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遺存研究中的歷史地理價值取向——以陝西宋代古塔遺存為例

原標題：古塔遺存研究中的歷史地理價值取向——以陝西宋代古塔遺存為例

摘要：迄今為止，我國對古塔的研究基本限於建築藝術和宗教範疇。本文通過陝西宋代古塔遺存的區域位置和建造特徵，研究宋代古塔建築的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等背景，闡述宋代古塔與重要交通道路以及州、縣等行政統治中心的關係，分析戰爭時期社會經濟對建塔資金的影響，指出古塔特徵具有階段性行政區劃的特點，以探尋古塔研究中歷史地理價值取向的新領域。

關鍵詞：古塔遺存；區域特徵；歷史地理價值

中圖分類號：K248．4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300(2007)01—0069—07

古塔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建築形式，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古代的典籍中，對於古塔的記述卻很少，即便是在明清時代普遍撰修的地方志中，關於古塔的記載也往往是寥寥數筆。近代以來，中國出現了一批古塔研究者，他們借鑒西方的建築學體系與方法，為中國當代古塔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這些古塔研究者多為古建築學家或建築藝術研究者，因此，關於古塔研究的所有成果，幾乎都在建築科學或藝術的範疇，對於古塔的歷史文化背景關注較少，使得古塔的歷史價值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掘和利用。而大部分歷史研究者又認為古建築的研究不在自己的範圍之內，其結果，一方面古塔所蘊含的豐富的有價值的信息得不到發掘和利用，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歷史學家所著的書中，涉及古塔時還容易出錯。筆者以為，只有將古塔建築與地理位置、行政區劃、社會經濟、甚至民俗文化結合起來，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古塔的文化內涵與承載的豐富歷史信息，確立古塔建築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兩宋時期，今陝西地區先是北宋與西夏作戰和交往的前沿，後又被南宋和金政權分而治之。特殊的歷史地理位置，使陝西宋代古塔遺存蘊含著極為重要的歷史地理信息，其特有的建造風格，也在周邊地區佛塔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紐帶作用。以陝西宋代古塔遺存為例來研究古塔的歷史地理價值，具有典型意義。

一、陝西境內的宋代古塔遺存

筆者通過查閱文獻與實地考察，確認陝西境內現有宋代古塔25座，不能準確斷定時代的唐、宋古塔4座。具體見下頁表。

二、宋塔遺存與區域行政中心

宋代是我國繼唐代以後佛教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據推算，宋真宗時，全國僧尼數量多達45萬餘人，是唐代至清代的最高數字。隨著佛教的興盛與發展，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大規模的建塔高潮也隨之到來。對陝西地區來說，這時由於全國政治中心由唐時的長安轉移到了東京開封，西安已失去了全國宗教中心的地位。因此，僧尼數僅為「16134」人，不僅不能和佛教發達的南方相比較，就是在北方也是最弱的一個地區。但是，由於受特定條件下各種因素的影響，這時的陝西出現了為數眾多的佛塔建築，只是分布的區域特徵與唐代有了明顯變化，以長安為中心的唐塔格局成為歷史。現在的西安市區已經沒有一座宋代古塔遺存。即便是將郊縣划進來，也只有長安區的「測師塔」、戶縣的「寶林寺塔」和周至縣的「大秦寺塔」3座，僅占陝西宋塔遺存總數的12％，不僅在數量上不再像唐代那樣佔有優勢，其規模也不能和同時期的其他古塔相比了。隨著宋代宗教的進一步中國化和世俗化，地方城市，如州、縣所在地逐漸成為宗教中心，也成為佛塔的集中地。這是因為作為佛教象徵的寺廟與古塔的修建，必需憑藉一定的社會基礎，「交通發達的城市是一方社會中心，人口、財富流動、彙集之地??，因而成為僧侶推銷佛教、謀取布施的最好市場，? ?」。陝西現存的25座宋塔中就有13座位於當時的州縣治所。這些塔是：精進寺塔：同州澄城縣；慧徹寺諸佛舍利寶塔：華州蒲城縣、神德寺塔：耀州華原縣(今耀州區)；重興寺塔：耀州同官縣(今銅川市印台區)；開元寺塔：那州新平縣(今彬縣)；泰塔：那州三水縣(今旬邑縣)；武陵寺塔：邰州永壽縣(今永壽縣永坪鎮)；柏山寺塔：郎州直羅縣(今富縣直羅鎮)；萬鳳塔：廓州廓城縣(今洛川縣郫城村)；豐陽塔：商州豐陽縣(今山陽縣)；凈明寺塔：興元府南鄭縣(今漢中市漢台區)；開明寺塔：洋州興道縣(今洋縣)；太平寺塔：鳳翔府岐山縣，占陝西現存宋塔總數的52％。如果將距州縣城10公里以內的古塔劃人，則佔到現存宋塔總數的70％以上。由以京城為中心的唐塔建築向多中心的宋塔分布過渡，也是中國佛教逐漸走向民間和世俗的具體體現。大型宋塔多在地方行政中心這一特點，為我們以古塔為線索，認識宋代古城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

