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發展文化產業的「舉國體制」及其啟示

原標題：韓國發展文化產業的「舉國體制」及其啟示

節選自《文化與產業：中國產業與文化變遷的因應之道》

黃桂田 主編 王曙光 副主編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權所有。轉載務請註明來自「閱讀培文」微信（ID:pkupenwin)

「韓流」，誕生於20世紀末，是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跨文化傳播、交流中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1999 年末，我國漢語詞典中正式添加了「韓流」這個專用辭彙。在我國，「韓流」以電視劇、電影、流行音樂、網路遊戲、綜藝節目為主要構成，也包括飲食、美容、服飾、旅遊等輔助要素。近年來，隨著《繼承者們》《來自星星的你》等韓劇的熱播，繼2005年《大長今》之後，在我國再次掀起了新一波的「韓流」熱潮。尤其是在近期，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經濟政策法定化、健全化，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因此，從根源上梳理和辨析「韓流」發生、傳播的原因和特點，不僅對於理解和認清「韓流」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於我國當前的文化產業發展，對於提升文化軟實力、加強文化輸出，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韓流」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當時剛上任的韓國總統金大中提出，在21世紀，韓國的立國之本將是高新技術和文化產業。然而，理解「韓流」一定不能忽略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韓國自身的本土文化語境：韓國實際上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才回歸到正常社會，金泳三在20世紀90年代初才拉開了民選政府的序幕。不幸的是，剛剛擺脫軍閥獨裁僅僅幾年，歷史債務尚未徹底清理完畢的韓國，就在1997年、1998年，遭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打擊，先後有9家銀行、3個財團倒閉，韓國在當時受到的打擊比日本還要大。所以在1997年、1998年，即韓國提出「文化立國」的時代背景，是當時的韓國民選政府正面臨著非常大的尷尬和窘迫，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在「韓流」誕生伊始，就有著「舉國體制」的底色。不了解這個背景，就不會明白，為什麼「韓流」在韓國有那麼重要的地位，以及韓國政府為什麼會那麼重視文化產業。

因此，金大中上任之後，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語境下，在提出將高新科技和文化產業作為立國之本之後，1998年，韓國也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戰略口號，將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發展韓國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來培育。進入新世紀以來，韓國文化產業也確實實現了爆髮式的成長。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統計，2000年，韓國的文化產業出口只有5億美元；但到了2004年，文化產業就已經成為僅次於汽車製造的第二大出口創匯產業；在2010年，則達到了32億美元。2008年至2011年間，韓國文化產業出口規模更是以年均22.5%的速度飛速增長。2012年出口額達到了46.12億美元，同比增長7.2%，創歷史新高，貿易順差達29.38億美元。其中，遊戲行業多年來一直是「韓流」的主要盈利源頭，2012年，占文化產業出口總額的57.2%。而在2013年， 韓國的文化產業出口總額達到了50億美元，合人民幣310億左右，文化產業已佔韓國GDP的15%，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比例。同樣是在2013年，朴槿惠當政伊始就提出了「創造經濟」的執政理念，而這個「創造經濟」即為：風靡全球的「韓流」文化和信息技術，這和金大中的思路其實如出一轍。國家政策層面的連續和穩定，也就是成系統的「舉國體制」，也是「韓流」成功的根本原因。朴槿惠的文化產業包括廣播、遊戲、動漫、卡通、網路、影視、歌曲唱片等，並將這些領域作為韓國經濟的增長點。朴槿惠上任後也始終強力推動「創造經濟」，這也意味著韓國經濟更進一步地從製造業向文化產業轉型。2013年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和未來創造科學部，還聯合發表了《韓國文化產業對外輸出促進方案》，旨在大力推動韓國文化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的出口和傳播，力爭到2020年，將文化產業出口額提高到224億美元，將韓國文化產業出口從2010年的全球第9位提高到2020年的第5位，並以此使韓國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強國。

