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委任狀千里回「老家」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館，可謂人流量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幾乎每位上威海劉公島旅遊的人，都會到這裡來看看。陳列館裡運用聲光電製作的甲午海戰場景，總能吸引洶湧的人流。很多人也許不會注意到，在陳列館的展櫃里，有一件很不起眼的文物———《葉顯光代理北洋海軍「鎮中」炮艦大管輪委札》，這件文物連帶館藏於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庫房的另兩件葉顯光委札，是國內現存唯一的北洋海軍委任狀，它們填補了有關北洋海軍軍官委任史料的空白，並被專家評定為國家近現代一級文物。
而這三件委任狀的流傳經歷也同樣充滿曲折：它們誕生於北洋海軍那段壯烈的歷史，在被葉顯光的後人小心保存100多年後，最終回到它們的「老家」劉公島。記者日前奔赴威海，企圖完整呈現「百年委任狀」背後的曲折故事。
顯光的後人找到鄧世昌的後人，打聽博物館工作人員到底「靠不靠譜」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原館長戚俊傑告訴記者，三份葉顯光委任狀之所以能回歸劉公島，還得歸功於從1985年博物館建館之初就啟動的「尋訪北洋海軍將士後裔」行動。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文化遺產的收藏與保護，實際上分為不可移動文物與可移動文物兩大類，1985年建館之初，該館擁有大量不可移動文物，但館藏文物卻是一片空白。沒有文物史料，要舉辦陳列展覽就無從談起，要開展研究和搞好教育宣傳也屬紙上談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建館之後，博物館工作人員就開始集中尋訪北洋海軍將士後裔，希望能廣泛徵集文物。葉顯光三份委任狀，就是在尋訪過程中偶然發現的。
戚俊傑說，「最先我是從廣州市海珠區文化站一個姓郭的工作人員那裡聽說鄧世昌的後代在海珠區一個小學當老師，後來廣州有個旅遊團來劉公島旅遊，我聽到旅遊團里的人說，鄧世昌的第四代侄孫鄧敏揚就是他們學校的老師，於是就請他們把我的名片轉交給鄧敏揚，並且表達了希望和鄧老師見面的期望。後來鄧敏揚果然給我來信了。我們就開始保持通信。」到了1994年，廣州市海珠區政府組織了一個鄧世昌生活遺迹考察團來到劉公島，鄧敏揚也來了，並且捐了幾件鄧世昌生前用過的文物。這次考察，讓鄧敏揚對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印象頗好。
巧合的是，葉顯光的第四代孫葉顯祥也生活在廣州，他得知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在尋找北洋海軍將士後裔、整理北洋海軍文物史料後，就找到鄧敏揚，了解這事兒「靠不靠譜」。鄧敏揚如實講述了情況。1995年，葉顯祥給戚俊傑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是葉顯光的第四代孫，家裡收藏有葉顯光委任狀。
到了1998年，葉顯祥終於下定決心，帶著女兒來到威海，捐出了兩件葉顯光委任狀
收到葉顯祥的信後，戚俊傑十分高興，於是立即回信，和葉顯祥進一步溝通，沒過多久，戚俊傑決定和博物館工作人員一起去廣州拜訪葉顯祥，「一是想核實一下文物的真偽，二是想溝通一下看他能否把委任狀捐給博物館。」
那一次，戚俊傑他們見到了葉顯祥，也看到一件葉顯光委任狀，但是說到捐獻，葉顯祥卻表達了為難情緒，因為自己有兄弟姊妹四個，這文物畢竟是祖宗留下來的，即使要捐獻，也要獲得兄弟姊妹們的同意。
打道回府之後，戚俊傑繼續和葉顯祥保持書信往來，到了1998年，恰逢北洋海軍成軍110周年，戚俊傑給葉顯祥發出了誠懇的邀請，「我在信中表明了兩點：第一，為了紀念北洋海軍成軍110周年，我們在丁汝昌寓所西跨院建了一面北洋海軍名錄牆，把北洋海軍所有將士的名錄都刻在上面，希望他能過來看看；第二，我們還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和學術活動，其中包括北洋海軍將士後裔向博物館捐獻文物並舉行座談會等活動，包括丁汝昌、鄧世昌、劉步蟾、薩鎮冰等北洋將士的後裔都將出席活動，希望他也能來參加。同時我還表示，如果他決定捐獻葉顯光委任狀，我們雖然不是買，但也會有合理的經濟補償。」
接到戚俊傑的信後，葉顯祥終於下定決定，帶著女兒一起來到威海，參加了北洋海軍將士名錄牆落成典禮，並捐贈了兩件葉顯光委任狀。
1999年，戚俊傑再次到全國各地尋訪北洋將士後裔，並在南京找到了找了十多年一直沒找到的林泰曾的後裔，獲得了不少珍貴的史料和圖片，「葉顯祥得知我們的行動後，深受感動，再次捐贈了最後一件葉顯光委任狀。」
