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改革三十年：風繼續吹

如今三十而立

因改革開放而生的海南

站在了新的發展起點上

海南三亞市景。圖/視覺中國

「到海南去！」

1987年，海南要建省辦特區的消息傳開後，整個中國沸騰了。很快，海南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嚮往的熱土，數以萬計的人川流不息地跨越瓊州海峽，湧向海南。這一現象後來被稱為「十萬人才下海南」，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闖海人。

三角池，這是當年在海南大家耳熟能詳的地名。三角池位於海秀路與博愛路、海府路三條路交叉地帶，緊挨省委、省政府，距當年的人才交流中心不過六七百米。由於人才交流中心場地有限，海口東湖附近逐漸自發形成了一個求職信息交流的場所。

三角池承載了無數闖海人的夢想，成了很多闖海人的共同回憶：當年，三角池周邊牆上密密麻麻貼滿了各式各樣、風格不一的自薦信、招聘書。每天都是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王太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三角池尋找到的機會。1988年1月，在西北電信工程學院工作的王太喜第一次來海南。上島一個星期，他幹了三件事：繞著環島轉了一圈，然後在海南行政區和海口市人才交流中心做了登記，還買了海南僑企公司的2000股股票。

「有一天，我看見地上擺了很多《海南經濟報》，有人在賣報，我就想，乾脆去這裡試試。」王太喜說，按圖索驥找到了報社地址，見了總編輯，「只談了半個小時，就讓我第二天去上班。」日後，王太喜成為了《海南經濟報》總編緝。

大量求職者的湧入，為三角池周邊的旅館和餐館帶來滾滾客源。當時附近的湖光旅社、東湖旅社、省委組織部招待所、農墾三所、建國旅社等旅館幾乎天天爆滿。

「當時不顧家人反對，從福建師範大學停薪留職，決定來海南看一看。」王曉華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來到海南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賣報，「賣了20多天報紙，《海南開發報》當時很暢銷，最多一天賣了321份，賣了237塊錢。」

「當時湖光旅社，小巷邊上有兩層地下室，一晚上3塊錢房費，6個人一間房，提供一頓早餐。」王曉華說，並不是所有闖海人都能找到工作，很多人帶的錢不多，花完後開始自謀生路，不少人在東湖三角池附近支個攤，賣餃子麵條。

「我和其他5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認識以後，每個人湊了五六十元，就在路邊支了個攤，開起了大學生飯店。」王曉華回憶，大家一起買了一塊大木板、煤氣罐、炊具和麵粉。王曉華白天去採訪，晚上下班後過來包餃子、餛飩。 「晚上11點過後，把板子擦洗乾淨，翻過來，面板就成了床板，鋪上草席就睡在上面。」

儘管日子過得奔波和清苦，但王曉華仍然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原來的工作和生活，總讓人感覺到壓抑，大部分人來海南，都是嚮往自由的空氣。」

闖海人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台灣同胞。海南建省辦特區的消息，吸引了大量台商來到這塊未被開發的處女地尋找投資機會。

「很多台灣同胞來海南考察投資，早期都是全方位的考察，各類投資都有，包括電子工廠、紡織工廠。」海南台資企業協會會長江裕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96年，因為看好咖啡市場，他和幾位股東合資，在海南開了第一家「上島咖啡」。

「目前在瓊投資的台商多為上世紀90年代初上島的，那時候我們見面不問『你好』，而是問『你什麼時候上島的？」 江裕昌回憶，這就是上島咖啡名字的由來。

闖海人的大軍中，後來最為人熟知的就是「萬通六君子」。在海南，王功權、馮侖、王啟富、易小迪、劉軍、潘石屹，6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湊足了3萬塊錢，在海南，開始了一場華麗的冒險。在那個年代，他們的冒險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最初的3萬元，到1993年改名成立萬通集團時，已經賺到了3000萬元。

王功權後來對《中國新聞周刊》吐露說，他最懷念的仍然是在海南的歲月，「千山萬水，談笑而過」。

從1987年下半年籌備建省階段開始，海南在全國迅速掀起了「三大熱潮」：考察熱、投資熱、人才熱。到1990年，在海南人才中心庫存的人才檔案就已達到18萬份左右。

這些渴望掙脫束縛的年輕人，告別過去的生活方式和舊體制，來到海南，開始了艱辛、豪邁的闖海歷程，為新生的海南大特區拓荒。

從1988年到2018年，30年的海南足跡，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海南從廣東省的一個行政區成為我國最年輕的省份，從封閉落後的國防前線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最前沿。

最大特區出台始末

海南島的開發建設，很早就已經擺上了中央最高決策層的議事日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進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了給改革尋找突破口，鄧小平提出了在沿海地區辦經濟特區的構想，並相繼在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四個地方設立經濟特區。

