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說光武漢魏晉和最早的教鞭

魏晉一朝，打開了華民族的文化上的許多面向。自從西漢結束並消化秦及以前的哲學上的諸子百家局面之後，魏晉的兩百年間，在文化上經歷了漢文疲憊，儒家宗法敗壞，佛學經蔥嶺傳入，玄談名理等一系列重大變異。然而，該發生的並沒有發生，比如知性的空前發展並沒有善終。不被希望發生的卻發生了，比如八王之亂和接著的永嘉之變。

悍馬兄寫了一個序列的「皇室血酬」文章，「八王之亂」篇里的複雜人物關係被他摸得門清，有興趣的在本公眾號中即可找到。我希望可以尋找一些有趣的故事，展示那個在我腦海里一浮現就是天空顏色都瞬間能陰暗下來的魏晉風度——只是我的第六感一向不準，這種陰暗的感覺，其實是我想多了。假如歷史是不同空間的重疊，此時此刻劉伶大概在我旁邊，此時烈日之下，在竹林子里長嘯飲酒，快活得很。而我在一個盛世之下，替古人擔憂。

古人的事迹，往往有後人的接踵。因為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其實人類無非做兩個選擇，一個是對的，一個是錯的。選擇對的，社會安治，選擇錯的，歷史糾正——歷史的對錯總是五五對分的，所以歷史有一個叫做「歷史的必然性」的術語。反向去理解一下，敢情就是選擇對了，歷史就必然是好的，選擇錯了，歷史就必然糟糕起來了。偏偏從三國到晉，是一個選擇極難的時候。因為，對錯在這個時代里變得很模糊，忽然卻又變得很嚴苛。

事情，要從光武帝說起。

史載，光武中興。光武中興是被史學家倍加讚賞的時代，在這個時期里，國家的領導人劉秀對恢復國家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或許，他這個對國家的決定性過於直接了。《循吏列傳序》記載他「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明君。後來的三國爭持時，蜀國的劉備一心一意的想走上一條光武帝的道路，只是他「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了。光武帝劉秀創業成功後，在描述自己創業和治國之道上，他客觀而理性的給自己做了一個總結：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這個「柔」的意思，是返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如果只是從這句話對照他的創業治國曆程，其實確然如此，可以說劉秀大帝是一位不說空話，不空談榮辱的人。他做的一切都很正確，太正確了，以至於史學家對他的治政，都是以讚揚為主。如果就史實論之，確實如此。

然而光武中興，是建立在一個怎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的呢？西漢末年，西漢集團公司發生奪權大戰，在奪權中勝利的王莽恢復舊制引發了更嚴重的最底層人民的開始反抗，管理階層於是進一步陷入內亂。等到光武帝平定這個國家時，他西漢那裡接過來的只是一個破落的集團公司了。公司雖然還是那個公司，但是下面的基層管理弊政實在太亂了，劉秀雖然坐在董事長的位置上，卻忍不住並且不得不親自過問總經理和總監的事務。

《申屠剛傳》：「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則極諫。」董事長不僅越俎代庖直接做了總監的工作，還常常當著群臣的面，杖責總監。上面有一個如此好吏事的董事長，國家法理怎麼能不嚴苛呢？於是人民都多快好省，努力幹活，「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幫助皇帝管理政事的大臣們迅速擺正姿態，於是全國進入一個以事功為主要政績考核的激勵制度中，內外朝的制度建立，也讓朝廷各集團之間的制限更加分明，從而進入一個更為「理性」的人文格局中。這個理性不是儒家天理的理性，而是儒家理性實踐中的一步發展。然而，自上而下的政事、吏事未分的格局，直接的結果是在政事上其實沒有更高一層次的確立，比如在宗室、宦官集團的安排上，仍舊是沒有「理性」，更沒有士族與宗室、宦官集團的相互制衡。而這個分而治之的結局，終於沒能逃脫漢代外戚干政的傳統影響。在中國千年的分合不定中，政事之失總是從統治集團內部開始腐朽，吏事之失總是從民間起義開始。

