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大包干」是如何被新華社記者發現的

首發：4月13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沈祖潤（新華社安徽分社原社長）

鳳陽小崗村，如今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但當年，小崗村搞大包干是「瞞著干」的。從1978年年中到1980年中，安徽省來安縣魏郢隊的包產到組、肥西縣的山南公社的包產到戶、鳳陽縣的大包干(到組)等聯產責任制，已經名聲遠播了，而這時，小崗隊還是個「隱身者」。但從1980年年中後，小崗隊的大包干(到戶)，像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西北荒漠爆炸一樣，突然爆發出無盡威力的衝擊波，在一兩年的時間裡，輻射全國的社社隊隊，並神奇地盤活了農村經濟。

上圖為安徽鳳陽小崗村村幹部在整理有關土地流轉的協議文檔(2008年10月7日攝)；下圖為1978年冬，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約。新華社資料片

40年過去了，人們仍會發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多省、區各種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宛如群雄並起，小崗大包干(到戶)怎麼就能「兼并天下」，一下子就統一了全國的聯產責任制。鳳陽縣農民好有一比：600年前，朱元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攻滅群雄，一統天下；600年後，小崗大包干，取代各種責任制，也是「一統天下」。

時至今日，人們還會一連串發問：小崗大包干是誰發現的?是誰首先報道的?它是怎麼走向全國的?

受安徽分社委派，當年我是將鳳陽作為定點調研基地的農村記者，在農村改革初期，采寫了幾十篇關於鳳陽大包乾的內部材料和公開報道。我以一名親歷記者的名義，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要說起——

第一篇關於「鳳陽大包干」的報道

新華社1980年6月28日電　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王禮貺報道：實行「大包干」生產責任制的安徽省鳳陽縣，今年夏糧獲得豐收。全縣糧食總產量達到2億斤，比實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增產一成，比沒有實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1977年的總產增加一倍。

……

這篇報道被新華社多次收入優秀新聞作品選集，特別是1949至1999年及新華社建社70周年的優秀作品選集。這是國內第一篇由記者實地採訪寫作的關於「鳳陽大包干」的新聞報道。

1984年12月，沈祖潤（右一）在農村採訪。

1979年秋收以後，我到鳳陽縣，看到這個縣自去年9月下旬以後，近3個月未下一場雨，土地龜裂，嚴重的乾旱，為秋種小麥帶來很大困難。但是，由於實行了「大包干(到組)」，社員群眾開動一切抽水機械，男女老少還挑水造墒，結果大旱年頭比正常年景還多種小麥6萬畝。

這些小麥下種以後，在「大包干」後，冬管春鋤，施肥除蟲，搞得怎樣?夏糧收成好嗎?這些問題都惦在我心裡。到6月中下旬，我和王禮貺兩位農村記者，再次走訪了這個「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聞名全國的「討飯縣」。在普遍實行「大包干」(到組)的武店區，我們到了6個公社，社社增產，糧食總產幾乎都比沒有實行「大包干」歷史上糧食總產量最高的1977年翻了一番。在一個個打麥場，我們看到農民堆滿笑容，在完成國家徵購、超購任務和集體提留後，把一口袋一口袋小麥扛回家裡。

在場院、在農戶家裡，我們一遍遍詢問「怎麼奪得小麥豐收的?」農民們說：「『大包干』後，完成徵購、提留，都是自己的，多收一斤是一斤，幹活有勁。」「抗旱種麥，是拼了老命；田間管理，是拼了老力；買肥施肥，是拼了老底(家底)。」還有一位老農蹲在麥場上對我們說，「過去給小麥追施化肥，是亂施亂撒，現在是點穴施肥；過去鋤草是『剃刀刮鬍子』，圖表面光溜，現在是『鑷子拔豬毛』，連根拔掉。」

看到這些場景，聽到這些生動語言，我們手不停筆地記著，並連夜在招待所寫成報道。

總社播發這篇題為《實行大包干責任制，鳳陽縣大旱之年奪得豐收》的報道之後，《人民日報》6月29日頭版頭條刊登，另有多家報紙採用，在全國產生很大反響。

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報道引發了新華社及其他媒體一波波關於「鳳陽大包干」的報道潮，一波波報道潮又引發了一波又一波到鳳陽縣學習「大包干」的參觀潮。