海南島的問題，也在這個時期開始破題。1980年，國務院專門召開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並形成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座談會紀要一開始就將海南與台灣相提並論：「海南島是中國少有的熱帶寶島之一，面積同台灣島相近。」這是首次把海南與台灣聯繫起來。

後來的研究普遍認為，開發海南島，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基於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和兩岸統一大戰略做出的重要決策，反映出海南建省辦特區在國家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只有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更大時空坐標上，才能清晰地洞察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的歷史方位和功能定位。

《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提出，要對海南島「放寬政策，把經濟搞活」，對外經濟活動可參照深圳、珠海的辦法，給予較大的許可權。因此，有不少研究者認為，海南大特區的建設實際上與深圳、珠海基本同步。

1983年二三月間，國務院連續三次召開了研究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的座談會，並形成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明確提出了「以實行對外開發促進島內開發的方針」。

這份紀要同意給予海南很多特殊政策。比如：利用外資的新建項目、技術改造項目，固定資產總投資在500萬美元以下，不涉及國家出口配額的，授權海南自行審批。同意海南使用地方留成的外匯，進口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包括國家控制進口的十七種商品以活躍市場。在結匯方面，來料加工、來件裝配、旅遊外匯、華僑、港澳同胞贍家僑匯以及捐贈外匯，全部留給海南。

在海南開放搞活的方針，中央層面多次表示，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但在具體的開放模式上，仍在多種方案中進行權衡考量。

其中的一個建議來自香港的李嘉誠。1987年4月，李嘉誠等香港商人向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建議，將整個海南島闢為特別行政區，採取自由港的管理辦法，由港商負責投資開發，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模式。

1987年5月，谷牧專程前往廣東進行調研，調研後得出的結論是，香港人士提出的辦法，一是國內難以接受，二是海南經濟技術底子薄，基礎設施不健全，也不具備辦自由港的條件。

「自由港」的方案被否之後，谷牧提出了一份《關於海南島進一步開放的一些初步設想》報送中央，建議將原來的海南行政區（包括所轄南海諸島）單獨建省，直轄各市縣，撤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另建一些民族自治縣，同時將海南全省辦成經濟特區，在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上更開放一些。

中共中央、國務院完全同意了這個設想，並責成谷牧著手籌辦海南島經濟特區，「最大經濟特區」的方案就此出爐。

1988年4月13日，《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獲得全國人大通過。

1988年4月26日，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數萬名群眾聚集在海南省委、省政府門前歡慶。攝影/周可斌

13天後，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掛牌，海南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領跑全國的改革

建省之初的海南，期待著中央授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權。

海南經濟報原總編輯王太喜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了當年的一個細節：在1988年4月舉行的全國兩會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海南問題成為了熱點，有人提問，海南比其它特區「特在哪裡」？

當時海南建省籌備組負責人回答說：海南比特區更特，在於三個進出自由，即資金進出自由、境外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基本自由。

不過，一個月之後，1988年5月4號，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鼓勵開發投資建設海南島的規定》出台，共23條，大家所期盼的「三個自由」並未出現其中。

「怎麼辦？海南另起爐灶。」王太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1988年8月4號，海南公布了《關於貫徹國務院（1988）26號文件加快海南經濟特區開發建設的若干規定》，簡稱「三十條」。

「三十條」中，有很多大膽的規定，比如第十一條：凡在海南註冊的企業，均享有進出口經營權，企業憑營業執照辦理進出口業務；第二十四條，本省的人民幣外匯匯率由省內外匯調劑市場自由調節。各類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個人均可通過外匯調劑市場自由買賣和兌換外匯。

「『三個自由』或多或少在其中得到了體現。」王太喜說，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十九條：凡是國家法律、法規及省政府的條例規章沒有明文禁止的，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經營活動，企事業單位、團體和個人均可放開經營、大膽試驗。「這一條不得了，這叫法不禁止即自由，這是海南最早提出的。」

建省之初的海南，緊鑼密鼓推出了多項領風氣之先的改革，成了全國改革的試驗場。

1988年9月，海南召開了第一屆黨代會，會上提出，海南實施市場經濟體制，企業不分經濟成份，一律實行平等競爭。

「海南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整整早了5年。而提出一切經濟成份平等競爭，比黨的十五大的類似提法早了9年。」王太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都是海南領先全國，在改革開放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體制改革方面，海南更是一馬當先。1988年，海南率先進行省級機構改革試驗，實行省直管縣體制，探索「小政府、大社會」管理架構。

