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唐音塞上來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93歲的霍松林，清晰地記得年幼時父親教給他的第一首詩。

「一首詩把從一到十的數字巧妙地組織在詩句中，有景有情，好認易記，平仄也合律。」在幼年的霍松林看來，這不止有趣，甚至神奇。

就是從這裡開始，他走進了詩歌，走進了文學，並與之相伴一生。

幽幽終南，雁塔之畔，在其書房唐音閣中，記者有幸見到了這位文學界泰斗，他眉發銀白，目光深遠，仿若挾古風而來。

回顧這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霍松林說：「我這一輩子很簡單，就是圍繞文學，做了讀書、教書、寫書三件事情。」

讀書，涉獵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美學、詩學、詞學、曲學以及文學理論批評史等多門學科。

教書，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70餘載，培育本科生數以千計，博士生70餘人，聆聽其報告會者，更是不計其數。

寫書，撰寫了文學理論專著《文藝學概論》，被譽為我國新時期文藝理論的奠基之作。出版學術著作30部，詩詞集3部，隨筆集兩部，主編書籍40多部，發表論文、散文近200篇。

一生只做三件事，他把每一件都做到了極致。

文學相伴 痴迷一生

霍松林的父親霍眾特熟讀儒家經典，16歲即中秀才，雖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卻生逢亂世，嘆壯志未酬，所以一直希望霍松林能夠「學而優則仕」。

1945年，霍松林考大學時，除了報考自己嚮往的中央大學中文系，同時遵從父親的意願，報考了政治大學法政系，誰知都被錄取，且都名列榜首。

對於一向聽從父親的霍松林而言，這是個艱難的選擇。最終割捨不下對文學的情結，霍松林選擇了中央大學，而大度的父親也選擇支持霍松林的決定。

事實上，霍松林對文學的情結，恰恰來自父親。

1921年，霍松林出生後，霍眾特喜歡其天資聰穎，便將希望寄予這個最小的孩子身上。

兩歲始認字，熟讀「四書」、「五經」等古文典籍。三歲練書法，練身姿，看帖臨帖，執筆運筆，十餘歲，即為眾鄰里寫春聯。

六七歲學作詩作文，調平仄，查韻書，從五古、七古、雜言體到律詩，十二歲便可成詩。

至十二歲，霍眾特自認一身「功夫」已盡數傳給兒子，便到處打聽天水最好的學校。到學校後，霍松林對書痴迷的天性展露無遺。

在天水中學讀初中時，正值抗戰初期，淪陷區的文化人和失學青年來天水，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把珍藏的好書廉價出售。霍松林如魚得水，從「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到外國文學作品，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買，把為《隴南日報》寫專欄領到的稿費，統統用來買書。與此同時，由於家境清寒，交不起學生食堂的伙食費，霍松林只能從離校80里外的家中背米面、木柴來，自己燒飯吃。

霍松林在天水讀中學時

這段清貧的時光卻是霍松林最為懷念的一段時光。天水中學的前身是隴南書院，圖書館藏書可觀，但閱者甚少。在這裡，霍松林遍覽館藏，讀至興起，便輕聲吟誦，恍若空谷之音。

至1945年上中央大學中文系，霍松林的讀書環境得到了質的飛躍。

胡小石講《楚辭》，朱東潤講中國文學史，羅根澤講中國文學批評史，伍俶儻講《文心雕龍》，呂叔湘講歐洲文藝思潮，汪辟疆講目錄學……在大師級教授的熏陶下，霍松林在文學的海洋中恣意馳騁，對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哲學、美學、詩學、詞學、曲學以及文學理論批評史等刻苦鑽研，全面了解了詩、詞、曲學。

讀書學習之事，在霍松林看來，是有秘訣的。「我讀初中時，父親給我一本講治學方法的書，叫《先正讀書訣》，其中有這麼幾點：一是既要精讀，又要博覽；二是讀書、閱世、作文相輔而行；三是循序漸進、持之以恆。這幾點，我至今認為都是有規律性的東西，不容忽視。」霍松林說，「以第一點為例，做學問要建立根據地，不先建立根據地，即使打了許多勝仗，仍無安身立命之處。精讀便是建立根據地，同時必須輔之以博覽，四面出擊。」

