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主義如何對抗帝國主義？

最新 04-13

▲ 無產階級工人運動，圖片來源：Bing 圖片

法意導言

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兩個在二十世紀反覆變化的議題，但如今這兩者的概念在其相互的作用與變化之間顯得更為模糊。2018年2月，美國著名左翼雜誌《觀點》（view point）將目光投向了國際主義，重新思考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問題。當代的帝國主義，需要被重新定義。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對當地工人階級群體的影響應當被重視，並且他們也承認沒有一個國家的內部革命能夠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帝國主義既是國際主義的障礙又是敵人，而國際主義則是工人階級鬥爭本身的立場。通過這篇刊首語與《觀點》第六期的專題文章，《觀點》的編輯們希望能對當代帝國主義的研究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在1917年的俄羅斯，帝國主義是日常生活中一種有形的力量。壯丁被徵召入伍，糧食被徵收以供給前線，工作被戰爭所要求的供給和紀律而填滿——這些都是一戰期間大多數人們的經歷，而對政治足夠敏感的布爾什維克把這些經歷都闡述為帝國主義問題。事實上，列寧以及黨內的其他人在1917年所採取的主要政治立場，都在不同程度上基於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並因此而持有不可動搖的反對意見。正因為如此，蘇維埃才能在雙重政權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其政權的合法性，而非俄國臨時政府及其參與者。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一直強調組織士兵的重要性，並在七月流血事件、科爾尼洛夫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等事件中，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性。早在1914年，列寧就已經理解了1905年俄國革命與之前的俄日戰爭之間的聯繫，並嗅到了危機的前兆——而這並不是一個巧合。

當然，在歐洲的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早已揭示了某種字面上的「種族主義」的局限性。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級的現象，無產階級是一個普遍的階級。但是，無產階級本身也是被國家所劃分的，並因此而折射出了西歐民族資產階級誕生並統治政權的歷史。儘管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旨在協調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但共產主義革命的世界性與其自覺的民族性之間仍持續緊張。何塞·阿里科（José Aricó）寫道，「這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在正式的國際主義和事實上的、日常中的民族主義之間越來越深的裂痕。因此，無論是否有意識，儘管無產階級是具有「普遍性」的，但那些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最為集中的國家，總是被視作是工人階級普遍的歸宿：首先是英國，然後是法國，接著是德國，最後來到了俄羅斯。」

馬克思本人則開始越來越多地質疑這種帶著黑格爾歷史哲學殘餘的、思考民族性與普遍性關係的方式。他著重分析了愛爾蘭與英國的殖民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愛爾蘭和英國的階級鬥爭的影響。然而，到了1914年，第二國際中所風行的一種不加批判的實用民族主義導致了社會民主黨人廣泛合理化帝國主義暴力，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借著這種合理化，以歷史上進步的階級鬥爭為名為自己辯護：比如，支持德國的戰爭可以被認為是反對沙皇反動勢力的鬥爭，而法國與德國的對立則打出了「保衛共和國！」的口號。

即使俄國最終被認為能夠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可能性，在1917年或之前也絕不是這樣的。諷刺的是，即便是俄國的革命家們也認為他們的國家是「落後的」，而或許因此而避免了將自己可能的革命勝利錯誤地視為一種能解放全人類的、時代性的世界歷史必然性。相反，列寧之所以有能力發展其對於帝國主義的戰略性概念時，就是因為他根本不看重民族主義。並且他認為，無產階級幾乎沒有理由在與帝國主義力量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列寧將帝國主義理論化為一種源於資本集中的衝突。資本如此集中，以至於國家對其國內的壟斷資本家顯示出了難以想像的支持，甚至不惜直接發動戰爭以爭奪新市場、資源和資本輸出地。因此，一戰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資本內部的衝突產生各種危機，而這些危機使得無產階級政黨得以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換句話說，要理解帝國主義，必須考慮其對各國階級鬥爭的激化和對其形勢的影響；對工人階級而言，與支持一場源於資本，卻以工農的鮮血為代價的戰爭相比，為自己作為統治階級的失敗而歡呼顯然更有意義。即使在二月革命成功後，面對布爾什維克不可或缺的政治利益，列寧也堅持認為，「對革命失敗主義一絲一毫的讓步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是對國際主義的徹底放棄，不論這種讓步用了多麼精緻的語詞修飾，也不論這背後有多麼所謂實際的考量。」

