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一樣的中國財政局長,為什麼死前五個兒女都不看他?
「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顧准
窮天地之法,通古今之理,成磅礴之言!
我國著名學者錢理群,曾將一本名為《顧准文集》的書同《魯迅全集》相提並論,他說:
「這是20世紀兩個『真的人』寫的『真的書』。」
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先生曾為當年不敢出版《顧准文集》而深感愧怍。
多年以後,他為此懺悔:「我是一個怯懦者......」
當外國友人追問沙葉新:
「你們中國知識分子在以往那些受迫害的日子裡,怎麼沉默無言?你們為什麼不思索、不控訴、不怒吼?你們究竟在幹什麼?」
這位著名的劇作家頓感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直到他通讀《顧准文集》,才知道「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頭顱」。
顧准?他是誰?
為什麼著名學者將他推崇到與思想巨擘同等高的地位?
為什麼出版界的大師在他的著作面前,反省人性的怯懦?
為什麼他能憑一己之力,在那個黑白顛倒、人鬼莫測的年月,替一代知識分子洗刷了身上的恥辱?
為什麼這個人能創造了兩項歷史:
中國唯一兩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中國第一位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人。
為什麼妻子鐵了心和他離婚。五個子女義無反顧的和他斷絕父子關係,臨死前都不去看他一眼?
他身上有太多的謎團等待揭開,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說這個「謎人」的真實故事......
會計奇才
1915年7月1日,顧准出生在上海陸家浜顧家灣。
小時候的顧准極有個性。
一次,老師看了他寫的詩,嗤之以鼻,批道:「狗屎、貓屎,臭不可聞!」
顧准看了批語,當眾撕毀作業本,高聲道:「既然臭不可聞,為什麼還要留它!」
頓時,全班愕然。
有如此決絕氣質的人,不是莽夫,便是奇才。
中華職業學校
顧准中學就讀於以「民主科學」為辦校宗旨的中華職業學校商科。
但僅讀一年,就因交不起學費,不得不休學。
中華職校的老師王志莘非常憐惜這位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便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同學潘序倫。
潘序倫,中國會計學之父。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20世紀初,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會計事務所——立信會計事務所。
12歲的顧准最初的工作是打雜,負責為客人端茶倒水和投遞信函。
慢慢地,潘序倫發現這個沉默寡言的小孩子不論幹什麼雜活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
不僅寫得一手好字,還懂幾句英語,於是便把刻寫蠟紙的活交給了顧准。
每天三千字,那隻握著鐵筆的小手,恭恭敬敬地在蠟紙上移動,經年累月,顧准居然可以把會計講義倒背如流,還不時發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潘序倫恍然大悟:「原來千里馬就在眼前!」
潘序倫和顧准
在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潘序倫支持下,顧準的天才得以彰顯。
16歲,走上講台,為比自己大十幾二十幾歲的學生開講會計學。
19歲,獨立編寫一部《銀行會計》,這是中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一時風靡各大院校。
投身革命
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已將民族存亡的命題擺在了青年顧准面前,
那麼,「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及那紙令中國不敗而敗的《淞滬停戰協議》,便似一把利刃,正慢慢逼近顧準的胸膛。
他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武裝自衛會」,因表現突出,被宋慶齡委任為上海市分會主席。
就在紅軍節節敗退,像鴨子一樣被蔣介石趕進無際沼澤的時候,
20歲的顧准卻堅定地站在黨旗前,舉起了拳頭,宣誓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他嚴格遵守黨的命令,沒人比他堅決,沒人比他不計得失。
當時,顧準的月薪已高達300元,而一個小學教師的工資也不會超過24元,顧准絕對稱得上「金領」。
但黨說要他辭職蟄伏,他就毫不猶豫地請辭,令潘序倫仰天長嘆:
「如遭雷轟電擊,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黨說抗日需要支持,他就出面說服上海青幫大佬杜月笙把一千件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捐獻給在前線作戰的八路軍。
黨說根據地需要你,他就辭別老母妻兒,跋涉千里,南下蘇南根據地,北上延安寶塔山......
上海灘的財神
新中國成立,顧准欣喜若狂。
年僅33歲,他便接過了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的帥印。
要知道,當時新中國三分之一的財政來源都要仰仗上海市。
而擺在顧准面前的,則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廠還在維持開工;麵粉業的產量只有內戰前的十分之一;輕工業幾乎全面癱瘓。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顧准篳路藍縷,不舍晝夜。
他工作效率驚人,最高紀錄一小時寫就70頁的講稿。
他能一邊主持財政局會議,一邊寫稅務局年報,一邊摘記別人發言,一邊還往嘴裡扒拉幾口飯。
下屬無不贊服,都說「我們的局長有三個腦袋」。
顧准沒有一點官架子,事必躬親,秘書陳新華看不下去了,主動要求幫他寫報告,顧准卻反問:
「這報告是你做還是我做?」然後繼續埋頭疾書。
作為上海市的當家「財神」,顧准手過的金錢何止千萬,但他從不給自己留一個銅板。
政府給他家分了大房子,母親看著滿屋奢華的硬木傢具,愛得擦了一遍又一遍。
而顧准硬是跪在母親面前,把傢具統統搬走。
他結合上海工商業實際,推行「自報實交,輕稅重罰」的稅收策略,大大增加了稅收。
然而中央某些領導卻不顧事實,堅稱這一做法是「為資產階級逃稅漏稅大開方便之門。」
顧准不畏強權,依然我行我素,對中央幾次三番的斥電置之不理。
儘管後來,在上海市長陳毅和陳雲的力挺下,真理打敗了謬誤,但從此顧准得罪了中央某些領導,坊間開始流傳:
顧准這個人不服用。
「大老虎」
有道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1951年,風起雲湧的「三反」運動在華夏大地上演,反什麼?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如果說「不聽領導話」算作「官僚主義」,顧准絕對是一等一的「大老虎」。
「撤銷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以觀後效!」這是最終的處分決定,顧准眩暈了......
