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賽人似的漂泊與流浪，總使我暗暗為之嚮往

他知道我那時的畫兒是抽象的，近乎新表現主義的，他覺得我和這裡當時的藝術是相一致的，好心的他一天來到我的工作室，對我說：「你很有希望，將來回到紐約，我們一起，我拚命掙錢，你就玩兒命畫。」我看著他痛苦的樣子，什麼也說不出來。我自然不會當真，我對自己也全然沒有把握，又能怎樣呢？

——馬可魯《殤城》，收錄於《今天》第115期

▎殤城（節錄·一）

一

1991年8月18日凌晨一點多，格林威直村西四街臨近第六大道的性商店旁邊，幾個中國畫家在為路人畫像，旁邊聚集著一些圍觀者。燈光昏暗，時間漸晚，喧囂聲也靜了下來。在路邊畫像的畫家中有張澤平、我、張寶奇、倪軍、魏小峰、馮良鴻。性商店的旁邊是一家半地下的店鋪終年封著門，櫥窗一側便道上使我們能毫無顧忌地將畫架支起來，招攬生意。突然間，身邊有人提醒，來了很多穿制服的警察，十數個警察荷槍實彈地把我們圍了起來，人群一陣愕然。詢問之後，知道是中城的時代廣場發生了槍擊事件，有中國藝術家出事了。不多時，有人從時代廣場過來，說是上海來的畫家被一個黑人兇手槍殺了，警察局最直接的反映是派警力把幾處街頭藝術家聚集的地方保護起來。

時代廣場是我們不太情願去的地方，雖然那些年也常常出沒在那裡，廣場燈紅酒綠，車水馬龍，嘈雜無比，各色人種混雜，擁擠的街道上充斥著一種特殊的味道。那些國際觀光客衣著光鮮，翩翩如時，那些出入百老匯劇院酒店的紳士淑女，以及夜空下無數霓虹燈廣告牌上巨幅的俊男美女袒露的肌膚，音樂劇中類似西部牛仔的英雄們，對面是凱文·克蘭的內褲廣告。一座座摩天大樓反射出的七彩的高光。以及從旋轉門的背後閃出的勢利的看門人。永遠修不完的馬路上迎面橫著路障，一截粗大的煙囪將路面下供熱管道的縷縷白色蒸汽引出，這是曼哈頓特有的景觀。腳下的地鐵通風口在冬季的時候排出大量渾濁而溫暖的臭氣，每每無家可歸的人們、流浪漢、藝術家們藉此而取暖。街角橫流著小便，觀光馬車遺留的馬糞，這裡的空氣甜膩膩、臭烘烘，這裡的藝術家必須勇敢而頑強，同行之間或與非同行之間的為生意爭奪地盤的爭鬥時有發生，大動干戈，甚至驚動警察。在這裡海地的男人幾乎清一色，腋下夾著薄薄的黑色皮箱，打開來滿滿的裝的是各種電子錶與進口名假表，生意特別好，街頭遊盪的黑人攔著過路人，從口袋裡掏出假金項鏈兜售，遇到貪便宜的遊客，常常要上當的。街邊無數家賣電器與照相器材的商店幾乎都是中東人經營的，其中諱莫如深，本地人是從不踏進去的。而我們，通常是腋下夾兩把海灘摺疊椅，一隻手提畫具皮包，機動而又輕便，不少東歐、俄國的藝術家仍企圖維持他們「高貴」的歐洲血統，他們會把畫箱高高地支起，陽傘撐起，各種畫筆，連畫帶刷。其實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畫不過中國大陸來的畫家的。當他們遭受警察騷擾的時候，躲避轉移速度頗慢，費事而笨拙，而中國人的短平快優勢盡顯。

那些波多黎各的西班牙裔的窮人們通常集體行動。在街頭用紙箱摞起賭桌，用可樂瓶蓋、骰子為賭具，莊家魔術師般地挪動耍弄著幾隻可樂蓋。口中念念有詞，蠱惑圍觀者。周邊則埋伏了一些「托兒」不斷「贏錢」，而街角兩端都有望風的人。直到有遊客被騙後痛哭流涕，孤立無助。每晚這種把戲的上演都訓練有素，當望風者報知警察來了，瞬時推倒紙箱，全部人馬便立即消失，混跡在路人中，毫無蹤影。

