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真相的鴉片戰爭
英國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插畫。原題：1841年8月26日，第十八皇家愛爾蘭步兵團進攻廈門炮台。其中中國人被描畫成穿條紋衣的弄臣（小丑）形象
近年來，一篇揭秘鴉片戰爭的帖子不時在網路熱傳。名稱多變，從《啼笑皆非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原來是這樣》到《13億中國人不知道的鴉片戰爭真相》，足夠唬人。
這也讓筆者想起本刊曾評介過的一位中學歷史名師的課堂，比較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給學生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是好事還是壞事，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樣的課堂討論形式新穎、大膽，一時得到許多老師推崇。但是，確乎存在「超越道德批判的歷史智慧」嗎？這樣的歷史討論課，其價值底線又在何處，恐怕還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釣魚」文法
回到那篇所謂鴉片戰爭真相的網文，熟悉「釣魚文」套路的讀者，大概很快會發現，文章擅長用詼諧的口語「生動地」描摹歷史細節，乃至歷史人物心理。所謂「戲說」，久而久之，讀者就再難注意其中傳達的價值，潛移默化。
比如，林則徐在作者筆下成了這樣：「林則徐在開戰前給英女王寫了封信……首先吹噓大清皇帝有多牛，統治天下，恩澤四方；然後誇獎英女王恭順，彷彿表揚一個藩屬國酋長；接著大談中國對英國恩惠，無非又是沒有茶葉英國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教育女王因果報應學說，講述壞人突然暴斃的實例；最後命令女王『接到此文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否則『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
正是這樣故作誇張的語氣掩蓋了事實。
19世紀英國人繪畫的林則徐肖像
一位知乎網友就翻出書信原文《諭英國國王書》仔細核對，指出了其中的竄改：林則徐的言辭既沒有蔑視英女王、教育因果報應，也沒有說過「沒有茶葉就要大便不通而死」。而作者更斷章取義，截去「我天朝君臨萬國」之後「然不忍不教而誅」「欲圖長久貿易」「共享太平之福」等語，將林則徐徹底變成了妄自尊大、毫不知禮的好戰分子。一封外交辭令成了笑談。
除此之外，幾乎通篇都充滿這樣的演繹：「當時世界範圍內吸食鴉片基本都是合法的」 「英法美大體上是講道理的」，而中國人對國際法完全無知，鴉片戰爭的爆發則是因為林則徐「給英國商人斷水斷糧」，等等。
這樣的目的是什麼呢？《天津條約》簽訂，作者就煞有介事地總結道：「綜觀兩次鴉片戰爭所簽各條約，內容其實並無什麼不平等之處，大開國門本就是與時俱進，賠款屬於國際慣例，至於理論上比較出格的軍艦入江、割讓香港、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這四條，軍艦入江只能怪清廷無能……割讓香港是因林則徐兩次給所有英國商人斷水斷糧，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領事裁判權蓋因中國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外人不能接受；至於協定關稅，就只能責怪那些敲詐勒索外商的貪官了。」
於是，兩次侵略終於變成「西方文明對中國野蠻人的一次教訓」，一大半「侵略是中國人自找的」「文明的落後，才是中國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實真是如此嗎？或者「假作真時真亦假」。從功利角度，單看這些觀點，似乎都有一點道理，正如我們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是好事還是壞事，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侵略者打開國門不是為我們帶來了革命和現代化嗎？但其奇特的邏輯正在於：一方面要求人們用（西方）自由貿易的眼光去看待鴉片貿易而完全不顧鴉片的危害，一方面則要求人們用（西方）國際法的眼光去看待戰爭的程序正義而不顧戰爭的結果。這恰恰不是超越了道德批判，而是混淆了道德底線。
1880年，由賴阿芳拍攝的鴉片煙客
英國人眼裡的鴉片戰爭
