉瓦爾正是多年前說服騎士參加十字軍東征的神學家。
瘟疫可以讓正常的人發狂。影片當中有一段令我難以忘懷的表演，一群苦行者列長隊經過村莊，黑衣人們扛著沉重的十字架，另外一些人則不斷鞭撻自己，以求贖罪。一位年輕姑娘因為被指控和魔鬼睡了覺而給村莊招來瘟疫，因此要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當騎士問她魔鬼的底細時，姑娘說："看我的眼睛。教士能從我的眼睛裡看到魔鬼，而士兵們連碰都不肯碰我。"騎士回答道："從你的眼睛裡，我只看到恐懼。"女孩即將被燒死時，騎士的隨從說："瞧她的眼睛，她什麼也沒看見，眼裡只有空虛。"在整部影片里，我們始終面對這樣一種可能：儘管死神作為一個超自然的形象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與他相對的上帝卻並不存在（至少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
世界電影史上有不少出道即巔峰的天才導演，但英格瑪·伯格曼卻毫無疑問是一位後天修鍊成才的大師。伯格曼出生於1918年的烏普薩拉，父親是一位信義宗牧師（信義宗又稱路德會、路德教派，基督新教的一個分支，屬於更正教之一，源自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於公元16世紀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其教義肯定"因信稱義"，即認為人是憑信心蒙恩得以稱義。），教子十分嚴厲。伯格曼戰後拍攝的最初幾部電影都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和好萊塢社會劇（social drama）的拙劣混合體，這些陳腐平庸的作品現在早已無人問津。直到1957年，《第七封印》和《野草莓》的先後上映，才標識著他開始自己的電影大師之路。這兩部影片講述的都是生命即將終結的人在旅途中尋找意義的故事。
整體來看，伯格曼作品呈弧形發展態勢。早期的伯格曼考慮的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從《第七封印》開始，中年伯格曼開始追問關於上帝和存在的大問題；步入晚年，他則回首往昔，從過去的歲月中尋找答案。即便凌厲，但和解的場面在他的影片中反覆出現。在《第七封印》中，儘管瘟疫毀滅了千家萬戶，自己的生命也即將終結，騎士仍然和喬瑟夫一家三口度過了一段溫馨的時光，他說："我會永遠記住這和平的時刻、這片暮色、這盤野草莓、這碗牛奶，以及喬瑟夫和他的笛子。"這位騎士在和死神的最後一次博弈中，通過故意打亂棋局的方式，挽救了喬瑟夫一家三口的命運，完成了他最後的壯舉。當鏡頭對準那盤空空如也的棋局時，我似乎看到了伯格曼內心深處對真理、上帝、生命、死亡以及宇宙的終極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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