▲ 列寧，圖片來源：Bing 圖片

一戰期間，工人運動展現了國際主義的兩種傾向，展現了其對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帝國主義特徵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第一種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基礎矛盾地成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共謀，而第二種國際主義則被邁克爾·哈特和托尼·奈格里稱之為「反民族主義」。按照他們的說法，國際主義是一個活躍大眾（active mass subject）的意志，承認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關鍵推動者，並不斷徵召數以萬計的平民入伍以發動毫無意義的戰爭。概言之，民族國家就是一種政治形式，而其中的矛盾不可能被包容，也無法被升華，只能被摧毀。國際性的團結，實際上是就是對民族國家的破壞，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全球社會。

對於第二種國際主義來說，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應該超越其類似於國家間鏈條的形式; 列寧就是這樣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恰恰是這種國際主義的薄弱之處。階級鬥爭、政治危機和國際衝突共同造成了20世紀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布爾什維克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一種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卻又不可分割的現象，由此開始考慮其對階級力量關係的實際影響，並堅持了反戰的政治立場，這在當時是較為罕見的。

▲ 國際主義，圖片來源：Bing 圖片

這兩種國際主義與帝國主義問題之間的關係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反覆變化。但令人奇怪的是，這種關係卻使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概念變得更為模糊。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本身對於世界上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復存在；那些每天都面臨飛機襲擊或軍事佔領的人們，那些因國家債務或外國制裁而受到政府壓迫的人們，那些不斷面臨戰爭的士兵們，以及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偷渡或被拘留在邊境的人們，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仍然活在帝國主義之下。但要真正重新概念化這種「主義」所存在的特殊性，並進一步提出國際主義的戰略性回應，意味著要思考：在所有這些經驗中，是什麼東西在起作用？今天的帝國主義已經不能被簡化成任何一種單一的現象（即使是類似於世界大戰規模上的現象），因為它看似無處不在，卻支離破碎。我們要如何解釋歷史使得帝國主義更為擴張，卻又同時使之更難以定義呢？

後冷戰時期無疑已經出現了一些分析、辨別、並專註於新的政經主體模式的嘗試，即使那些舊的主權和社會權力形態正處於分裂之中。一系列的歷史研究，其中不乏雄心勃勃的研究，都表明，帝國主義仍然存在並且發展良好，即使它們在闡述帝國主義的具體性質、原因和影響等方面存在差異。目前，我們可以暫時拋開這些差異，以更好地理解帝國主義的當前地位與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對任何反帝國主義觀點的展望。

首先，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儘管經過了多種多樣的重組，在「後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民族國家仍然具有持續的重要性。當今不均衡的地緣政治，多重的時間性，以及多種勞動制度，標誌著當代資本主義積累和貨幣化確實改變了國際秩序; 但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節奏和要求，許多國家的角色和範圍都已經發生變化。從反殖民運動或本土運動到國家建設進程的轉變，以及在全球反革命的過程中，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的市場一體化，展現了過去反帝國主義群體所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們對民族形式的依賴。當然，許多的這些運動都提供了對反帝國主義政治和大多數只將民族解放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墊腳石的國家的必要見解。儘管有許多後殖民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已經在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衝突，危機和暴力的情況下，被納入了資本主義集團的經濟協議和政治形式，但對南南合作的激進想像早已黯淡。當然，這種接納比托馬斯·弗里德曼所妄想的「世界是平的」更為多樣化。美國的一系列針對性技術——對伊朗和辛巴威的制裁，對古巴的禁運，針對菲律賓，土耳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團體的恐怖分子名單，以及徹底的侵略——都令我們對研究如何通過現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碎片化的歷史來追蹤資本主義規則形式的特殊性更加好奇。