三反運動
兩年後,顧准被調到洛陽工程局任副局長,參加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重點項目——洛陽礦山機械廠的建設。
顧准仍然保持著自己雷厲風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他見施工隊已經聚齊,但蘇聯專家的規劃方案卻遲遲不到,為了充分利用勞動力,也為了更好的運輸工程材料,顧准決定先修路。
沒想這下惹惱了教條的蘇聯專家,竟狠狠地告了他一狀。
到了冬季,洛陽市委為了突出政績,強令施工隊施工,顧准幾次諫言都被置若罔聞。
無奈之下,為了不讓民工們挨凍,顧准請求上級調撥草帘子給工房保暖。
可屋漏偏逢連陰雨,一個手下竟馬虎得將草帘子的數量多寫了一個零,造成極大浪費。
事後,顧准承擔下了全部責任,又背了一個黨內警告。
他心灰意冷,鬱郁回京。
先申請到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後調到中科院經濟所擔任研究員。
明哲保身人人都知道,孟子也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然而,一個副局長到底算「窮」還是「達」?
有些道理說得漂亮,但在實際中就難於界定。
而顧准,只是遵從自己內心的良知而行,孰是孰非不必苛責。
獨具慧眼
無官一身輕的那幾年,是顧准從一個財務專家蛻變成一位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的重要時期。
分析蘇聯的問題,他敏銳地發現:
「斯大林統治的三十年,是蘇聯鼎盛發展的三十年。但發展不能歸功於斯大林,可結果卻是發展助長了粗暴的統治。」
蘇聯三十年代的「肅反」運動
他反對毛澤東「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的論調,提出:
「資本主義已經出現新現象。我們的問題是科學地論證這些新現象,而不是深閉固拒,不加理睬。」
對於當時大行其道的計劃經濟,他寫出一篇驚世駭俗之作——《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文中,他預見性地提出中國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首次被提出,比中國大多數人意識到這一點整整提前了三十年!
與哥白尼的學說,柏拉圖的哲學一樣,顧準是那種不管他到哪兒,哪兒就有謬誤的人。
你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物的能力也是一種折磨人的能力。
它雖然了不起,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恩賜,還不如說這是一種懲罰。
豬腦的點子
顧準的懲罰來了。
1958年,顧准被打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河北贊皇縣勞動改造。
面對如火如荼卻荒唐無比的「大鍊鋼鐵」運動,顧准嘀咕道:
「什麼煉鐵?一場蠻幹罷了,不講科學!」
到了1959年,顧准又被下放河南信陽地區的商城縣勞改,從而使他見證了一場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禍。
據統計,「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約2000萬~4000萬人。
其中最慘烈的省份是河南省,非正常死亡200萬人,死亡牲畜74萬頭,荒廢土地440餘萬畝。
而在河南省,最慘的當屬信陽地區,這個曾經的「魚米之鄉」,餓死100多萬人,許多鄉村幾近絕戶。
一時間,「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顧准之所以活下來,並不是因為他幸運,而是因為他可以享受中科院職工的糧食配給。
儘管也險些餓死,但與周遭的地獄相比,勞改隊則是天堂。
他在日記里寫道:
「柳學冠家母親、弟弟同時死了,楊柔遠母親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張保修家死了人......」
「昨晚附近路上到屍二起,系工地民工.....」
「沈家畈附近一個生產隊,七十餘人死了三十多個......」
面對這等人間慘劇,顧准沒有簡單的將其歸咎於某個人的罪過,而是以其深邃的思想,入木三分地指出造成這一惡果的根源: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
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就普通個體而言,顧准反對「學雷鋒」,他告誡青年人:
「應該允許平凡人不當英雄和楷模,但必須讓他們擁有做一個普通人應得的各種權利。」
顧準的思想就是那麼深入骨髓,一經提起,就會促使人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再做一次右派
不久,中科院怕自己的人在當地被餓死,便將商城的「右派」們急調回京。
但顧準的心卻始終無法平復,他不顧黑雲壓城的政治風暴,再次撰文呼籲:
「目前在我國應大力提倡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不僅顧准,當時中科院經濟所里還有不少硬骨頭: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林里夫......
