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種殺人犯罪方式與《水滸傳》

作者：中國石油大學文學院 張未然

宋代全面沿襲了唐代的法律制度，就殺人這一行為，宋律有著細緻的分類和歸納。具體說，包括「謀殺」「故殺」「劫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七類罪名，亦稱「七殺」。這裡，筆者試結合《水滸傳》中的故事情節，具體地認識一下唐宋制度中規定的這七種犯罪行為，從而試圖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學作品中找出法律的印跡，獲得對傳統法律制度的切身理解。

故殺

故殺即故意剝奪他人生命，也就是有「害心」而殺人。小說中，符合「故殺」的情形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第三十一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為一吐心中惡氣，武松連殺十餘人。其中，張都監一家遭滅門。以法律的視角觀之，武松的行為，已然超出了一般意義上「故殺」的表現，而分明是「濫殺」，應該歸屬於「十惡」之中的「不道」。所謂「不道」，即指殺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的犯罪。因為這類行為「安忍殘賊，背違正道」，所以稱作「不道」。須注意，作為對殺人行為的加重處罰，「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疏議》曰：「謂一家之中，三人被殺，俱無死罪者。若三人之內，有一人合死及於數家各殺二人，唯合死刑，不入十惡。」可見，殺一家三人而入「不道」，在犯罪對象方面有具體的要求。反觀「張都監血濺鴛鴦樓」一節，張夫人、玉蘭等人當然屬於無辜者，因為沒有證據表明她們參與到對武松的陷害計劃之中，而武松卻不問青紅皂白大開殺戒，顯屬「十惡」中的「不道」無疑。

謀殺

謀殺與故殺、劫殺、斗殺雖同為廣義上的故意犯罪，但謀殺與另三者存在明顯的區別，謀殺僅需「謀計」即可入罪，而故、劫、斗殺則需實際行為及犯罪結果的出現方可構成犯罪。具體到客觀方面的表現，《宋刑統》「稱日年及眾謀」條規定：

「稱『謀』者，二人以上。即所謂『二人對議謂之謀』。」

由此，謀殺，通常是兩人以上共同謀劃殺害他人生命的行為。例如，武大之死，以及十字坡張青、孫二娘夫婦的人肉餡包子，即為典型的謀殺。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即便是「一人」，也可以構成「謀殺」，《宋刑統》「稱日年及眾謀」條注云：

「謀狀彰明，雖一人同二人之法。」

意思是，即使一人，如果預謀殺人的犯意已經明確流露，也可認定為謀殺罪。《疏議》進一步以舉例的方式對這條注釋進行了說明：

「假有人持刀仗入他家，勘有仇嫌，來欲相殺，雖止一人，亦同謀法。故云『雖一人同二人之法』。」

那麼，照此標準，武松殺西門慶以及在鴛鴦樓殺張都監，均是「謀殺」了？或者，這裡實質的問題在於，一人之「謀殺」與「故殺」的區別是什麼？對此，沈家本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或疑無鬥爭之事，而有意殺人，則與獨謀諸心之應以謀殺論者，不相混乎？不知唐律故傷條下原無至死之文，前文之故殺，即後條之故傷至死者也。否則，故傷而至死，何以科之？若亦科以斗殺律，義豈可通哉？則故殺者，乃有意毆人致死者，非必有意欲殺者也。（沈家本：《寄文存》第2卷《論故殺》）

這裡，沈家本認為，故殺，是「故傷致死」，即「有意毆人而致死者，非必有意欲殺者也」，謀殺（一人之謀）就是「必意欲殺者」。由此，按照沈家本的解釋，武松之於西門慶、張都監等人，確應定性為謀殺。然而，沈家本的這一觀點，筆者認為值得商榷。為了區分「故殺」和「一人之謀殺」，他把故殺定義為「故傷致死」，一方面，這一區分很難具有操作性，也即在結果一致的前提下，很難區分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必意欲殺」還是「有意毆人而致死」。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沈家本的觀點完全忽略了謀殺罪中「謀」這一關鍵性要件。由此，相較沈家本的觀點，劉俊文先生對「謀殺」的界定似乎更為合理，即「所謂謀殺，實有二義：一指預備殺人，此系就犯罪行為發展之階段而言；一指通謀殺人，此系就犯罪之方法而言。通謀殺人固須『二人以上』，而預備殺人則雖一人亦可實現。易言之，構成謀殺罪要件乃是預謀，而非參與之人數。只要是有預謀地殺人，即可認定為謀殺」。（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由此觀之，上述《疏議》中的舉例，應該是一種節省的表達，並非是對「預謀」這一實質性要件的有意忽略。由此，武松殺潘金蓮、西門慶，並無預謀階段，雖然在此之前，武松遍請姚二郎、趙四郎等街坊、鄰居作人證。但這些活動並非是為殺人行為準備便利、創造條件，不能認定是一種殺人行為的「預謀」表現。第三十回末，介紹了武松刺殺張都監之前的活動：

（武松）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著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裡來。

這是武松行刺前的整個心理和行為狀況，顯然也沒有為殺人而預謀的表現。同樣不能認定為謀殺，而屬於「故殺」。

斗殺

顧名思義，「斗殺」可概括為因斗、毆之事而殺人。從主觀方面看，「斗殺」的犯罪人對行為結果並非積極追求，而是持放任的態度。《疏議》曰：「鬥毆者，元無殺心，因相鬥毆而殺人……」沈家本謂：「凡鬥毆殺人者，此往彼來，兩相毆擊，本無害人之意，……」在客觀方面，「相爭為斗，相擊為毆，凡鬥毆殺人者，此往彼來，兩相毆擊，……」可見「斗」僅指言語上的衝突，未有實際傷害行為之發生，而「毆」則有互相擊打之實害行為。

