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為學、得失
做人、為學、得失
文/燕趙北羽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即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八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這是老子在他的《道德經》最後一章里的關於對人性的判斷。其實孔子也說過相同的話。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通俗的說法是：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傅佩榮教授在他的《論語》譯解里，對「仁」這一觀念認識為「擇善固執」。「擇善」就是做自己認為是善的方面，「固執」就是執著、堅持。孔子在其《論語衛靈公》中也有記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大多數哲學家對於人生的本性的認識，往往是殊途同歸。
擇善的關鍵似乎在於「不動心」，不因為外在的事物與言說輕易地改變自己的志向，而是要持之以恆。「明朝一哥」王陽明先生兩次考試落第，他對同樣落榜的同窗們說：世以不得第為恥，我以不得第動心為恥。亞聖孟子，他的表述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中庸》則認為：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至聖先師孔夫子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博而不知，知而不博。為學之道。
《易經》，被譽為中華思想的文化總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被譽為「群經之首」。《易經》在傳揚了數千年之後，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固有的文化基因。它一畫開天，而後生兩儀，兩儀而生四象，四象而成八卦。取象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卦疊加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六爻八卦者，三三重疊而已，中國人對「三」這一符號有非常的認識。
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們完全可以把「一」看為太極，「二看」為陰陽，「三」為陰陽和合之氣。陰陽相摩相盪，在人間看來，不過是天地交泰、雌雄交配及男女交媾。陰陽有交，而萬物生成。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易有三易，曰：簡易、不易、變異。另有三義，曰象、數、理。這些觀點都是和「三」有關。國人的學習之道似乎也與「三」密切相聯。
另就禪宗而言，對於認識也有從表到里而後觀心的認識。所謂幡動，表象也，風動，共通也，心動，本質也。三界唯心，佛家最忌「貪、嗔、痴」。也與「三」息息相關。
關於為學，老子認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同時認為，企者不立，跨者不行；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為學之道在於潛移默化而不在於急於求成。孔子的為學之道在於：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講求思學結合。而明理學家王陽明認為要知行合一。這些先哲們對於學習指導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我等後輩怎麼能不釐清頭緒，之後加以切身情況好好體味？
再來看關於認知。康德認為：我們所認識的事物只是我們認識的，並不是事物的本身。海德格爾提出了「存在」與「存在者」。我國的先哲莊子，提出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其實先哲們只是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出了同一的思想。一言以概括之，就是《老子》開篇所講的：道可道，非常道。換句我們通俗易懂的話說：你認識那個事物，但是那個事物並不是你認識的樣子。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記得幼時讀查良庸先生的《射鵰英雄傳》，金刀駙馬郭靖在桃花島為迎娶黃蓉而與歐陽克比賽，三道試題中有背誦《九陰真經》一段。看小說時尚年幼，信《九陰真經》真有。也想讀一下原經。無奈駙馬只讀出了：天之道損有餘而不足。十餘年後讀老子《道德經》。才終於知道了這句話的出處。同時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華山論劍第一次王重陽取得天下第一，第二次因為周伯通不在場或者說周伯通當時的修為還不夠，華山論劍不了了之。第三次華山論劍，周伯通居中，位在東西南方四宗主之上，技壓四方。如果從此觀點來看，查良鏞先生應該是信奉道教。其小說中的九指神丐洪七公和北俠郭靖，其實，就是積極入世、拯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帶刀的孔丘。
聖人不積，即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不爭之爭，不辯之辯，不得之得，不失之失。道家的奧妙皆源於此。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莊子》的《胠篋》篇。關於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流傳，我們可以看到，聖人的思想不死，歷久彌新。然而物質文化能夠流傳下來的就少之又少。陶朱公也好，胡雪岩也罷。生富可敵國，但離世之後，原本屬於他們自身的錢財，又被誰拿走了呢？想通了這個道理。對於身外之物，還有什麼必要過於執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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