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曾給中國寫了一封信，《民報》卻只刊發了他的肖像

本文作者楊天石，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演講嘉賓。

晚年的托爾斯泰特別關心中國，反對中國「西化」。1906 年，辜鴻銘通過俄國駐上海總領事寄給托爾斯泰兩本他自己用英文寫的書，一本題為《尊王篇》，一本題為《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當年 9 至 10 月間，托爾斯泰寫了複信，題為《致一個中國人的信》。該信先後發表在德文《新自由報》、法文《歐羅巴郵報》、日文《大阪每日新聞》上。

信中，托爾斯泰譴責了侵略中國，「躬為獸行」的西方列強，表述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傾慕之情，同時也對中國今後的道路發表了意見。他說：「支那近歲中，浮躁之倫，以新黨自標，以為改革支那，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議政體者，有言興陸海軍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業者。眾議紛囂，如蜩如螗。此非惟淺拙之談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於支那者論之，此制實與支那民族大相馳背。今舉法制、軍制、工業諸大端，惟西人之是效，不過使支那農業生活喪失於一旦耳。」托爾斯泰指出：西方的所謂「代議政體」，不過是使一切權力由「少數強權」（君主、貴族）移於「多數強權」（議員）之手。中國人民「斷不宜取法西人」，應該「保守農業生活，信從儒、釋、道三教，則禍患自消」。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此信在歐洲發表時，似乎沒有引起多大反響；而當 1907 年初在日本發表時，卻立刻引起中國革命黨人的注意。宋教仁認為此信所言「支那人不可學歐洲人之武裝及代議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個革命黨人張繼則準備把它翻譯出來，登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上。宋教仁贊成張繼的這一想法，並自任翻譯。他說干就干，第二天就譯出了第一節，「大抵痛詆歐洲人之殘忍、鄙利、暴戾，而謂支那人有沉靜、忍耐之德」云云。但是後來，《民報》只發表了托爾斯泰的肖像，題為《俄國之新聖杜爾斯兌》；直到 1907 年 11 月，它才發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實際上由劉師培主持的《天義報》上。

一共發表了兩次，第一次是節譯；到了 1908 年春，又發表了全譯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則出版了單行本。有的學者認為，該信 1911 年在上海《東方》雜誌上刊出時，它才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是不確切的。《天義報》是一份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它的編者當時正認為，中國「西化」將威脅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活，只有克魯泡特金的「共產無政府主義」才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因此，對托爾斯泰的信極為重視，每次發表時都加了按語。第一次的按語說：「此書之意，在於使中國人民不復仿行西法，其言最為沉切。至其要歸，則在中國實行無政府。」第二次的按語說：「俄托爾斯德《致中國人書》，其大旨在於使中國人民實行消極無政府主義，不可效泰西代議政體，較之巴枯寧之昌破壞，苦魯巴金（指克魯泡特金——筆者）之言共產，雖有殊異，然其重農數端，則固中國人民所當遵守者也。」

劉師培

托爾斯泰晚年，俄國剛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農村正在經受資本的殘酷洗劫，農民面臨破產和喪失土地的危險。與巨大的財政資本、大規模的工商業出現的同時，貧困、飢餓、野蠻、賣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積累時代」的一切災難也就隨之降臨。托爾斯泰反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以「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強烈的憤怒對資本主義進行了不斷的揭露」，自然，他也不願意中國走上同樣的道路。《致一個中國人的信》正是在這一思想基礎上寫作的。這一時期，托爾斯泰還給日本《報知新聞》寫過一封信。在該信中，托爾斯泰批評當時的日本，「凡百事業，悉以歐人為模範」。他認為，即使中國像日本一樣，全盤「輸入歐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驅逐那些入侵中國的「歐人」，其結果只能使中國人民「所處之地位，亦漸次而趨於困難」。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和妻子

他不了解，中國人只有走現代化的求富求強之道，才能擺脫貧窮，避免落後挨打。他也不

了解，對於西方文明所創造出來的一切，可以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取那善果，避那惡果」（孫中山語）。

托爾斯泰既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又是一個「發狂地篤信基督的地主」。他的觀點充滿著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動的。就其無情地批判資本主義剝削，揭露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一面來說，是深刻的；就其企圖永恆保持東方農業社會和儒、釋、道等「亞洲制度的思想體系」，鼓吹「勿以暴力抗惡」來說，是保守和反動的。這兩方面，在他的《致一個中國人的信》里，都有所表現。《民報》之所以沒有刊出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於此！

楊天石：《橫生斜長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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