第十二回，「梁山泊林沖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

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裡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著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嗓根上搠個著，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

這裡，楊志殺死牛二的行為，在客觀方面，兩人有相互毆鬥的事實。在主觀方面，兩人萍水相逢，很難說楊志具有決意要將牛二殺死的意圖。但是，根據當時的制度，楊志的情況非屬於「斗殺」，而應屬於「故殺」，其原因在於，「斗殺」是不能用兵刃的。用兵刃而殺，則彰顯殺心，應認定為「故殺」。《斗訟律》「鬥毆殺人」條載：

「雖因斗，而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同。」

第三回，「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才是法律意義上典型的「斗殺」。魯達與鄭屠，原本是毫無交集的兩個人，只因為鄭屠霸佔金翠蓮，魯達不忿，「路見不平一聲吼」，才有了這樁公案。在主觀方面，魯達並沒有執意殺死鄭屠的主觀意願，如他自己說的，「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對於致人死亡的結果，完全出乎了魯達的意料。在客觀方面，兩人「此往彼來，兩相毆擊」，且魯達只是使用拳腳，沒有涉及兵刃等器械。綜合其表現，魯達原本無意殺人，因相互鬥毆而殺死鄭屠，且是徒手，沒有用刃，應當屬於「斗殺」。

劫殺

「劫殺」，其含義可表述為：以威、力強取人、財、物過程中，致人死亡的犯罪行為。律文中，「劫殺」源於四種明確規定的犯罪，即謀叛、劫囚、強盜、略人略賣人，其實質為這四種基本犯罪的「結果加重犯」。小說中存在多處 「劫殺」行為。例如，

第十二回，王倫向林沖提出入伙的條件，須交納投名狀：

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有心入伙時，把一個投名狀來。」林沖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伙，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

這裡的投名狀，實質而言，就是「強盜型」的劫殺行為。

第三十二回，夜走蜈蚣嶺的武松，殺死飛天蜈蚣王道人，意外地搭救了一名婦人。那婦人向武松哭訴道：

「那廝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個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卻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里住。」

此處王道人的行為，即屬於「略人略賣人型」的劫殺行為。

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

這裡，李逵的表現，即屬於「劫囚型」的劫殺。

第四十一回，宋江率領眾人智取無為軍，殺死黃文炳全家；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回，宋江率部眾三打祝家莊，幾乎盡滅祝、扈兩大家族。這屬於「謀叛型」型劫殺。

誤殺和過失殺

第三十六回，「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宋江對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做了一番說明：

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諍論鬥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里監候。

「一時恃酒諍論鬥毆，致被誤殺身死」。很明顯，為了逃脫法律責任，宋江有意虛構了一些事實。我們清楚，宋之所以殺死閻，原因並非是什麼「為因不良」，而是後者掌握了也實際控制著宋江的犯罪證據——晁蓋寫給宋江的書信；當時，也沒有「恃酒諍論」這回事，宋江這麼說，應該是意在強調自己殺人屬於酒後的一時衝動，不具有嚴重的主觀惡性，以這些虛構事實為鋪墊，宋江進一步地將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明確地定性為「誤殺」，而非斗殺、故殺等行為，希望藉此減輕自己的罪責。然而，檢索當時的制度，即便按照宋江竭力虛構的事實，也難以將其行為定性為「誤殺」。在傳統制度里，「誤殺」的涵義並不是簡單地理解為「因為失誤而殺傷」，作為一種定罪追責的依據，它具有確定的標準和界限，只有具備了特定的犯罪要件，才能構成「誤殺」。

具體而言，誤殺分為因盜誤殺、因斗誤殺與疏忽殺人三種情形，根據規定，因盜誤殺，主要發生在劫囚、竊囚的特定情形下；因斗誤殺的受害人須是鬥毆人之外的第三人；而《宋刑統》中就「疏忽殺人」型的「誤殺」，列舉了兩種情形，一種情況是，在營造或拆除建築物時，相關責任人「備慮不謹」，疏忽大意，未盡到注意義務而致人死亡，徒一年半。這相當於現在的安全生產事故追責；另一種情形是，由於醫療活動中的過失，造成了嚴重後果，相關醫師徒二年半，這相當於現在的醫療事故的罪責措施。由此，雖然宋江極力辯解自己殺死閻婆惜的行為屬於「誤殺」，但是，其虛構的事實同誤殺的規定並不相符。實際上，筆者認為，宋江真正的意圖是想通過虛構事實，竭力論證自己的行為屬於「過失殺」。依《斗訟律》「過失殺傷人」條注文：

「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屬，皆是。」

宋江強調自己「恃酒諍論」，無非是想說明自己酒後思慮不周，從而過失殺死閻婆惜。而一旦被認定為過失殺，那麼，其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也會明顯減輕。

「諸過失殺傷人者，各依其狀，以贖論。」

如果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婚姻關係，那麼，按照「夫妻妾媵相毆並殺」條：

「……若妻毆傷殺妾，與夫毆傷殺妻同。過失殺者，各勿論。」

閻婆惜並非宋江的妻，而是宋江的妾。由此，基於兩者身份上的尊卑，就宋江殺閻婆惜一案而言，如果被司法官員認定為「過失殺」的話，宋江就會成功脫罪，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才是宋江虛構事實的主要目的。當然，就事件真相而言，宋江殺閻婆惜一案，既不是誤殺，也不是過失殺，而是應定性為「故殺」。

此外，所謂「戲殺」，即雙方當事人「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殺人者與受害人自始至終均為戲耍，沒有殺人意圖，直至一方死亡。從性質上看，這應該屬於「過失殺」的一種特殊形式。因小說中沒有對應的情節，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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