對於當今人們將中小學生語文水平偏低歸咎於「死記硬背」，霍松林極不認同。「記和背是需要的，關鍵是記什麼、背什麼。通讀、背誦重要的古籍和詩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實最巧，巧在用力省而收效大，既提高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擴大了知識面，研究、寫作、記憶和藝術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養。」

對文學知識的渴求貫穿了霍松林的一生。如今，在霍松林家中三面書櫥環繞的書房——唐音閣里，仍是書香四溢、卷帙高壘。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經過近一個世紀的不懈求索，在文學的時空里，霍松林已然來去自如。

馳騁文場 闢土開疆

天水師專中文系總支書記李宇林對老師霍松林的一個比喻記憶猶新。「霍先生曾打比方說，如果貨架上只有幾樣貨，不管你選用什麼方法，怎麼左擺右放，也還是那幾樣貨。只有貨多貨好，再分門別類，講究擺法才能擺出名堂，才能琳琅滿目。」

正是因為博聞強記，積累了大量的「存貨」，並不斷開拓創新，霍松林在文學界的成就才得以琳琅滿目，流光溢彩。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而高校中文學科也是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當時，高校文科要求多開新課，用新觀點教學，但並無統一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更無新的教材和教學大綱，連新的參考書也幾乎為零。

1951年，霍松林應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之聘，到該校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在其接手的三門新課中，有一門文藝學，面對無教材、無大綱的一窮二白之境，霍松林感覺「難於上青天」。

然而，在文學的世界裡，霍松林一向迎難而上。他一頭扎進了書堆里，從頭搜集和閱讀有關資料，力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問題，擬出提綱，編寫講稿。

文藝的特質、作品的構成、文學的種類和創作方法……霍松林別類分門，條分縷析。

在編寫的過程中，霍松林評析過往，也直面現實難題。以「題材的看法」為例，建國後，文學界流行「題材無差別論」和「題材決定論」兩種對立但都頗有影響的觀點，霍松林深思熟慮，先舉出中國古典詩歌的幾個高峰期都是題材多樣化的事實，說明「文藝題材的多樣化，是文藝繁榮的標誌」；接著舉孔子、劉勰等人的有關言論，證實題材多樣化的必要性；進而以杜甫等作家的創作實際為例，指出「肯定題材的多樣性，並不等於主張題材無差別」。同時指出「題材只對主題有一定的制約性，不能完全決定作品的成敗」，「題材決定論」也是錯誤的。

在講義的編寫過程中，如此論證的過程不勝枚舉。每次論證，無不需要查閱大量的典籍資料，而成稿之後，又反覆增刪修改。兩度春秋，40萬字，1953年，《文藝學概論》終於脫稿，當年即被選為全國交流教材，後又被選為函授教材。

文藝理論家、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藝理論研究述評》中以自身體驗指出：「《文藝學概論》不僅開了建國以後國人自己著述系統的文學理論教科書的風氣之先，而且發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講義與函授教材流傳，影響及於全國，大學師生、文藝工作者與文藝愛好者，不少人就曾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啟發。」

在文學界，人們普遍認為，《文藝學概論》是解放後我國最早出版的一部新型文學理論專著，奠定了我國新時期文藝理論的基礎。

在70餘年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生涯中，霍松林遊走於諸多文學領域，著書立說，腳步從未停歇。尤其是「文革」平反之後，他重新回到學校，雖已年近六旬，但他的學術生涯彷彿重新綻放出蓬勃的生命力，《唐宋詩文鑒賞舉隅》、《文藝散論》、《白居易詩譯析》、《西廂述評》……大量唐宋文學和文藝理論研究專著源源不斷，都被認為是這些領域的「開山之作」。

霍松林的研究貫通整部文學史，以文藝理論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冠名，但在他的內心，「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的韻律讓他最難以忘懷，因而，詩歌的創作，貫穿了他的一生。

從1937年抗戰爆發作《盧溝橋戰歌》，到為久旱而愁作詩《苦旱》，到赴南京求學作詞《夢歸》，再到改革開放後的《贊神九勝利歸來》、《迎香港回歸》……僅《霍松林詩詞集》一部，就達13卷之多，收錄了其1200多首詩詞，

中華詩詞協會顧問張勃興感慨地說：「松林以詩詞記錄了自己一生的心路歷程。舉凡國家興亡，民族奮戰，人民憂患，師友交遊，人生際遇，凡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無不記之以吟。其題材之豐富，寓意之深邃，行蹤之悠遠，容量之宏大，藝術之高超都令人感嘆。」