1985年4月在農村採訪。中間戴眼鏡記錄的是沈祖潤。

參觀從1980年下半年延續到1982年上半年，參觀團隊從鳳陽鄰縣到滁縣地區各縣來，從省內到省外來，1981年參觀達到了高潮。在近兩年的時間裡，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各省、市、區都有參訪團到鳳陽縣學習大包干(到組)，主要是地(市)、縣的團隊。在參觀高潮的1981年夏收後，我和王禮貺到鳳陽縣採訪，看到進出鳳陽縣的公路上車流成龍，縣城的賓館、旅店人滿為患，有的單位會議室臨時安排住宿。我們目睹縣委大院里到相關部門聯繫參訪事宜的人絡繹不絕，縣大會堂聽介紹的一批接一批，會場場場爆滿，連過道、走廊上都擠滿了人。我們在大會堂外遇到縣長吉詔宏，他告知我們，介紹經驗的幾位同志，嗓子講啞了，眼睛熬紅了，現在只好放錄音，用擴音喇叭介紹了。

看到這種參觀盛況，我和王禮貺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我們報道的「鳳陽大包干」正在不推自廣；擔憂的是，千萬不要搞「一刀切」。為此，王禮貺還寫了「記者來信」《莫將鳳陽當昔陽》。

1990年5月，沈祖潤在農村採訪。

更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在這場「鳳陽大包干」的參觀潮中，人們最終取到並實踐的「真經」，並不是鳳陽大包干(到組)，而是小崗大包干(到戶)。這種「種瓜得豆」的「奇事」是怎麼發生的?一年多來，一直——

「瞞著干」的「小崗大包干」是怎樣走向全國的

說起「鳳陽大包干」的來歷，曾任縣委辦公室秘書的陳懷仁，當年攤開工作日記告訴我：在1979年2月中旬的一次討論生產責任制的全縣四級幹部會上，梨園公社石馬大隊黨支書金文昌說，他們那裡有幾個生產隊搞大包干，不要算賬，簡單。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七嘴八舌議論起來：大包干好!保證國家徵購，留是集體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痛快!縣委書記陳庭元抓住群眾的這句口頭語，向路過鳳陽的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彙報「群眾要求實行大包干」。王郁昭隨後向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請示。2月26日，萬里聽了彙報後說：「只要能把群眾生活搞好，就可以搞。」「鳳陽大包干」從此在全縣叫開了。那是大包干到組。

我前面介紹了「第一篇關於『鳳陽大包干』的報道」，有人可能會問，鳳陽實行大包乾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們為什麼沒報道呢?

確實，1979年鳳陽縣已有83%的生產隊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編主任張萬舒與我一起走訪了馬湖、宋集、梨園等公社，看到凡是實行大包乾的，隊隊增產，季季增產。於是我們從「適應當前幹部管理水平；聯產計酬，調動積極性；減少矛盾，增強了團結；精耕細作，促進了增產」等方面，寫了一篇內部報道《鳳陽大包干好處多》，被總社以「機密級」刊發。這是第一篇關於「鳳陽大包干」的內部報道。

那當時為什麼不搞公開報道呢?因為1979年社會對聯產責任制爭議激烈，報刊還時有批評言論。我們決定先發內部材料報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充分肯定了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縣的「大包干」(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　P275頁)。至此，這一爭議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採訪中，我們發現小崗的農民都是一家一戶在地里幹活，與其他隊幾戶在一起幹活的場景明顯不同。我們問陪同採訪的公社書記張明樓，他含糊其辭地說，可能是同組的人分散幹活或有事去了。問地里幹活的農民，他們只是笑，不答話。