我們和這些人一樣，急切地掙錢，焦慮地等待，熱情地拉客，小心警察的光臨，唯一不同的是人們還稱這個行當為藝術，而我們是藝術家。你可以在如此嘈雜可怕的環境中十分鐘、二十分鐘地凝視那常常是如天人般端莊、美麗、寧靜不動的美人兒。揣摩那些造物的不同群種的骨骼結構，黑瞳之後那莫測的內心。又由於被畫者的靜穆、畫者的專註，似乎能片刻抵消周遭的凡俗。

在我們身前身後游來盪去搖曳著妓女們那些粗大的、嬌小的、濃艷的、俗媚而裸露的身影。久而久之我們都認識了，見面會友好地點頭。從不會錯把對方當作獵物，就像不同戲份，不同場次的演員在幕後相遇那一刻，身在戲外的漫不經心，還原本真的嚴肅與心知肚明。

二

每當經過路邊演奏的音樂家的身旁，我總是滿懷敬意，恐有不妥地小心上前，躬身往琴盒兒里放上一枚硬幣或一兩張紙幣，我知道，我與他們一樣，我便是他們。

1988年我初到柏林時曾與一些「朋克」比鄰而居，他們居住的樓房後面便緊鄰柏林牆，這些朋克很多來自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車往往拖著廂形拖車來到此地散落在樓前空地，吃住有時就在車裡。他們居住的樓房是一座戰前的老樓，盟軍轟炸柏林的時候它竟然倖存了下來，旁邊便是舊時馬莉安娜修道院和教堂的鐘樓，她們也都在戰爭中存活了下來。作為德國的一個重要藝術機構，許多藝術家的工作室、印刷作坊也自然在裡面，那些年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興起，這裡也常常上演一出出實驗藝術劇，大多與中世紀宗教桎酷、社會、政治、心理、與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相關，血淋淋，陰森森，怪異的。

柏林市政府一度企圖拆掉「朋克」們居住的那座老樓，這激怒了「朋克」，於是許多窗戶被磚頭封起來，「朋克」們踞守在樓里樓外，整座樓變成了堡壘，西柏林的市政府說來也算仁慈，這樣一鬧便決定不拆了，且住在樓里的人多年來更沒有房租之虞。

樓的地下一層有低矮的窗戶在地面之上，那裡常常傳來喧鬧聲，我透過窗戶看到裡面燈光幽暗，人聲鼎沸，搖滾樂聲大作，男人女人肢體亂扭，五顏六色的頭髮刺向天空。黑色的摩托裝與閃亮的金屬配飾是驚世駭俗的宣言。有人熱情地向我招手，示意我進去，我雖滿懷好奇與敬意，卻不曾有勇氣參與其中。

白天陽光下又與他們遭遇，這些年輕人友好地打招呼，他們慵懶的生活方式，吉普賽人似的漂泊與流浪，總使我暗暗為之嚮往。當我在斯圖加特路遇街頭音樂家，我驚訝於他們的清純，流暢嫻熟的技巧，這些都是受過良好音樂教育的年輕人，裝束、儀錶、自然而典雅，無論長笛、黑管或小提琴、沉著流暢的演奏出古典室內樂的章節，曲曲珠聯璧合。斯圖加特皇宮附近的噴泉水池和卵石鋪就的步行街安放著古代與現代的雕塑與塑像，充滿古典與現代的交融渾然一體。

無論我在瑞典歌德堡的市中心，在斯圖加特皇宮周圍幾個世紀的華美建築中穿行，或是哥本哈根市內的運河碼頭，我都會駐足於這些街頭藝術家的面前，並為之迷戀。當我在海爾辛格棲憩的短短三個半月里，每逢周末，我便會乘火車去哥本哈根，徘徊、徜徉在丹麥皇宮的護城河邊，在運河邊安徒生的故居外面流連，享受北歐的陽光，耳邊傳來街頭歌手粗啞的歌喉。

唯有紐約，唯有紐約不同於所有這些城市，當我動身前往這座城市前，是萬萬不可能理解的。

在海爾辛格人民大學時候，我的英文與文學藝術的教師是理查德，他是英國人，但久居澳大利亞。他思想「左傾」，是澳大利亞土著人權利益的捍衛者。當談起澳大利亞的土著，他對土著文化的同情使他對澳大利亞的白人政府有著20世紀六十年代青年人的憤怒。當澳大利亞慶祝建國二百周年之際，在海爾辛格安詳寧靜的小鎮上，他組織了一批學生上街遊行，我仍記得那天他神情嚴肅，認真而詭秘。他顯然不是個成功的作家，但他小說中的情節充滿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文學的詭秘與邏輯推理。