理想主義的、有著政治視角和訴求的士族、貴族階層，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並不再能自由擁有個人的更多的人性價值意義，承接著理性潮流而從事吏事而已。而吏事，卻是知性的事情和經驗的事情，一個總經理和一個銷售員，最終並不能夠有什麼價值的區分。政治事務不能落在士大夫、貴族階層，終歸會落入到別的集團手上。集團的分離，造成了對立的矛盾生成。於是，從外戚干政到宦官干政，終於，到了東漢末年，宦官干政，宦官階層和士大夫、貴族之間爆發了兩次嚴重的「黨錮之禍」，並且以宦官集團的率先勝利結束。從此，士族、貴族階層不再積极參与政治舞台，而安於吏事，或者默默的發展家族事業，從而形成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士族門第之風的基礎，而魏朝時的九品中正制則把它確切落實。這個鬥爭過程，我理解為肇始於光武帝降政為治，最後政治階層驅逐吏治階層的過程。無獨有偶，歷史上另一個朝廷的歷史與東漢歷程非常相似。明朝太祖朱元璋好廷杖官員，從此走向一條宦官入政的道路，明後期也發生了與黨錮之禍相似的東林黨黨爭。東林黨獨護貴族地主階層，其實並非無因果的。

光武帝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癖好——信讖語。讖語，原是商文明中龜筮占卜的變異流傳，在春秋末年被糅合到儒家對「天」的理解中——原本的天人理念在孔子的闡發上是一個形而上的哲學形態，結合起龜筮占卜之學，在墨子的「天罰」理論下，於是發生了人格化的意圖。原本儒、墨不並立，為了大一統文化，董仲舒堂而皇之的把墨子觀點引進了儒家系統中，作為儒家內學的匹配知識系統。如果說漢武帝信「扎小人」是一種荒謬，光武帝信讖緯之學，其實在倫理上已經不算是很荒謬的事情了，因為他信的讖緯之學有名教的血液。但是，它把讖緯之學當作內學來看待，顛倒了儒家正教的主次。此是一面的看法，在另一面，這些知識的本質，來源於生活中的天時和地理，蘊含著樸素的邏輯觀念。正如巫醫在初始的時候是不分的，在漢時，對於天地物理的認識通道，仍舊主要通過初具邏輯的讖緯等陰陽消息之學。如光武帝信讖緯，這件事的重量，是非常之大的。反觀前、後兩漢，都是在董仲舒的文化格局之中，包括儒生士階也努力的去實踐儒家的理性。至光武帝，發生了儒家學問的主、雜之間的內、外的倒轉。這個倒轉，是致命的，也是光明的。因為，這個倒轉，催使社會對儒、術的認識發生逆轉，而出現先術而後儒的排列。先秦變法以術御法，產生苛秦，東漢以術消息儒，遂至離心政亂。

讖緯消息陰陽，重吏則齊物平人職，儒家重人格價值的道德價值觀念與齊物等陰陽的分裂從此種下一個禍端——三分天下和魏晉風度，是在這個矛盾中發展出來的。前些時候群聊興起時，說了一句：如果儒家早早承認human nature，中國不早出了科學了。益友回：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袵矣。我偷笑，他說得沒錯。天道是帶有偏見的，歷史給了你一個優勢，不會同時讓你發現那個相反的存在，其實也是優勢。

魏晉風度極瀟洒，充滿了類似於現在西方所說的「humannature」的個性發揮之光。然而，在此之前，我們不得不說一說——曹操。曹操的領導，是以事功利為主要特徵的。所有判選人才的原則，以能產生實際效益為第一。這也是曹操麾下能張羅當時最多的社會人才，佔據最多的土地的原因之一。曹操的作風依據，可以說是未改東漢貴族的主流價值觀，仍舊以事功用為主要特色，甚至在戰爭環境中對功用的追求，進一步發酵了士族對客觀邏輯知識進一步追求的熱望。如過曆數，荀子的「天道有常」直接把人凌駕在「天」之上而平坦視之，或者這是荀子為了針對道家在戰國時所說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言，然而這更導致了儒、道之間的對立。對立產生矛盾，矛盾產生質疑和付諸實施。而在對「天道」的懷疑中，曹丕和曹植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奪嫡之爭，直接影響了後來一千七百年的皇室子孫對萬人之上的絕對權力的痴迷。接下來，帶著對「實踐理性」的執念，和對無常的怨念，魏晉進入一個多文化環境中談玄的社會風氣中。