其實，我們的懷疑沒有錯。比我們更早懷疑小崗「包干到戶」的是縣委書記陳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崗檢查工作，發現小崗是分戶勞動的，張明樓向他彙報：「群眾自發搞『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陳庭元村裡村外轉了一圈，說：「他們已窮『灰』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就這樣，陳庭元將「小崗大包干」保了下來。但囑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崗大包干(到戶)是由鳳陽大包干(到組)演變而來的。1978年冬，小崗隊開始也是實行大包干到組，先劃分4個作業組，幹了沒幾天，組內產生矛盾，於是各個組「發杈」，又分成8個組，每個組只有二三戶，可是沒幹幾天，又有吵架的，還是干不好。於是在一天夜裡，生產隊秘密集會，立下「生死契約」：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分田到戶。從此，一種與安徽省所有聯產責任制都不同的「小崗大包干」誕生了。

時任縣委辦公室秘書的吳庭美是土生土長的小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鄉寫了一篇《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的「小崗大包干」調查。陳庭元將這篇調查報告送給萬里。萬里看後，1980年1月24日，風塵僕僕趕到小崗隊調研。調研完臨行前，對戀戀不捨的送行群眾說，「批准你們干5年!」吳庭美是總結「小崗大包干」經驗的第一人。

幾乎與吳庭美回小崗調查同一時間，1979年末，張萬舒和我帶著小崗隊是否「包干到戶」的疑問，回到縣城，詢問縣領導，但一個個諱莫如深。

1980年12月，張萬舒從其他渠道得知「小崗大包干到戶」的信息，又重返小崗實地採訪，與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嚴宏昌、嚴立學等人促膝細談，掌握了詳盡資料。他寫了報告文學《中國，有這樣一個村莊》，刊於新華社初創的《瞭望》雜誌(1981年第2期)。張萬舒是以紀實文學手段宣傳「小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崗大包干後，1979年一年生產的糧食等於大包干前5年的總和，生產的油料等於前20年的總和，23年未向國家交售一粒糧，還吃救濟糧，而那年一下交了2.5萬斤糧食。隨著一句順口溜「千條計，萬條策，不如大包干到戶一劑葯」的傳播，「小崗大包干」成為「擋不住的誘惑」。特別是萬里對「小崗大包干」的表態，更使「小崗大包干」成為全縣學習的樣板。儘管各個公社層層落實縣委「要穩定各種聯產責任制」的要求，但農民大聲說：「不到戶，穩不住!」許多生產隊都是一夜之間就將田地分到了戶。1980年下半年，是鳳陽縣包干到戶逐漸取代包干到組的半年。到年末，全縣90%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包干到戶或者明組暗戶。

1990年10月，沈祖潤在安徽鳳陽縣農村採訪。

就在鳳陽縣大包干由組「滑」到戶的過程中，從省內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參觀潮湧進來了。這些參觀者開始都是抱著學習大包干(到組)的經驗來的，縣裡介紹的大包干做法、樣本、合同書，都是大包干到組的，但是參訪者自己到生產隊一看，發現很多是到戶的，或明組暗戶的。於是他們轉而學習大包干到戶的做法，也就是「小崗大包干」的做法。他們回去以後，也紛紛干起了包干到戶。

1981年春夏之交，河南省豫東地區對外宣稱是實行的「聯產到勞(勞動力)」責任制。安徽分社社長尤淇派我去實地調查比較一下「聯產到勞」與包干到戶的優劣。在新華社河南分社的支持下，我訪問了開封地區，重點走訪了杞縣和蘭考縣的一些生產隊，結果發現他們搞的都是大包干到戶。隊幹部告訴我，開始是搞「聯產到勞」，但田地、責任難分，一家幾個勞動力還要分開。後來去鳳陽學習了大包干(到戶)，感到還是這種方式簡單，利益直接，回來就幹了。我向尤淇同志作了彙報，他說，因是河南省的事，就不寫報道了。

後來，我在河南分社的報道中，還看到這樣一件事，1981年中秋之夜，豫東黃泛區一位飽經滄桑的老農，在朗朗月光下，擺出香案，面向北京禮拜，口中念道：「我一不求金，二不求銀，只求讓我包干到戶。」