他在文學課上教授講解鮑勃·迪倫的歌曲，其中一首長長的歌曲叫《朋友》，它有詩體的歌詞，以我淺顯的英文水平，竟然也被感動得無以復加，我記得他事後對我說「我知道你是懂他的，我感覺得到」。自此之後，他常常喚我去他的寓所喝酒，用不多的英語交談。他特地給我使用印製著代表他貴族家族姓氏的超大啤酒杯，他洗過澡，披著睡袍，我們圍坐在壁爐旁，這時他常會電話叫來一名中年婦女，在等待客人的時候，他會文雅地修飾梳理他那紳士般的絡腮鬍須，他目光炯炯，極為神經質，當他得知他在英格蘭的弟弟遇害身亡之後，沮喪悲哀，竟割腕未遂。

我們一起去哥本哈根，他說要帶我去看看資本主義的另外一面。我們去了博物館，那裡正好有文森特·凡·高、保羅·高庚的展覽，我們沿著哥本哈根古老的市區散步，一起瀏覽那些波西米亞聚集的地方。他說哥本哈根有個自由城，那裡人們可以自由地使用毒品，大麻無疑是完全合法的。光顧那裡的癮君子多是教授、工程師、和大學生、知識分子當然還有那些「朋克」。

我們在火車站附近選擇了一家小小的上空酒吧，一進門，他便向櫃檯邊的兩位女侍者介紹「他叫Ma kelu，是從紅色中國來的」。我上他課的第一天，他曾對全班的各國同學說：「這裡是丹麥，在這裡人們永遠隨身攜帶的一件東西是這個。」說著他便發給全班每一個人一個精巧的啤酒開瓶器。

此時我眼前出現一個怪異的場景，理查德還是一派的英國紳士，我依然傻呵呵地著一身牛仔服，而吧台後面的兩位女侍者下身穿著短裙，上身則完全袒露，兩人的乳房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晃來晃去。我稍覺怪異卻也無甚不適。理查德逢人就會說到我要到美國去，似乎是他要到美國去。我傾聽他們交談，也加入了他們隨後的話題。兩位女侍者都是在讀的大學生。他們的話題充滿了對歐洲與新大陸之間的社會、文化的比較，理查德總會說到文學、藝術與詩歌，而眼前這兩位女侍者，對這些嚴肅話題也有著深刻的見解。

丹麥的啤酒很濃很濃，我們都喝了很多，由於談話語言的漸感艱澀，我聽他們的談話頗感吃力，緊靠裡面的一間房沒人，光線暗暗的，卻傳來一聲聲鞭撻的聲音，我踱步過去，進到那間屋裡，牆角一隻黑白電視機正放著兩個女同性戀者施虐與受虐的場景。兩人都穿著深色比基尼，一女執鞭一女匍匐，似乎享受著被鞭撻的快感。我生平第一次見此場景，除去不解與好奇，一陣生理厭惡。幾分鐘後我回到吧台前。我們與兩位女侍者僅兩三步之隔，我驚訝他們的默契，超自然地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並無輕佻，她們與理查德嚴肅而悄聲地交談。

不記得我們坐了多久，我醉了，只記得理查德把我塞進了計程車，我告訴司機地址，他付了錢，待司機叫醒我，已到了哥本哈根大學的學生宿舍。我有朋友在那裡，我有鑰匙。每當周末我便可以住在這裡。

在我離開丹麥之前，一群日本同學為我單獨舉辦了一場晚會。三個女生，四個男生，他們的友好著實使我感動。理查德又在和平學的課堂上，向全班同學宣布：「Ma kelu要去紐約了！」他反覆強調「紐約」似乎是要送我去前線作戰。在他割腕未遂那天，我和幾位同學老師攔阻、簇擁著他，他臉上露出我從未見過的沮喪，他交給我一件純羊毛毛衣，語重心長，一語雙關地說：「Take it with you, the New York is cold ！」我接過毛衣，一件很漂亮的毛衣，他對我解釋說毛衣的圖案是英國的勞工畫家勞瑞的一幅油畫，我接過毛衣那一刻，心中一片茫然。