中國學生熟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對一般英國人，卻幾乎不知有鴉片戰爭存在。
「無論英國教科書、媒體和影視作品都對此鮮有提及，英國幾代人近乎喪失概念。」英國歷史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在2011年出版的《鴉片戰爭》（按：中譯本2015年出版）中寫道。
這是英國史學界第一部廣泛採用中英文原始史料寫出的鴉片戰爭專著。她希望通過此書「將英國讀者從對我國充滿鴉片的歷史的健忘症中喚醒」。
有趣的是，在該書出版前一年，2010年11月，英國首相卡梅倫攜五十名英國工商界精英訪華，還曾引發過一次關於鴉片的輿論風波。當時，英方代表為紀念一戰結束92周年，都在西裝翻領戴上罌粟花胸針，遭到中方反對，雙方相持不下。
一戰時，西歐主要戰場遍地罌粟花，令它在英國成了戰爭死難者的象徵。但對中國，罌粟則代表了曾經英帝國的侵略。
2010年，卡梅倫訪華，在北京一古廟喝茶，胸前佩戴著罌粟花胸針
事實上，英國人並非不知道這段歷史的存在，但通過功利主義解釋，選擇性遺忘了。
比如《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敘述鴉片戰爭的一個核心章節是討論條約制度的形成。認為：「英政府要求籤約只有一般性目的，即廢除納貢制……印度鴉片和外國侵略已經開始搗毀中國排他性的藩籬。取得戰爭勝利的英國人則試圖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
對於中國認為「條約是帝國主義入侵的工具」，書中還進一步辯解：「通商口岸……大大加速了中國傳統國家政體及社會制度的解體……出現了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萌芽。」具體說，英國的「意圖一方面是為維護其全球商業擴張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也是為了表現這種擴張的理想……在於為英屬印度、中國、英國本土之間的三角貿易提供保證和機會……直覺要求是為貿易（他們相信貿易有助於向一切民族傳播現代文明）尋求法制（他們感到法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四海而皆有效）的保障。」（按：引文括弧內為原文。）
雖然書中並不諱言侵略，但卻認為，「英國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力量都來自英屬印度……散商（按：即東印度公司外的所謂「自由」商人）的思想是貪得無厭和肆無忌憚的」。
對歐美而言，這樣的歷史敘事毫不奇怪，因為，即使在鴉片戰爭發動前，英國的主戰派和媒體也是這樣宣傳的。
藍詩玲說，「他們（主戰派）嘗試論證英國擁有道德的理由才與中國發生戰爭：英國需要發動戰爭，並非是為了保護從鴉片貿易中獲得的利益，而是因為中國是『傲慢的』『排外的』，需要武力迫使其向『進步』與『自由貿易』開放。」這樣的論調其實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真相」如出一轍。
即使現在，在一般英國人印象中，中國仍然「不自由、不民主、不開放、人權糟糕」，而他們則希望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逐漸國際化自己的貨幣」，否則，就將「威脅到全球經濟的平衡」（卡梅倫語）。只是，現在這種批評和目的已經無法再通過不平等條約或武力達成了。
藍詩玲頗有意味地對比了卡梅倫訪華和1789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前者代表著傳統西方強國在「中國崛起」背景下與這個東方大國外交的本質：利欲熏心而又小心翼翼，表面的熱忱暗藏了私下的提防；而後者則以英使的「被羞辱」與天朝上國的「冥頑不化」收場，埋下了中西近代史上一系列巨變與悲喜劇的種子。
1864年卡通畫中描述英國鴉片商人和中國人形象
「傲慢與偏見」
「落後」幾乎已成為我們對晚清中國的刻板印象。如那篇所謂傳播真相的網文說，中國人既不理解鴉片合法，也不懂「國際法」，「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誠然，從功利角度說，清朝統治者確實在對西方貿易和自身科技發展上扮演了一個不稱職的角色，這也是後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的背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文明本身應該為統治者的腐化及其失敗買單。