霍松林始終沒有停下創新的步伐，題材可以新，角度可以新，語言可以新。他還提倡詩詞革新，用新聲新韻創作了《金婚謝妻》和《八十述懷》27首七律，被詩詞界公認是「新聲新韻的奠基之作，在中華詩史上有劃時代意義」；他書法沉雄遒勁，自成一體，為書林所重……

無論是文藝理論研究，還是詩歌、書法，終其一生，霍松林信守「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在求真求是的前提下力求探奧抉微，別開生面，由此馳騁文場，不斷闢土開疆。

得育英才 君子之樂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樂」，「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其中一樂。

霍松林任教70餘載，教過小學、中學、大學，教過碩士、博士、博士後，還指導過進修教師和訪問學者，他說，「確實品嘗到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無窮樂趣。」

許多人都對恢復高考後霍松林開報告會講學時的盛況記憶猶新。「不僅本校的學生湧向大禮堂，而且附近院校的學生也紛紛趕來，大禮堂座無虛席，連走道里、窗戶旁都擠滿了人，甚至禮堂外的路上，也站著許多學生。」陝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弓保安說。

因為學貫古今，霍松林講課引經據典，信手拈來。一旦吟誦起某篇詩文，常常帶著手勢，神采飛揚，帶著西北口音的朗誦抑揚頓挫、節奏分明，整個人仿若沉浸在詩的意境之中，整個課堂也變得詩情四溢。

「一首短短的絕句或令曲，一經他點撥，也立即顯得有聲有色、有情有味。」西安聯大中文系主任師長泰回憶，「把聽他講課的筆記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

有意思的是，被感染得異常興奮的青年學生們，課後常常喜歡模仿先生講課的語調。有一次課後，一位寶雞來的學生模仿霍松林講「古、典、文學」幾個字時一板一眼的語氣和情態，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直樂，霍松林也不以為意。因為師生談詩論文、賞奇析疑，讓他樂在其中。

這樣的情景似曾相識。

在中央大學師從汪辟疆、胡小石、陳匪石等人時，霍松林常常在課堂上與老師們談詩論藝，課餘伴師出遊，作詩相和，其樂融融。而今時空流轉，衣缽相傳。霍松林很多教學理念，就來自他當年的老師們。

先後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汪辟疆和胡小石均強調，中文系學生不僅要有深厚的文學修養，也要有高水平的詩、文、詞、曲創作；不僅要有高尚品德，也要有精深的學術研究和高質量的學術著作。

霍松林同樣這樣要求自己的學生。

為本科生講古代文學時，霍松林要求背誦一定數量的詩文名篇、精讀古典名著。在學生們的記憶中，霍先生講古文、詩、詞，根本不看本子。講起《三國演義》、《紅樓夢》等長篇小說，常常將四五個人物的對話結合表情一一複述，一字不差。有這樣的老師，學生們也紛紛以背誦大量經典為傲。

對研究生的培養，霍松林有八字箴言：「品學兼優、知能合一」。對「知」，既要求「博」，又要求「精」，而所謂「能」，則指能力、創造力，可分為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學以致用三個層面。「搞古典文學研究的人，應該搞一點創作，至少要有一點創作經驗、創作甘苦，才能較深刻地理解作品。」霍松林說。

霍松林認為，指導博士做學位論文，可以幫助學生同時得到「知」、「能」兩方面的提高。霍松林將其分為「三步走」：一是確定研究範圍後，放眼古今中外，博覽精研，充分佔有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料和他人所未及的資料；二是釐清研究範圍所涉的研究史，以力避重複、力求創新，運用唯物辯證觀點梳理資料，形成論題；三是圍繞論題，進一步博覽精研，選好角度，論從史出，考論結合，提要鉤玄，探微抉秘。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用「三步走」的「戰術」，霍松林先後培養了70餘名博士，每一個學生的博士論文，無不經他提出意見、反覆修改，凡內容單薄、缺乏新意者，不能參加答辯。

關係到學生「出口」的質量，霍松林要求十分嚴格，「有時竟似不太近人情」，但結果是，所有學生的博士論文均高質量通過，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為高校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他的博士們均自稱「霍門弟子」，在學生們自製的「霍門弟子」通訊錄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孫明君、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鄧小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尚永亮……