三

我、魏小峰、艾未未一同乘坐地鐵，來到了哈萊姆區（Harlem），未未幾乎從不會來到這裡的，他聲稱：「曼哈頓的十七街一下可以找到全世界的服務，足以處理生活中所有的事務。」當我們剛剛從地鐵站鑽出地面，未未警覺地提醒我們說「你看，這就是哈萊姆區」，眼前一位年輕人跑過的身影，緊跟著，一個黑人男子追趕著、叫喊著、手中揮著一把割紙箱用的刀子，二人飛似地跑過，消失在黑暗中。

我們來到131街，林琳的寓所。這是一套幾家合用的公寓。房子極其便宜，才百多元一套，幾家一分攤每家月租不過幾十元。這一帶的居民多為黑人，也有許多其他少數族裔的窮人。樓房牆皮油漆剝落，污跡斑斑，樓道燈光昏暗，當我們走進他們居住的房間，才意識到這裡人們生存狀況的擁擠、狹窄。林琳夫婦的房間僅能容身，僅能放一張單人床，床頭上方的書架堆滿了書，很有一些重量極的書，最大的客廳被作為合用的工作室，地板隆起，裂開縫隙。林琳面目清朗，來自上海，從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從我們僅有的一兩次短暫的會面，我對他充滿敬意，且有好感。他與他的好友、同是來自上海的藝術家趙穗康和張建軍一起就讀於位於曼哈頓二十三街的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在美國學藝術是很奢侈的，學費不便宜，而他們需要用街頭畫像或打工的錢來支付學費，完成學業，我能想像其中的艱難。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通常代表著紐約藝術動向的最新的潮流與趨勢，而那個年代，正好是新表現主義的尾聲，紐約新繪畫的領軍人物是朱利安·施納貝爾、巴斯奎特、大衛·薩利、羅伯特·朗戈、辛迪·沙曼等一批八十年代起來的年輕人。後現代主義思潮方興未艾。林琳的作品能使我想起巴斯奎特與朱利安·施納貝爾，我能窺見他的熱情與野心，畫面上嵌著一塊塊一尺左右長一段的橡膠輪胎，每幅畫成為厚重的立體畫面，似乎毫不透明的工業油漆，淋淋洒洒的覆蓋了整個畫面，從中我能感覺到哈萊姆區、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那些到處廢墟般的街道，街道上到處尋得到廢棄的汽車殘骸與車輪輪胎。寂寥的街道上行走的一臉冷漠的黝黑人體散發出的濃濃的非洲香料與薰衣草的混合氣味，一些失業無助的人們聚集在街頭。不遠一家修車行的隔壁上滿是描繪黑人生活的顏色濃郁線條粗獷的塗鴉與壁畫，車行門板洞開，空蕩而幽深，庫房的盡頭傳出黑人男性的爵士與布魯斯音樂嘶啞而哀怨的吼叫，我聽不出那是B.B.King還是邁爾·戴衛斯。

四

坐落在緬因州的斯古海根繪畫雕塑學校是一個全美知名的藝術基金會，一個六十多年來囊括眾多現代藝術史上重要藝術家、藝術界人士及美國政界參與其中的藝術組織，每年夏天的三個月，集中六十四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藝術家，五名駐校老師及他們的家屬，眾多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通常還會有過去幾屆的同學志願做義工——他們都留戀這裡，願意再回到這裡。此外，還會邀請為數可觀的重要藝術家、學者們前來講座。學校的工作室錯落在山坡上，通常以藝術家名字命名的是藝術家或基金會捐蓋的，學校有雕塑藝術家工作室與作坊，有各種機械工具，有濕壁畫工作室，九十年代又增加了電腦及數字設備供做多媒體藝術的藝術家使用，學校還有一座擁有兩萬多冊畫冊書籍的圖書館，坐落在一座小池塘邊。平日的晚間，是無盡的晚會與篝火，是藝術家的世外桃源。

斯古海根學校合影

這一屆的駐校藝術家分別是：約翰·沃克、馬哲瑞·佩特諾、威廉王、朱迪·瑞夫卡、詹姆斯·克拉克，前來講座的藝術家有：李昂·高伯、泰瑞·溫特、黑人畫家賈克伯·勞倫斯，還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東方藝術的教授專家，記得他演講的大意是西方現代藝術的衰落與精神危機，他聲稱中國古代藝術的高度精神性能挽救西方藝術精神性的缺失，這自然會引起一片嘩然。在他演講過程中播放幻燈片時，我注意到有幾幅作品放倒了，約翰鼓動我站起來指出錯誤，只見老教授一陣慌亂，幾次眼鏡滑落到鼻樑下方的鼻翳上。