在歷史的發展中，有些古塔所在地至今仍為縣城，古塔便是我們理解和認識這些古城的重要參考。有的古塔所在地或淪為小鎮、甚或小村，已失往日輝煌，古塔更成了這些古城遺存的重要實物資料，為我們尋找和研究這些古城提供了更為寶貴的實物見證。

「萬鳳塔」所在的洛川縣土基鎮郎城村，現在僅是黃土高原上一個瀕臨深溝邊的極為普通的小村落。但是，高聳的古塔卻引導著我們去尋找此地歷史時期的輝煌。據史料記載「郎城縣，本漢郎縣地，屬左馮翊，後漢省。後魏於今縣理置都城縣，屬都城郡，隋大業元年改屬坊州」。)「唐末置翟州。梁改為禧州，改郎城日昭化。後唐同光元年改為郎城，屬郝州」。宋代，這裡為都城縣，屬郝州管轄，「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即郎城縣治置康定軍使，仍隸州」。到了元代，郎城縣並人洛JiI縣，屬延安府都州管轄。至此，一座古城結束了自己的使命，逐漸淪為僻壤。今日之萬鳳塔，就是此地在宋代為郎城縣和康定軍治所時的產物。巍然聳立的萬鳳塔，不僅是一座古城的見證者，而且對於研究宋代交通、軍事部署以及黃土高原水土流失也有著重要的價值。

今日富縣直羅鎮，是一個遠距縣城60多公里的山區小鎮，然而，柏山寺塔卻以自己的壯觀精美保留著歷史賦予它的、不可改變的時代信息——當年這座古塔興建時，這裡的地位與經濟遠比現在重要和繁榮的多。據史籍記載，早在隋代，戶部尚書崔仲方便開始在這裡築城，因「城枕羅原水，其川平直，故名直羅鎮。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分三川洛交於此置縣，因城為名」。如今柏山寺塔上仍可見唐代的手印磚，就是那個時代的烙印。至宋代，這裡仍是直羅縣的城邑，歸郎州管轄。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直羅縣被廢，從此淪為鄉村小鎮。可以說，美麗的宋塔以及石雕，是我們重新認識這裡歷史地理地位不可多得的實物。

宋塔的位置反映著宋代佛教相對興盛時期的社會地位。既體現了統治者對於佛教的重視，也體現了中國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為一體的特徵。

三、古塔位置與交通要道

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北宋的高大古塔多位於州縣所在的城市，但是，並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高大的古塔。那麼，這些有著古塔的城市又有什麼樣的相同點呢?當我們把這些有著古塔的城市用直線連接起來時，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具有著鮮明時代特徵的重要交通圖。

北宋時，陝西北部為邊塞要地。由關中通往北部和西北部的道路既是經濟上的重要通道，又為軍事要道。軍人、商旅以及往來人口的增多，使得沿交通要道的城市地位明顯提升，往來人口的增多，也為寺院經濟增添了巨大的活力，加之戰爭的陰雲、旅途的艱辛，又使得人們從心理上更多地增加了對於神靈的依賴，因此，通往北部道路兩側的佛塔明顯多於其他地域。這些塔包括：位於子午嶺東側都延路上的神德寺塔、重興寺塔；位於耀州、石門關、三水道上的萬佛寺塔、柏樹塬塔、泰塔；位於京兆府通往鄶州、慶州道上的武陵寺塔、開元寺塔；位於都州、直羅縣、華池寨道路上的柏山寺塔、福嚴院塔；位於黃龍山東側丹州、澄城、蒲城道路上的崇壽寺諸佛舍利寶塔、精進寺塔；位於秦嶺以南上津、商州道路上的豐陽塔、位於興元、金州道上的凈明寺塔、開明寺塔，京兆府通往鳳翔、秦州(今天水)、隴州道上有報本寺塔、太平寺塔等。這些直接位於古道上的宋塔，佔到了現有陝西宋塔總數的62％以上，如果將距這些古道不遠的古塔也計算在內，其所佔的比重還會再高。