葉顯光委任狀能經歷「失火」、「破四舊」而得以保存下來，可謂難能可貴
在和葉顯祥的多年通信交流中，戚俊傑得知，這三件葉顯光委任狀能保留至今，殊為難得，「委任狀一直被擱在葉家老祖屋的閣樓上保存，這閣樓失過火，也遭遇過戰火，還經歷過『破四舊』的瘋狂歲月，但卻幸運地留了下來。」
戚俊傑說，葉顯光委任狀是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眾多文物中「徵集時間較長、難度較大」的一件。對於徵集的難度，戚俊傑非常理解，「在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廣大將士浴血奮戰，奮勇抵抗，但因慘敗覆沒，有的被認為是膽小怕死、無所作為，更有的被認為是誤國誤民。這些不公正的認識，使得將士後裔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尤其是『文革』期間的極左路線，使許多愛國將士的後裔遭受到衝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們原來珍藏家中的甲午戰爭遺物，有許多在『破四舊』時被抄走、毀壞，能倖存下來的少數物品，已成為他們寄託情思、教育後代的珍品。出於自我保護意識，他們不會把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文物史料捐給博物館。」
正是因為能充分理解將士後裔的這種心態，博物館工作人員一直耐心地和散落全國的將士後裔保持聯繫，最終用行動感動他們。戚俊傑說，這其中，葉顯祥捐贈文物就是一個例子，「但在我們長達數年的溝通交流中，葉顯祥認識到了我們的真實想法，也認識到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一片真情，所以他能不計報酬，拒絕別人高價購買的企圖，將文物捐獻給博物館。2009年我們舉辦紀念北洋海軍成軍120周年學術研討會，再次邀請了葉顯祥等北洋將士的後裔，他們看到博物館的變化，看到我們幾十年如一日徵集、保護北洋海軍文物的努力，深受感動。」
印證《北洋海軍章程》的有關規定，填補了有關北洋海軍軍官委任史料的空白
這三件文物，既是葉顯光委任狀，則其主人必然是葉顯光。史料顯示，葉顯光是廣東三水蘆苞鎮人，由軍工升保，先後委任右翼右營「揚威」艦三管輪把總、二管輪千總，後又代理北洋海軍「鎮中」炮艦大管輪，除了現在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陳列館展出的1894年《葉顯光代理北洋海軍「鎮中」炮艦大管輪委札》，另兩家委任狀分別為《把總葉顯光三管輪委札》和《千總葉顯光二管輪委札》，它們分別下發於1890年和1891年，簽發人為北洋海軍右翼右營參將、「揚威」艦管帶林履中。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副館長王記華曾詳細研究過葉顯光的這三份委任狀，並且將其與《北洋海軍章程》進行過對比，他告訴記者，通過《把總葉顯光三管輪委札》，可以詳細得知，這次「揚威」艦有7人分別被委以千總、把總等職。通過這件委札，還能排出一個任命過程時間表：該批177名軍官從呈報到批准，再到簽署委任，前後歷時約4個月。名單先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咨會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由海軍衙門咨送兵部，1889年12月27日兵部呈准；1890年2月12日李鴻章向北洋海軍下達委任令；1890年2月23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發布委任令。次日，以營(艦船)為單位、由該營管帶直接簽署的委任狀，簽發給每一個千總、把總。可以想見，這些期盼已久、終於如願以償的年輕軍人們，該是何等躊躇滿志。他們軍容整齊、袖花鮮明，列隊接受這份莊嚴的任命。通過研究，王記華認為：「葉顯光委札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北洋海軍章程》的有關規定；透過委札，也顯露出實際運作的程序和許多細節。可以認為，《北洋海軍章程》對於中國近代海軍的軍制建設，其意義是開創性的；對於北洋海軍的建制，其作用是決定性的；在實際操作過程，基本上得到遵循和執行；同時，由於封建政治體制與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存在條規被曲解被變通的現象。這便是葉顯光委札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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