1981年春節前夕，我曾隨著一批外地參訪者來到小崗生產隊。一踏進這個過去的「叫花子窩」，只見戶戶大囤滿，小囤尖，全隊20戶有14戶是「萬斤糧戶」。「萬斤糧戶」家裡、場上都圈了四五個大糧囤。參訪者懷疑作假，有的將手從糧囤底部插進去，摸摸下面是不是穀子；有的用腳踢糧囤外圍，聽聽聲音，判斷外圍是不是穀子；還有人順手操起一把谷耙柄，從糧囤頂部戳下去，憑感覺判斷中心是不是穀子。最後都笑著說，「不假，都是裝滿穀子的大糧囤。」有一個青年人疑雲未散，悄聲問小崗隊61歲的女社員王德蘭，「可是幹部將人家的穀子移到你家來了?」圍觀的社員都咯咯笑了：「『浮誇風』的苦頭俺們沒吃夠?還能幹這種事!」王德蘭兩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後合，說：「哪家沒有三五個糧囤，幾千斤糧食!」那個年青參訪者高聲說：「這一個個大糧囤將我頭腦里的『?』給拉直了，變成『!』啦。」應同行的上海《解放日報》的一位主編之邀，我將這次訪問寫成了一篇通訊《「?」變成了「!」》，作為「專稿」，很快被《解放日報》刊登。這是關於「小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聞報道。

1996年6月，沈祖潤採訪鳳陽縣種糧大戶陳興漢。

各地的參訪者打的是學習「鳳陽大包干」的(到組)旗號，帶回的是「小崗大包干」(到戶)的做法。隨著全省、全國各地到鳳陽參觀團隊的返回，小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傳開。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產隊已實行「小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國97%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而其中絕大部分實行的小崗式的包干到戶。

在後來的發展中，小崗村已由原來的「討飯村」變成今天的「小康村」，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相比，這裡沒有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還是一個傳統農業區。於是有人對它「吐槽」，甚至質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確性。作為一名老農村記者，我以自己的採訪經歷得出結論——

「小崗大包干」的歷史推動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社會統稱「雙包責任制」。

那麼，「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農民最後都選擇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兩位農村記者在滁縣地區進行了十多天的調研，采寫了內部材料報道《滁縣地區各種聯繫產量責任制的對比分析》。我們在採訪中得知，包產到戶有繁瑣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獎」(定畝產、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繳、超產獎勵)，還要求「五統一」(統一種植計劃，統一育種，統一使用大型農機具，統一管水放水，統一植保治蟲)。農民說，糧食稱進稱出，工分算來算去，還不是幹部算計百姓。基層幹部說，包產到戶與集體生產相比，幹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討好。而鳳陽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簡單，一聽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農民喜歡。

1998年12月18日，沈祖潤在小崗村採訪。

關於包產到戶與大包干(到戶)的區別，原任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見解。1998年，在滁縣地區紀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談會期間，時任國家政策研究部門領導的王郁昭對我這個他稱作「一條戰壕的戰友」，傾吐衷言。他說，包產到戶是在維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基礎上，對生產體制、計酬辦法的一種改良；而大包干(到戶)實際上是公有制條件下的分田單幹加雙層經營，是否定人民公社體制的一種改革。兩者有本質區別。

他對大包干(到戶)推動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作了高度評價。他說，大包干(到戶)以後，農民有了種植自主權，經營自主權，這才有了多種經營、工副業生產的大發展，有了專業戶、專業村、家庭工廠、股份制企業、專業市場這些農村新事物；農民有了土地流轉權，這才有了家庭農場、規模經營、合作經濟組織這些新現象；農民有了時間支配權，這才有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推動了城市的建設和繁榮。

1998年12月，沈祖潤與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交談。

他進而推論，如果沒有大包干(到戶)，全國都推廣包產到戶，堅持「五統一」，那麼人民公社那種體制束縛，就會將農民困在「一畝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溫飽有餘而已。關於這些表述，我曾寫過內部報道《王郁昭談大包干與包產到戶的本質區別》。

現在回過頭來看，「小崗大包干」確實是農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國改革的啟動式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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