作為籌備建省的前期步驟，中央、國務院於1988年1月，就正式撤銷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由省政府直接領導19個縣，不設地區和市一級政府，實行「省直管縣」，減少了中間層，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而「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最初只是來自一個青年人在書齋里的構想。1986年，36歲的廖遜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在閱讀了500本書之後，拿出了一篇論文《馬克思恩格斯 「小政府」思想與當代經濟改革》。

1987年春天的某一天，廖遜被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奔赴海南，參與機構設置方案的討論和設計。「當時全所動員，通過各種關係，幫我買去海南的機票，三天後飛往海口。」

此前，海南的省級機構設置方案已經做了六稿，還是沒通過。「許士傑（海南首任省委書記）和梁湘兩位老先生就急了，對做方案的人說，你們的思想，怎麼就不解放呢？趕緊去請教老師。」廖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快，相關材料被送到他的房間，晚飯過後，他開始加班加點，午夜終於成稿。第二天一早上會，中午就傳來捷報，方案通過！

新組建的省直機構共有48個，比原海南行政區的機構少了37個，人員編製減少了200多人。不少機構職能被整合在一起。「小政府」的改革，直接導致了一大批行政機構轉軌，從政府走向社會，眾多行政幹部成為企業職工，一律不定行政級別。

「不到一線不知道改革的殘酷，大批行政機構轉軌成企業，許多人毀了仕途，本想著建省之後『官升一級』，卻突然要去學做生意。有些領導已經年過半百，還要在期限內自負盈虧。」回憶起當年改革，廖遜很是唏噓。這麼多年以來，也忘不了那些「被改革」的幹部。

當時不滿40歲的遲福林和廖遜，深切感受到了改革的壓力，「遲福林是體改辦副主任，專管砍機構。我是省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專管回答方方面面的問題。我們兩人好比一矛一盾。」廖遜笑稱，因為這項改革，一直挨罵到了今天。

海南早期的改革舉措之多，讓人眼花繚亂。1989年1月，海南首家股份制企業——海南農墾華僑經濟實業開發公司向社會發行股票1000萬元人民幣。1989年3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海南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轉讓規定》。1990年7月18日，國務院批准，外國人可在海口或三亞辦理入境簽證，海南成為了國內率先實行落地簽證的地區。1991年，率先推行全民所有制企業股份制試點，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1991年5月，率先實行糧食購銷同價改革。1991年12月，海南首次實行國有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1992年1月，海南首家證券公開交易場所開業。1992年1月，開始實施省級統籌的社會養老、失業、工傷、醫療保險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

一項項突破當時思想和體制樊籬的改革措施，引領了全國相關領域的改革開放，至今都還有著深遠的影響。

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圖/新華

超前的挑戰

海南的種種超前改革試驗，在當時遇到了難以預期的各種挑戰。

1988年9月召開了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主要措施包括壓縮固定資產投資，控制消費過快增長，穩定金融，控制貨幣發行，克服經濟過熱現象等。全國一盤棋的步調下，到1988年10月，海南也開始了治理整頓。

王太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三十條」實施僅一個多月，中央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三十條」的絕大多數優惠政策實際上就執行不了了。

王太喜記得很清楚，1988年8月11號，他所工作的《海南經濟報》刊登了關於「三十條」中有關人民幣匯率自由調節、外匯自由買賣以及進出口權條款難以照章執行的消息，正好是由他采寫的，「海南要搞進出口自由，要搞外匯進出自由，而當時國家的進出口政策、金融政策是國家統管的，海南雖然是一個單獨的行政省域，是一個特區，但在外匯和進出口政策方面，國家是實行統一政策。這是海南的特殊政策與全國的計劃體制的矛盾及政策衝突。」

「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也遇到了各種始料不及的問題。

「第一個解體的超級大廳是貿工廳，成立沒半年就一分為二，分成了貿易廳和工業廳。」廖遜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海南基礎薄弱，處處需要中央部委支持，可是海南機構一建立，就面臨各種麻煩問題。

「每年一月中央各部委都召開全國廳局長會，制定計劃、分配資源，工業廳上面對應著的是中央部委的九個廳局，去北京開會，廳長報到以後取份文件，留下一個處長，自己就回到住地等電話。什麼地方分配資源就馬上出場，這樣才能把開會旺季應付過去。」廖遜說，真正的困難還在後面，中央部委的領導同志下來視察，還是以工業廳為例，面對的是九個部委九位部長，幾十位副部長、幾百位司局長，「讓海南一個工業廳如何招架？」