鄜延道是北宋時由關中通往北方的咽喉要道，至今，連通我國南北的210國道還是沿著這條古道修建的。位於這條古道上的鄜州「接壤延綏，藩屏三輔，為渭北之襟要。唐乾元以後，常置重兵於此，與鄶、寧、涇、原諸鎮，相為唇齒」，對於北部的安全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州當南北之沖，亦關中重地也」。現在，這一條古道上仍有4座宋塔遺存，這從一個方面折射了此道在宋代的興盛與地位。

宋代由長安出發向西北行進，有一條經永壽、鄶州、寧州至通往慶陽府、環州、鹽州等地的重要道路。這實際上就是唐代通往西受降城的道路。它從子午嶺的西側向北延伸，武陵寺塔、開元寺塔便是這條古道的歷史見證。

為了戰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子午嶺地區有多條橫向的道路將子午嶺西側的要道與子午嶺東側的鄜延道連接起來。「由耀州西去，經石門關、三水縣可至寧州，唐代曾闢為驛路，由關中去慶陽的商販多由此道」。石門山海拔1856米，山峰壁立、地勢險要，「由石門可以南下西安，西去彬縣，東出銅川，為咸陽北面軍事要地」。如果在地圖上，將神德寺塔、延昌寺塔、柏樹塬塔、泰塔、開元寺塔連接起來，這條古道便會躍然紙上；由鄜州向西百餘里到直羅鎮，在宋代已成為一條由東面的丹州(今宜川)經都州或由關中至都州再通往西北軍事要衝華池寨的重要道路，其戰略地位在以後的數千年里均極為重要。20世紀30年代，國共之間著名的「直羅戰役」就發生在這條道上。20世紀70年代，為了備戰，這條古道更得到過高度重視與徹底整修，時稱「戰備公路」或蘭(州)宜(川)公路。今天，這條軍事道路已被編號為309國道，由山東的濟南直達蘭州。柏山寺塔便是這條千年古道上的路標。

由商州向南，經豐陽縣(今山陽縣)直到上津(今山陽縣漫川關南，湖北鄖西縣西北)的古道——上津道，開通於唐代宗寶應初年(公元762年)，「宋至明清在金州(今安康)通向長安的幾條道路中，上津道仍不失為重要的一條」。南宋時，金人繞道進攻漢中，就是經由此道西攻金州(今安康)再沿金州、興元道進軍的。豐陽塔、開明寺塔、凈明寺塔均位於這些重要的軍事路線之上。

黃龍山北起延河下游，南抵渭北高原，東臨黃河，西接洛水，由關中經黃龍山通往丹州(今宜川)的道路在宋代是一條與都延道互為補充的重要軍事道路。蒲城崇壽寺諸佛舍利寶塔、海源寺塔；澄城精進寺塔；合陽大象寺塔均位於這條通道之上。由關中東部經由黃龍通往郎城的糧草大道，在諸多的歷史地理書籍中卻很少標註，但是，從范仲淹為了減輕百姓負擔，建議朝廷讓百姓將供給軍隊的糧食直接送到此地的史實來看，這條道路在當時顯然是存在的。這條道路的走向，就是今日編號為「304」的陝西省道萬風塔是這條古道的重要標識。

在所有的宋代重要交通道路上，只有自東京(今開封)經潼關至京兆府長安之間古道上缺乏高大的古塔，究其原因，當與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1月23 日)華州大地震有關。據統計，這次以華縣為中心的大地震，致使多座古塔倒塌：如華縣的「寧山浮圖」、渭南的「鎮風塔」、華陰縣城的「故有浮圖」、同州(今大荔縣)「兩塔」等。