在我國，從2004年到2010年，全國文化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23%，2010年全國文化產業總值突破了1.1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8%，北京、上海、廣東、湖南和雲南等省市，文化產業總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佔比超過了5%，已成為當地的支柱性產業。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更是已明確要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那麼何謂支柱性產業？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曾提出九條考察指標：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達5%左右；出口創匯穩定增長，國際市場佔有份額上升；就業人員佔全國就業人員總數的比重有所提高，同時在緊密相關的產業部門就業人員大量增加；行業關聯度高，影響力及感應度係數均大於1；較高的產業集中度和骨幹企業的市場佔有率，集約化、社會化的大生產方式，配套協作的企業組織網路；與國際同行業相比，技術比較成熟；需求收入彈性高於1，在1.5左右；經濟效益好，附加價值率一般在25%～40%；具有高於國民經濟總增長率的、持續的、較高的部門增長率。因此，顯然，與「支柱性產業」相匹配的，就不僅僅是至少要達到5%的同期GDP佔比，而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立體的指標體系。這也為我們理解和領會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完善文化法律體系的初衷和緣起，提供了有力的參照。早在2010年，文化部就在不斷推動和加快文化產業相關立法的宏觀進程，並著手起草《文化產業促進法》，但從總體上看，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的法制體系建設仍然不夠完善，文化立法比較薄弱，文化產業發展缺乏強有力的法制保障，文化產業政策仍需進一步增強具體的針對性和實際的可操作性。

《繼承者們》

因此，作為亞洲國家，文化特徵又相對接近的「韓流」，其發展路徑就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道路上最為實際的一個借鑒對象。韓國從1998年開始，就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1999年韓國政府第一次制定了有關文化產業的綜合性法規《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對文化產業進行了較為清晰的界定，並提出了振興文化產業的基本方針政策，首次規範了文化產業的具體行業門類，奠定了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制基礎。隨後，韓國政府又陸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著作權法》《電影振興法》《演出法》《廣播法》《唱片錄像帶暨遊戲製品法》等進行了修改和修訂，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政策依據和更為明確的宏觀發展方向。同時，韓國政府也推出了《國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21世紀文化產業的設想》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正是有韓國政府長期構建的、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作為「韓流」的「舉國體制」的基本架構，為「韓流」的生產和傳播，提供了有力的司法和制度保障。這種長期耕耘的收穫自然也非常可觀，由韓國進出口銀行海外經濟研究所發表的《韓流出口影響分析與金融支援方案》，通過對2001年至2011年十年間「韓流」對92個國家的文化商品和消費品出口情況調查，指出：2011年，「韓流」創造的附加值已經達到了56.17億美元，「韓流」的無形資產總值達到了947.9億美元，已經接近了三星總值的一半；每100萬美元的出口，就會帶動14～15個人就業，而傳統製造業卻只能帶動7～8個人就業；若將出口帶動效果以美元折算，韓國文化產業出口每增加100美元，就能使韓國商品出口增加412美元，被稱為「四倍效應」；具體到細分領域，手機等信息技術產品會增加395美元、服裝增加35美元、加工食品增加31美元；多達51.9%的韓國企業的銷售額，都受到「韓流」在世界範圍內走紅所帶來的有利影響。

從1998年到現在的十多年時間裡，韓國政府在各個層面，都在有計劃、有步驟、有措施地精心構造著支撐「韓流」在全球範圍大肆流行的堅硬的「舉國體制」。這種「舉國體制」並不是粗線條地勾勒大致的發展思路，而是翔實、細緻地描繪「韓流」的現實圖景。2001年就已成立的韓國文化振興院，聯合海外相關部門在與文化出口相關的市場、法律、人力資源和海外創業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對口服務。文化體育觀光部和未來創造科學部，則一直在對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情況，進行分析、規劃，制定適合不同目標區域市場的發展戰略。韓國政府更是通過搭建各類多樣化的平台，為韓國文化企業走出去，梳理出豐富、多維的分銷、傳播渠道。為了實現「韓流」在2017年達到100億美元、2020年達到224億美元的發展目標，韓國政府下屬各部委間成立名為「海外出口協議會」的機構，共同對海外市場信息進行調查和分享。對於亞洲地區等臨近區域，韓國政府重點推動在電影、網遊、動漫等領域的聯合製作；對於美國和歐洲等成熟市場，則強化商業模式的拓展和細分領域的分工合作；而對南美、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則作為下一步將重點開拓的區域。目前，韓國文化部門的財政預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39%，遠低於亞太經合組織1.9%的平均值，因此朴槿惠在競選時就承諾，到執政的最後一年2017年，要把文化財政預算佔比提高到2%左右，並要將銷售額超過1億美元的文化企業從2010年的16個增至2020年的100個。