「於是，申請設立機構、升格機構、擴大編製的要求，就像雪片一樣飛來。」廖遜回憶，在缺乏大環境協同的背景下搞改革，海南在不少方面舉步維艱。

不過，各項改革的步伐依然沒有停滯。「當時的海南省委書記兼省長阮崇武有兩句名言，一是『先立規矩後辦事』，另一個是『向自己手裡的權力開刀』。」廖遜說，當時普遍的做法是「先辦事後立規矩」，只搞個暫行辦法，什麼時候成熟什麼時候立法，但這樣做改革彈性大、執行的時候容易走樣。

在廖遜的記憶中，從1993到1997年的五年，海南推出了66項改革。儘管遇到了這樣那樣的難題，但在廖遜看來，海南超前改革的最大成績，是讓「服務型的小政府」「健全的公民社會」等基本理念深入人心。「海南的超前改革，至少起到了催生婆、助產士的作用。」他說。

特區之特

顧客在海南省三亞國際免稅城內遊覽、購物。圖/新華

毫無疑問，近30年來，海南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很多數據和事實顯示，海南的發展沒有完全實現當年建省辦特區的初衷，與快速崛起的深圳特區相比也存在明顯落差，原因何在？

這個問題在海南各界都引發了不少思考，不少了解海南改革進程的人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來看，海南的經濟基礎過於薄弱。另一方面，由於種種原因，致使中央賦予海南的政策優勢和體制優勢並沒有在最佳機遇期內充分發揮出來。

199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浦東開發。「浦東一搞開發，把全國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王太喜說，很多人就在這時候選擇了離開海南。

而仔細剖析海南早期的一系列大膽改革，可以發現，中央給了海南一系列比其他特區更優惠的政策，但實際操作起來，遇到政策和現行體制的矛盾，許多關鍵性的政策條文很難落到實處。

在兩難的處境中，海南省委、政府領導班子，對整個海南經濟特區發展模式的探討，從未停息過。

海南首任省委書記許士傑曾向中央進言，這就是著名的有關海南開發的「上、中、下三策」。

所謂「下策」，就是守住現行開放政策，儘可能地落實中央給予的各項優惠政策，照此干法，海南也能以較快的步伐發展，但建成特區的進程要拉長。所謂「中策」，就是多造幾個洋浦式的「小香港」，實行封閉式隔離管理，取得經驗後，逐步在全島鋪開。所謂「上策」，就是徹底大開放，在海南實行全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直接受國務院領導，與國家各經濟部門不發生直接關係，海關後撤，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好」的政策，使全島成為特區關稅區。

成為特別關稅區，或者第二關稅區，一直是海南多年來的夙願，但錯失了幾次機遇。

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走向市場經濟，各地掀起開發開放熱，特區政策越來越普適化，「特區不特」成為擺在海南面前的挑戰。

一段時間裡，網路上關於海南遭遇「成長煩惱」「特區不特」「特區未老先衰」的言論不絕於耳。是否還要強調自身的特區身份？在幾個特區都曾引發過爭議和討論，海南也不例外。

遊客在海南一處醫療旅遊中心內體驗養生項目。圖/視覺中國

在王太喜看來，現在雖然還講經濟特區，但經濟特區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了，應該從國家全局的戰略高度來謀劃海南發展。「今天，經濟特區已經成了歷史概念，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們不需要再背負著這樣一個包袱。」

不過，還有一種聲音認為，海南要發展,決不能丟了「特區牌」，應該繼續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上當「排頭兵」，打好「特區牌」，做足「特」字文章。

今年2月，《人民日報》在對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專訪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為全國最大經濟特區，海南之特表現在哪？新時代海南如何彰顯特區之特？

在劉賜貴看來，新時代下，要實現「海南之特」，必須充分利用好支撐長遠健康發展的「三大優勢」：一是中國最好的生態環境。海南始終堅持「生態立省」，空氣、河湖、近岸海域等生態環境質量長期保持全國一流。二是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國家賦予海南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和「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等重要功能，海南也在省域「多規合一」、農墾、行政審批等方面創造了全國經驗。三是中國唯一的省域國際旅遊島，有中國最密集的高端酒店群、亞洲最大的郵輪港、全球最大的單體免稅購物城。離島免稅、落地免簽政策和便捷的空中航線讓海南成為中國旅遊最自由、最實惠的地區之一。

與過去單兵突進式的改革模式相比，新時代之下，海南的改革開放模式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更加貼合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大局，更加主動融入國家戰略。對於海南的定位，不再是「孤懸海外」的「試驗場」，而是國家開放的「排頭兵」。

為此，海南正在謀劃，全面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大局，推動打造「泛南海經濟合作圈」，加快海南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空中、海上互聯互通，從2017年起爭取3年內開通100條國際航線，全面深化重點產業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化水平。

「改革開放是發展海南的關鍵一招。」2013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各地考察時強調。他希望海南發揚經濟特區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和利益固化的藩籬。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閔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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