「高歌盛世情猶熱，廣育英才志愈堅。假我韶光數十載，更將碩果獻堯天。」

2001年，霍松林80壽辰時，曾做這首《八十述懷》，滿溢育才的豪情和對講台的不舍。

性情之人 赤子之心

或許是詩書浸潤了傲骨，霍松林在自己堅持的事情上，即便面對壓力，也從不願讓步，用他的話說，便是「不怕得罪人」。

少年時考天水高中，霍松林因初中三年成績突出而免試直升高中，但訓導員多次「訓」其「讀書太雜、思想不純」，霍松林因此與之爭吵，並不願檢討，學校最後貼出了「侮慢師長，不堪造就，開除學籍，以儆效尤」的布告。

誰知後來竟因禍得福，霍松林考上了教育部在天水辦的國立第五中學，不僅免交飯錢，更得以遇上許多從西南聯大畢業後來教書的老師。

至於學術研究、立論著文，霍松林更認為，必須求真求是、新見迭出，決不隨波逐流，要刻苦鑽研，更要敢冒風險。因為這樣的執著，他也受到了極大的牽連。

1958年開始，霍松林就因他曾經出版的《文藝學概論》受到衝擊，在反對「厚古薄今」運動中，霍松林從不承認有罪，而且辯若懸河，直至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文革」之初，霍松林又因曾發表《試論形象思維》一文，被《紅旗》雜誌點名批判，扣上了「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思潮提供了理論基礎」的帽子。抄家、遊街、挨斗、掃馬路、掃廁所，到最後關牛棚、勞動改造，其間幾次因哮喘病發作昏迷，到醫院打強心針才被救醒。

與此同時，夫人胡主佑及孩子均被株連，下放達十年之久。

然而，十年的「蹲牛棚」，也沒能改變霍松林的學術個性。平反之後，儘管當時的學術氣候尚是春寒料峭，不少人噤若寒蟬，但他義無反顧，以「前度劉郎今又來」的氣概寫了《再論形象思維》。而今天，形象思維已然是我們關於文學的基本認識了。

這樣的情操，大概只能用早年霍松林寫給胡主佑的一句詩來概括：「浩氣由來塞天地，高標那許混風塵。」

而在現實生活中，霍松林卻全無「浩氣」，對家鄉、對學校、對學生、對家人，全然一顆赤誠之心。

2010年4月，天水師範學院收到了霍松林的一份厚禮——為學校捐贈的3000餘冊其珍藏的圖書和77件藝術珍品、100餘盒音響資料。對學校的萬分感謝，霍松林笑著說：「這些書在我這裡是『死』的，到了學校，放在圖書館供學生借閱，就能發揮一定作用，就『活』了。有些重複的書籍還可免費給貧困生。」

至於獎掖後進，扶持學人，在霍松林身上更是不勝枚舉。

飽含深情的付出，源於情感上的滿足。如今，霍老年歲漸高，常常回憶起漫長歲月中數不清的溫暖片段：

還記得，年幼時和父親一起爬家鄉的駱駝峰，到達山頂時，只見渭水翻波滾浪，群山叢嶺低頭，父親告訴他，一個人從幼年開始，應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志向，然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躬行需腳踏實地，循序漸進。

還記得，讀大學時與眾多老師日相過從，談學論詩，得以「日進千里」。尤其因為詩名遠播，受知於教育家于右任先生，每次拜謁，常談至深夜。得知自己家境貧困，於老在每次談話結束後都用宣紙寫一張條子，讓霍松林去財務室從他的工資中領一筆錢。

還記得，1949年與胡主佑相識於重慶南林學院，攜手同游，作詩相和。自此一生相隨，在陝西師範大學同學同教，合著共研，相濡以沫、共挽鹿車。從青春年少到白首相對，一切盡在不言中。

還記得，在主持唐詩討論會時，提到「唐代詩歌由於意境雄闊，情韻悠遠，具有獨特的時代風貌和藝術風格，因而被稱為『唐詩』、『唐音』」時，學弟程千帆乘興為自己揮毫寫「唐音閣」作為齋榜時的情景，當是時，文友相聚，喜不自禁。

……

那些人，那些事，隨歲月流逝，已然漸漸遠去。如今，年事日高，聽力下降，霍老的話也漸漸變少，他最愛待的地方，仍是「唐音閣」，在這裡，唐詩、宋詞、元曲環繞，似乎能清晰地感受到，可以和故人神交。

在這裡，他又走進了他的文學世界。

作者：易鑫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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