宋塔是宋代交通要道上的靚麗風景。

四、建塔資金與社會經濟

修建一座高大的佛塔，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資金問題。宋時，全國商品經濟雖然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和同期其他地方相比，陝西的商業處於較低水平，北宋中期的京兆府長安，其商稅收入僅為全國的第16位，陝西宋代古塔多位於通往北部的交通要道，這些地區直至今天經濟仍不發達，在當時的條件下，僅從農業產出去尋找建塔的經濟基礎，顯然是徒勞的。但是，一座座古塔巍然聳立，明確地告訴我們，當時是具備這樣條件的!這就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些地區當時的經濟特點，去尋找破解謎團的途徑。

北宋時期，陝西北部人口最大的特點就是連年的戰爭導致軍人數額巨大。宋仁宗年間永興軍路和秦風路就曾屯住了40萬大軍。宋末麟、府、豐三州共有人口12 280人，但是，該地的禁軍卻多達1.8萬人。前方的糧草輸入，全靠背負肩挑，耗費巨大。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河東路轉運司，調民夫11 000人隨軍參加運輸，一夫雇值約三十千文以上，一驢雇值約8 000文；同一年，京西南路轉運使，調均州、鄧州一帶民夫30 000人往陝西郎延路運糧，自人陝西界，按至延州里程和日行程計算，每日每人先支給米錢30文，柴菜錢10文；陝西都轉運司與諸州差雇車乘人夫，人日支米2升，錢50文。「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瞻二州(指麟、府)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竭百萬民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大規模的運輸，在給政府和百姓帶來沉重負擔的同時，也給道路沿線的地區帶來了戰時的流動人口與消費。據記載，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陝西路的「酒課」達1 269092貫，秦風路為1 183 924貫，位居全國的二、三位。如果沒有大量流動人口，相對於經濟貧弱的陝西經濟整體狀況，這樣高的「酒課」是無法理解的。正是這些外來人口的消費資金成為陝西北部沿交通道大量宋塔得以修建的重要因素。郎州的鄢城縣，原本不在重要的交通線上，范仲淹知延州時，「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廓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歲租就輸之，春下徙兵就食??詔以為康定軍」。軍隊與流動人口便給此地帶來了戰時經濟的發展，突然增加的人口與消費，應當是「萬風塔」修建的經濟基礎。

為了減輕運輸耗費，北宋曾實行「人中」之法，鼓勵商人將糧草運往邊地，換取「卷引」(購鹽證)，然後持卷到解池領鹽運往陝西行銷。「每當鹽州的青鹽禁運時，解池鹽就由這條道路運往關中、隴東和郎延地區」。這樣，通往邊關的道路上又多了由商人組成的運輸隊。同時，非戰爭時期，北宋在西北部地區「茶馬互市」所帶的經濟也不容忽視。當時，「今陝西境內計陝西路置茶場332個，京西路金州置茶場6個，元禱二年(公元1087年)，熙河、秦風仍置場，且許永興、禱、延、環、慶通商，使得川陝驛路和隴關道、鄰州、蕭關道及延州道等驛路忙於轉運茶葉，運回馬匹」。這些特殊時期的經濟現象促使了關中通往北方諸州縣的經濟發展，自然也對陝西古塔的興建產生了重大影響。

富縣柏山寺塔身上鑲嵌有多塊石碑，第三層西北方向的一塊石碑碑文為：「塔第三級施主＼孫口口李金芳＼施騸馬一疋＼孔上成弟孔口口＼施布二百口＼劉八郎口一頭」；「施馬口＼口口馬二疋趙定口＼口口馬一疋口口馬一疋＼口口馬一疋三口口馬疋＼口口馬一疋武氏馬一疋」。富縣位於黃土高原中部，溝壑發達，原面破碎，耕作條件極為艱苦。在這樣地形多變的環境下，最適宜的畜力便是挽力大的牛和靈巧的毛驢。直至今日，在陝北，以奔跑擅長的馬匹仍是十分罕見的。那麼，一千年前，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此地有如此多的馬匹出現?歷史文獻告訴我們，北宋時代，在陝西北部，有大量的用於屯田和備戰的准軍人—— 弓箭手。這些弓箭手從國家領得土地，便有了戰時義務為國家出兵丁和馬匹的責任。「人給地二傾，出甲士一人，及三傾者，出戰馬一匹，? ?」。這些特殊身份的人，善於騎馬射箭，作戰勇敢，而且熟悉山川道路，是北宋加強邊防的重要力量。有人統計，北宋治平(公元1064—1067年)末，到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陝西沿邊有弓箭手多達46 300餘人。柏山寺塔上的施捨者，當與這些人有關。