初到斯古海根的時候，一切都是懵然無知的，對於學校的日程安排與活動內容的了解也毫不清晰。這一切當然源於語言的欠缺，剛到美國不久，適應美式英語的聽力也確實需要一段時間。

我被分配到一間四人合住的房間，一座臨近水邊的兩層木屋，我們住樓上，樓下是客廳與眾人活動的空間。很快的，宿舍已雜亂無章，幾乎無從落腳，美國年輕人的散漫使我吃驚。我開始不適應，向學校提出，找到教導處提出請求，我要求有一個安靜的住處，學校的慷慨出乎我意料。我被調整到緊挨湖邊的另一座木屋，三張木床，但整個房間只我一人，木屋坐落在稍稍縱深的林中，推開木門，前面一個小小平台，木欄引導一直到湖邊。我喜歡這個地方，清晨周遭靜寂，只有鳥的鳴叫。我立即把錄音機擺在床頭桌上，整整齊齊地將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馬勒、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西貝柳斯、格里格的音樂磁帶碼放在一起。

工作室距離我的住所大約需二十分鐘的步行，每天從湖邊往山上走要路過圖書館、紅房子工作室、凡·高工作室、講座大廳與雕塑作坊，還有兩大排工作室；一個叫長工作室，一個叫德·孔寧工作室，那是德·孔寧捐資建造的。一排約七八間，每間並不大，但都有天窗光線明亮。前面是寬寬的木廊。四周被樹林圍繞，眺望緬因州層層起伏的山巒，其間奶牛三三兩兩放養在山坡上，景色絕佳。當我把一塊塊大畫布直接釘到牆上塗上底料後，接下來的時間大多在圖書館，在那裡我竟然找到我們剛剛結束的紐約-北京紙上作品展的畫冊。

馬可魯william King & Conney Fox ，1990

與我一同來到這裡的還有一位中央美院的藝術家，出國前在學校任教，畢業於民間美術系，但他畫油畫，深受原始主義藝術的影響，畫得很可愛。他剛剛從國內過來，英語聽不大懂，一次在和一位黑人藝術家的交談中，那個黑人藝術家教導他：在美國，凡是聽不懂的時候一定要說「NO」，別說「YES」，可能他每每聽不懂英語的同時總要笑容可掬地對所有人回答「YES」。

他的畫兒畫得很快，有著非常多的主意。畫中的符號與形象，從生物界的飛蟲走獸到熱帶叢林的灌木植物，以及變形稚拙的人形，使我總想起原始主義盧梭，而本尚的夫人很賞識他，說要和他談談，他很興奮。他見異思遷，那陣子畫風一天一變，一周之內牆上的畫兒變了七個樣子，自己也很為這種無所適從而苦惱。周圍的美國畫家被搞糊塗了，便來問我「他在幹什麼？」他這種狀態我既理解也很同情，他很瘦小，深度眼鏡後面的目光不安而又焦躁。他知道我那時的畫兒是抽象的，近乎新表現主義的，他覺得我和這裡當時的藝術是相一致的，好心的他一天來到我的工作室，對我說：「你很有希望，將來回到紐約，我們一起，我拚命掙錢，你就玩兒命畫。」我看著他痛苦的樣子，什麼也說不出來。我自然不會當真，我對自己也全然沒有把握，又能怎樣呢？(我這裡還要說的是，若干年後我們一同回到紐約，我們一同在街上畫像，他笑容可掬，人看上去心情好多了，也放鬆多了，我們依然談著藝術的理想。)

這裡三個月的學費那時是3700美金，我的獎學金是2000美金，學校安排人700美金收藏了我一幅畫兒，我仍需交1000美金，我沒什麼錢了，決定放棄。我找到學校在紐約的辦公室告訴他們我沒有1000美金，得到的答覆是非常善意的：「我們喜歡你的作品，你應該到這裡來，我們再資助你1000美金。」我便再沒有了拒絕的理由。但另外一個理由我卻沒有說，那年六月國內發生的事件。直接影響到我們在這裡的每一個人，我一直無法從中解脫出來，繪畫也似乎失去了動力與意義，我停止了繪畫，心裡充滿失望與憂慮。（待續）

作者：馬可魯，旅美藝術家，1954年生於上海, 1960年隨父親移居北京，無名畫會主要成員之一。1988年到達紐約，次年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帝國學院藝術系，隨後定居於此，2006年遷回北京。

題圖：馬可魯1994年在北大湖邊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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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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