來勢兇猛的右翼民族主義使得恢復一個起作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變得更為迫切。這種明確的向「右」轉變的意識形態形式是一種明顯的「所有制民族主義」，圍繞著限制性移民和貿易政策，作為對領土主權意識削弱和民族社群多元化的一種回應。任何針對這些本土主義衝動的長期作戰——尤其是當它們滲入歐洲和美國的社會民主黨或左派自由黨時——都需要加強移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繫，尤其當移民在許多方面都對帝國主義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時。在本文中，我們可以集中探討移民為共產主義政治而鬥爭所留下的的豐富的遺產和現實問題，以及流動、控制與剝奪的問題是如何在當代成為帝國主義發展的核心的。移民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官方與非官方的移民空間，仍然是一個開放調查的領域。正如艾蒂安巴拉巴爾在4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樣，「對移民的原因和影響的具體了解是理解帝國主義的雙向指導」，這一事實「使得國際主義成為工人解放運動的必要條件，而這種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這也引出了反思反帝國主義的戰術方案和戰略視野的現實必要性。近二十年之久的所謂「反恐戰爭」——不過是對一場為了中東地區人類福祉，以及針對本國穆斯林的戰爭的委婉說法——已被證明是反戰和反軍國主義活動主義最為關鍵的難題。尤其是當美國國內霸權愈加式微的情況下，美國的暴行除了直接派遣軍隊之外，還得以用其他多種形式完成。2005年，在反對入侵伊拉克的大規模基層示威運動之後，反戰運動便消退了，或者被破壞了，這是值得反思的。飛機轟炸無處不在，反叛亂行動四處瀰漫卻又欲蓋彌彰，美國代表的倍增，以及密集的金融關係帶來了美帝國的軍事衝突，而這也許是帝國主義最明顯的體現——一個不對稱但持續的存在。任何持續的反帝國主義鬥爭，都必須協調幾個戰線。最近的大規模抗議表明，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如能再現，將會以一種變化的形態出現，並與社會上其他反叛勢力密切聯繫，以擴大他們的話語和戰略範圍。對軍事化邊境安全和壓制性移民政策的有組織的強力抵制，在美國北達科他州立石保護區（Standing Rock）和其他地方的環境保護主義/反過度採掘運動，以及國際婦女罷工的倡議所帶來的新生聯盟和更為活躍的社會活動環境（與拉丁美洲對新的女權主義國際組織的呼聲相通），顯示出了通過深入底層的社會鬥爭來建立一種「流行的反帝國主義」的真正潛力，以此來連接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爭端。人們可以看到，這如何改變了全球化的目標——體現在首腦會議上主要經濟和金融機構的交鋒中，也體現在參與世界社會論壇的民間社會組織所建設的跨國聯繫之中。對跨國界協調問題應當採取的一種更為適當的方法是，必須探討政治組織如何與重要的「翻譯實踐」聯繫在一起，並認識到，即使是本土議題也常常涉及全球勞動力的共性和分歧。無產的工薪階級已經讓位於戈蘭·瑟伯恩（Goran Therborn）稱之為「平民階層」或「大眾階級」的更為多樣化的社會聯盟和聯合體，這使得階級鬥爭也發生了變化，使得對反帝國主義的動員看起來可能更像是一系列新的策略，在這種動員不斷蔓延開來的過程中，聯結急劇增長的分裂、聯合、對抗。

今天，有必要重新定位帝國主義的概念和問題。我們同意列寧的意見，即我們認識到，如果不理解帝國主義對任何當地工人階級群體的影響，就不可能有革命，甚至不可能有國家內部的革命。我們也進一步同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內部的革命能夠充分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總之，我們認為帝國主義既是國際主義的障礙又是敵人，而國際主義則是工人階級鬥爭本身的立場。因此，我們冒著簡化的風險建議，對帝國主義的當代研究，就是要把它帶入階級構成的領域。這種做法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複雜歷史和帝國主義的大眾鬥爭的否認，也並非對其的簡單重複。在第六期《觀點》中，我們反而尋求這樣一種可能性，將歷史記錄，鬥爭的遺留，以及過去和現在的干預理論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既不「支持」這裡所列舉的所有立場，也不反對那些可能沒有列舉在這裡的觀點，這一期的雜誌只不過是對美帝國內部反帝國主義的問題的羅列；我們為能夠提供這些貢獻而感到自豪，希望日後能夠作為21世紀長期思考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材料。

我們並不想誇大這種方法的系統性；事實上，這種方法並不系統，而更像是擲骰子。當我們轉移到一個看似不相關的研究時，或者當我們稍後在政治會議上討論到一個緊迫的問題時，我們都可能將一段歷史重新撿起又放下，只是因為它的重要性突然被我們發現。我們在這裡所遵循的類別並不是唯一正確的分類方式，是有其他分類方式的，而當前所收錄的主題自然也不足以填補我們當代所要求的帝國主義概念的空白。對這些主題的探討是不夠充分的：移民以及和圍繞移民的鬥爭；生態帝國主義和氣候債務；對中國和其他經濟實力和政治意義日益增長的國家的作用；對「超級開發」、不平等交換和新自由主義勞動仲裁的配置；戰爭不斷變化的屬性——常規戰爭，核戰爭，及其他；美國和歐盟將制裁視為治軍和治國的工具的行為；原始開採和其他環境威脅的影響；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持續存在和影響……以及更多尚未被涉及的話題。與往常一樣，我們希望這一期的《觀點》只是一個探討的開始。如果這些文章可以成為更多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工作的基礎，我們將會感到非常高興。如果後人能夠填補我們的缺陷，談及更多我們在這場討論中不得不擱置的東西，那麼我們的這些缺憾也就有了意義。

翻譯文章：

Viewpoint Magazine, Internationalism against Imperialism. Viewpoint Magazine, Issue 6. February 1, 2018.

網路鏈接：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8/02/01/internationalism-against-imperialism/

翻譯：陳風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