他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滲透著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沉思,歷史不應忘記他們。
1965年2月,顧准創造了一個空前絕後的記錄——中國唯一兩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在京郊周口店勞改期間,連續的高強度勞動摧毀了他的身體,全身浮腫,難以下床,顧准第一次聽到了死神的召喚。
即便如此,他還經常被紅衛兵拉出來批鬥,當眾毒打。
一次,他已被打得遍體鱗傷,但紅衛兵還嫌不過癮,抓起一塊磚頭狠狠砸向他的腦門,只聽「砰」的一聲,頓時血流如注,顧准當場昏倒。
可醒來的顧准卻仰望蒼空,一陣冷笑。
他突然想通了,自己要活下去,用餘下的生命去探究這吃人的「革命」到底從哪而來,又往哪而去?
1966年,中科院怕顧准被紅衛兵打死,將他調回所里,但不允許回家。
離婚
思家心切,顧准借回家取布票和布鞋的機會,再次走進了久違的家門。
顧準是在立信夜校認識妻子方采秀的,當年顧準是業務精湛、風趣幽默的老師,采秀是勤奮上進,善良樂觀的學生。
可這次再見妻子,他卻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只見采秀滿口的牙齒都已被打掉,面容憔悴得已不成人形。
顧准心如刀絞,不知說什麼才好。
而那個曾經對他關懷備至的妻子,此時卻冷冰冰地對他說:
「你,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
妻子的聲音已經顫抖:「我們離婚吧!」
顧准全家福
回到經濟所,顧准輾轉反側,豈能入眠?
眼前不斷閃動著妻子凄楚的面容,腦子裡不停回放著兩人相濡以沫的過往。
為了不再連累家人,顧准含淚和妻子離婚。
然而,一個月後,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一封薄薄的家書帶來一則五個子女聯合簽署的簡短聲明:
「和顧准斷絕父子關係!」
顧准翻譯的熊彼得的著作
儘管如此,顧准仍然堅持給妻子寫信,因為在他內心還抱有一絲期許,寄望在挺過漫漫寒冬後,能夠復婚;
他仍然堅持翻譯國外經濟學著作,因為他天真地幻想,以後還能用翻譯的稿費補貼子女。
此刻,他不會預料到,不久之後,自己會仰天長嘆一句:
恩斷義絕,以至如此!
因為子女們把他戶口和糧食關係轉到了經濟所,切斷了最後一絲聯繫。
此刻,他更不會預料到,他與妻子再難復婚,因為已是人鬼永隔,生死兩茫。
方采秀自殺了,喝了家中的消毒水,留遺書:
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思想成熟
妻子去世一年半後,軍宣隊才告訴他這一噩耗,但時間、地點、死因、後事一概不說。
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我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嚎......」
他買來白布,做成枕套和被套,「這一回,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生的。」
他還買來一盞有兩個綠色燈罩的雙頭檯燈,因為「坐在燈前,感覺秀就坐在我的身邊。」
從此以後,顧准也再無所懼。
當造反派把他打得鼻青臉腫,問他:「服不服?」
他怒吼:「不服!」
造反派又一頓猛烈毆打,揪著他的頭髮再問:「你到底服不服?」
他高昂著頭,輕蔑地說:「我就是不服!」
每次批鬥完,他就拍拍身上的泥土,洗洗臉上的血沫,繼續坐在那盞雙頭檯燈前做著自己的研究。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里,顧准已身染沉珂,癌細胞已從肺部擴散到全身。
而他的思想已經完全成熟,《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部輝煌巨著騰空出世。
顧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手稿
其中的觀點,即便今天讀來都覺振聾發聵:
「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藥。」
「我認為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的原因,在於他們不限制,相反還在發展批判。」
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元化評價說:
「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
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最後時刻
1974年,顧準的晚期肺癌全面爆發。
11月,病情已嚴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的地步。
此刻,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再看一眼孩子們,為此他做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讓步:
在一張寫著「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以便摘掉「右派」的帽子。
顧准簽名時,留下了備受煎熬的眼淚,他對弟子吳敬璉說:
「真是奇恥大辱啊!
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見見我的孩子們,也是想,這樣或許多少能改善一點他們的處境。」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不過如此吧。
偏偏天不遂人願,直到顧准撒手人寰,五個子女也沒有露面。
......
顧准去世5年後,他的子女們終於幡然醒悟,如今已成為各行各業的翹楚,誠如他們的懺悔:
「逝去的已不能復生,然而我們奮鬥之成果,或能在他們的靈前獻上一朵小百花。」
顧准去世20年後,凝聚著他智慧與心血的《顧准文集》也終於出版。
人們這才知道,早在50年代顧准即已首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履險犯難,奮袂而起,
他才情卓越,浩氣凜然,一蓑風雨任平生。
追求真理,義無反顧,
他似春蠶,如紅燭,替一代知識分子洗刷了身上的恥辱。
顧准雖然孤獨,但並不落寞,
感謝他照看著我們的內心,使它得以時時反省,大膽質疑,堅定前行!
顧准這個人,值得我們所有人的致敬與緬懷!
※你和自由之間,有個「幾米」
※自從得了精神病,整個人精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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