單就經濟說，正如美國史學家彭慕蘭在《大分流》中所論證的，1800年前是一個多元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遲至18世紀中葉，西歐經濟也沒有獨一無二的高效率」；甚至「17、18世紀中國的市場比西歐更接近斯密型自由競爭模式，中國勞動力的流動和土地買賣比西歐更少受制約」；只是19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後，一個占支配地位的西歐中心才有了實際意義。
而這一改變「並非來源於經濟體內部的任何優勢，而是英國特有的商業社會和文化使得其能借力於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和奴隸貿易」。美洲為西歐「提供了豐富的土地集約產品——首先是棉花，然後是木材和穀物等——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加上英國「本土煤炭資源的地理優勢、運輸便利、成本低廉」，才是英國走向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1840年繪製的南京條約簽訂油畫，運用構圖刻意突出了「中英平等」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熟知的，鴉片戰爭前，中國對西方貿易長期處於順差。這不僅因為，中國農村自給自足，對工業產品需求極少。而西方上層社會對東方茶葉及各種奢侈品的強烈需求也是根源之一。
即使在《劍橋中國晚清史》里，也不認為中國文化「落後」。「與當時西方的觀點相反，中國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謀殺犯處以斬首，殺人犯絞刑，誤殺罪需予賠償，自衛殺人則不予追究」，而「在19世紀初，在英國偷一個先令以上就要處以死刑」。（按：當時一群英國水兵酗酒作樂，毆死中國農民，引起中英治外法權爭端，是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之一。）
而認識到鴉片危害，中國實際是世界上最早討論立法禁止的國家。林則徐認為，「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建議國家直接開設戒煙院，並加強煙販治理。
但是，謀求最大利益的殖民者當然不可能遵守這些法律。藍詩玲在《鴉片戰爭》中，就一反劍橋學派囁嚅的「鴉片合法性」敘述，直接寫道：「這個富庶的世界強國，它的一大半建立在從毒品賺取的金錢上……在華南，鴉片換成白銀，白銀為英國公眾購回茶葉，因而，鴉片扭轉了英國在亞洲的貿易逆差；相應地，茶葉交易的稅收，又解決了皇家海軍的很多費用。1850年代以後，向中國出售鴉片的收入，實際上負擔了英國統治印度時期的大部分費用，並為英國在印度洋沿岸的貿易提供了白銀……還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財政收入。」
正如藍詩玲說，撰寫此書，幾乎改變了她「對中國的每一個偏見」。這些偏見正是從那時開始積累的：英國的主戰派為了辯護戰爭，極力在公共輿論中將中國魔鬼化，創造出一個狂傲又麻木的中國形象。
如當時英國禁煙團體鼓吹的種族優越論：「白種人」顯然在上，「黃種人」「黑種人」在下。鴉片在中國廣受歡迎，正是中國人這個莫名其妙的種族麻木不仁、道德低下的明證。中國人「是緊閉在黑暗中，本質上缺乏道德、耽於感官享受的民族……處於睡夢狀態」。
一方面，他們認為，鴉片危害巨大，是「撒旦手中的工具」，但同時又認為，鴉片貿易正是基督教先進文化進入中國的依據。一位傳教士甚至稱，鴉片是「上帝對不誠實種族的判決」，「鴉片走私在中國一星期造的孽，比教會一年在中國行的善還要多」。
這種「鴉片—民族」論，直到20世紀，還以燕浩、傅滿洲等虛構形象不斷出現。燕浩策劃著「一個蓄意邪惡的陰謀」，要殺光歐洲人。傅滿洲則將金髮碧眼的白種女人綁上祭壇，想藉此讓成吉思汗復活，為白種人的毀滅驚呼……而這些邪惡行為通常是由吸食鴉片引起的。（參見《鴉片戰爭》第十六章「黃禍論」）
而到現在，「中國威脅論」依然延續。在此意義上，與其說西方中心論及「衝擊—回應」模式是認知錯誤，不如說正是兩次鴉片戰爭以來，西方為入侵中國造就的輿論工具。因為，唯有「中心」，才有「威脅」，唯有「落後」，才有「回應」。
傅滿洲的經典形象。在文學描述中，傅滿洲博士被認為是中國人奸詐取巧的絕佳象徵，是經過無數代人才能出現的一種現象。他是超級天才，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完全能夠帶來一場科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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