終於說到魏晉玄談了，心花怒放。其實，本文的初衷只是為了想說一說「麈」這個神奇的物件。還記得那個站在船頭「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周郎嗎？周瑜打仗時手持的，是羽扇，因為盛於東吳，所以又叫吳扇。造型的原型，極可能是「玄鳥」的尾羽造型。漢又稱「炎漢」，《史記·封禪書》記載：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漢初的討論推行火德到漢文帝時正式推行火德，讓紅色在漢代盛行。於今發掘的西漢墓的壁畫上，仍能看到硃紅色的玄鳥翩翩爭持的景象，玄鳥的尾巴，則是一個火焰形的羽斑。《朱村東漢墓壁畫夫婦宴飲圖》的坐床架上懸掛著一柄羽扇，可見羽扇不僅在東吳盛行，乃盛行於整個漢文化圈中。吳地的吳扇，大概只是造型稍別。這樣的扇子，曹操也有。那時候的士族、貴族，身上的重要身份標誌裝飾是不可少的，如羽扇、腰扇（團扇）、介幘、冠，冠還分天平冠（帝王獨享）、遠遊冠（諸侯階位），等等，關於冠的種類，琳琅滿目，至此則不可不謂國人愛面子，是階位和個人價值的匹配情結了。

而麈，其實造型上相似於羽扇，而大小、材質都不一樣的中國第一款教鞭。它是從羽扇發展而來的，至此，羽扇的功能和漢文化的本意已經退去，只剩下士族門想談的玄理了。終漢之後，社會上最核心的文化遺傳，就是對「實踐聖人真理」的執著追求。它肇始於董仲舒，盛行於漢，臻極於魏晉。這在文化發展上，可以說是在哲學層次上的最美曙光，這是在分裂的痛苦中不得不催生出來的生生念想。雖然，政治是多變的。遙想西方蘇格拉底在孔子時代，首發對真、善、美的概念性命題的發明，開啟西方哲學之路。而晉人遲到了將近八百年，也能在儒家之外，產生魏晉的美學風範，在這個角度上，那是一個多麼美的時代啊。

那麼，晉人是怎麼去實踐真理的呢？在讖緯陰陽學說和道家學說的影響下，晉人通過「玄談」來實踐聖人的真理。玄談，是一件非常講究儀式感的事，在評判「實踐聖人真理」上，講究「談言微中」。「談言微中」是以微且中為標準的，即話要說得少，道理要講得中肯，最重要是姿態要優美。這個儀式性的要求，正是名士對形式之美的追求。玄談時，如果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了，就要手持麈尾，做出指向對方的動作。這個動作，看起來，有些「契弟，我教你動動腦。」的意思，就是教化。在這個在談言微中的表現中，去實踐對聖人的教化的理解。

《世說新語》記載西晉玄學領袖王衍和阮修的一次玄談：阮宣子有令聞，太尉主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簡單的問答，阮修對答「中」了，王衍很高興的授予阮修官職。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名教和道家之間的一次碰撞。「將無同」的意思就是：兩者之間不一定相同，也不一定不同。用一個不肯定不否定的態度，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也反應了當時儒、道之間的關係在當時環境中，兩者匯通是名士的追求來的。

而同時期的嵇康，最富盛名的竹林七賢，命運就沒阮修這麼好了。但是，音樂家嵇康理論，也是在玄談的環境中成就了。《世說新語·文學》：「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這句話說的是，這三個話題是當時玄談的重要哲學思考話題。據此玄談之風，嵇康寫出了《聲無哀樂論》，有了形式之美的客觀性的思考。再進一步，能否是真善美的哲學命題一體托出，已經不得而知了。因為，天道是帶有偏見的，歷史給了你一個優勢，不會同時讓你發現那個相反的存在，其實也是優勢。以司馬懿拍馬溜須而懷深沉的內術外儒的做派，把陰陽道術的詭譎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司馬家終歸在門第林立的環境中，作為小家族的怨念難免，大概這也是司馬家借孝誅殺玄談名士的內因了。而後不久，敗壞名教卻聲稱以孝道治國的西晉王朝，發生了血腥的宗親相殘的「八王之亂」。天下名士，零落無聞。文化有起，半道而終。

綜之，魏晉士族這種本道家玄理而匯通孔儒名教，改變了以往內名教而外百家的實踐方式，把名教擺在外面去作為一個外在的「理」和「聖境」來完成。這種內術外仁義的做法，是所來有自的。它的緣起，就是光武帝內讖緯消息陰陽而外部化聖人對天理的做法。至此，不得不在最後嘆息一句：真是興從光武，終不得光武。

八譙夫，4月11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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