與此同時，「韓流」的這種非常有特色的「舉國體制」，也不是一成不變、按部就班的固定運行，而是十分關注文化產業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對於新媒體，有著特別的重視。2004年韓國的文化體育觀光部，將原來的文化產業局一分為二，成立了文化產業局和文化媒體局，在機構設置上，將文化媒體的作用放置在一個和文化產業同等重要的位置。「韓流」能夠在十餘年裡始終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抓住了新媒體的三個歷史機遇期。我們今天討論新媒體，主要指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媒體，但新媒體在20世紀60年代被提出以來，這個概念本身其實有一個層級累積的發展過程。

對於「韓流」而言，第一個機遇期，就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衛星通訊技術的民用化、商用化，導致衛星電視的民用化、商用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開始迅速普及衛星電視，中國在21世紀之前，實現了所有省級衛視的全部「上星」。最初的「韓流」就是憑藉廣播電視的「上星」，這種當時的新媒體實現了廣泛推廣。「韓流」的第二個新媒體機遇期，是伴隨互聯網的普及，以2005年《大長今》為高峰。當時處於互聯網發展的初級階段，「韓流」就是在第二波新媒體機遇期中完成了基本的完型。「韓流」的第三個新媒體機遇期，就是今天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流媒體視頻網站的廣泛湧現是第三個歷史節點。「韓流」的跨越式發展，恰恰是踩到了這三波新媒體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才使得「舉國體制」的理念和政策能夠落地、落實。尤其是在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韓流」的第三個新媒體機遇期中，韓國政府很有遠見地在2011年，通過在華的韓國文化振興院和我國流媒體視頻網站PPTV達成了戰略合作協議。流媒體視頻網站PPTV計劃從2012年開始，推出由韓劇、韓星、韓樂及韓粉4大版塊構成的韓流綜合平台，第一時間獨家提供MBC、KBS的全部新劇，同時與SBS展開深度合作，實現韓國影視劇的大面積覆蓋，而且該平台還計劃容納幾乎所有優質的韓國音樂資源。此次合作是韓劇、韓國綜藝節目等有史以來最正式，也是規模最大的網路推廣項目。雖然流媒體視頻網站PPTV在我國現已不慍不火，但新一波移動互聯網流媒體視頻網站的大規模湧現，不妨礙這樣的結論：就是韓國在新媒體問題上，始終是非常自覺的，在每一個發展周期都給他們帶來豐厚回報的新媒體領域，他們都是提前布局。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繼承者們》和《來自星星的你》能迅速在2013年以來，在我國迅速熱播。正是新媒體為「韓流」疏通了極具縱深性的傳播渠道，這也為我們考察和參照「韓流」現象的「舉國體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維度，特別是在我國已經明確提出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語境下，更是有著重要的、特殊的比較研究意義。

在當今世界體系結構中，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軟實力，是各個國家都無法迴避的發展範式和發展路徑。「韓流」作為好萊塢之外屈指可數的國家性文化潮流和文化經驗，對其根源的探索和剖析，對於已經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我國，就有著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這項工作而言，「韓流」是一個繞不開的、無法迴避的問題和現象。「韓流」，並不是沒有其自身的問題，但只有徹底濾清「韓流」的起源和其發展過程中的詳細線索，特別是其背後的「舉國體制」，才能夠真正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有意義的借鑒和參考。在這一點上，非常遺憾，我們僅僅處於探索的最初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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