由於特定條件下商業的發展，還使得沿交通要道各州縣出現了十分富有的商人。蒲城縣崇聖寺諸佛舍利寶塔下的碑石，便記述了當地富商王信捐巨資修塔的事迹：蒲城崇聖寺原來沒有塔，寺僧景深發願建塔，得知北鄉延興村商人王信有錢樂施，便登門請王布施5 000兩銀子。王信從僧人口中得知，建一座塔需要50 000兩白銀，便答應所有銀兩由他一人承擔。一個商人一次捐款50 000兩白銀來修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處於交通要道上商人的富有。

陝西宋代古塔遺存是宋代陝西地區戰時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我們研究宋代經濟的重要資料。

五、古塔特徵與行政地域文化

古塔是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的歷史產物，因此必然帶有歷史固有的時空確定性。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基於人們對於宗教教義的不同理解和建築技術的不同發展水平，古塔從外表到內部結構均有著較大區別。這種由時間順序而連接起來的縱向特徵，呈現著古塔由興起、繁盛到衰落的過程。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所帶來的區域文化特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古塔在區域上的差異。

這種因區域而帶來的古塔文化的差異，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一區域文化特徵之間的沿襲性，一是行政區域變更所帶來的階段性區域特徵。

唐時，陝西是京城所在地，是引領全國文化發展的中心，因此，唐代的全國古塔，多以陝西塔為藍本，以至遠在雲南邊陲的大理千尋塔，都和長安的薦福寺小雁塔有著極為接近的風格。唐代以後，陝西失去了中心地位，其他地區的古塔開始有了自己鮮明的地域特徵，但是，陝西宋代古塔卻仍帶著陝西唐塔所特有的質樸與厚重。以塔檐為例，唐以後的南方塔具有了塔檐及檐角向上高挑與秀麗的特徵，而陝西宋代古塔中則沒有。不僅如此，部分宋塔甚至還完整保留了唐塔平磚疊澀出檐，爾後反疊澀收檐的風格。還有部分宋塔完整地繼承了唐塔方形中空式塔體、「一斗三升」式的早期斗拱、塔面繪製直棱窗等特徵。這些具有獨特地域文化傳承特徵的古塔，曾使很多專家上當，誤認其為唐塔或五代塔。例如：戶縣寶林寺塔，縣誌記載「在縣南五十里紫閣峪，唐太宗敕建，尉遲恭監修寶塔，高五丈余」。據此，民間一直稱該塔為「敬德塔」。在現代文獻中，該塔也曾被定為「唐塔」或「五代塔」；澄城精進寺塔，《澄城縣誌》記載：「精進寺在東門外以南，唐肅宗時建，浮屠九級」。解放初，專家們認為該塔「既有唐代作風，又具宋代特點，似為五代時建築」。亦有人斷定其為「唐塔」。現在這兩座塔均被考古證實為宋塔。這種在宋代古塔中還頑強地保留著唐塔風格的現象，雖然為古塔斷代帶來困難，但卻成為陝西古塔重要的區域特徵。

典型的宋代陝西古塔，有著華麗的外表與壯觀的塔姿，塔的出檐在唐塔基礎上也有了發展，由仿木的椽頭、瓦壟逐漸取代了平磚出檐。但是，它又有著不同於中國東部地區宋代古塔的獨特特徵。河南境內的典型宋塔，檐角均有向上挑起的特徵，如：尉氏縣興國寺塔、汝南縣悟穎塔、開封寺鐵塔等。而陝西北宋塔則無一例與之相同者。不僅如此，陝西宋代古塔還呈現出明顯的歷史階段性區域特徵。宋代永興軍路管轄4府15州，相當於今陝西商洛市、關中大部、陝北南部、山西西南部、甘肅東北部等地。今漢中地區則歸屬於四川路利州管轄。這樣的時代行政區域劃分，為陝西宋塔帶來了明顯的歷史烙印。今山西運城地區、甘肅慶陽地區的宋塔，就有著與陝西關中古塔一致的建築風格。如山西芮城縣聖壽寺舍利塔、萬榮縣檻泉寺塔、甘肅寧縣肖金塔、花池縣東花池磚塔均有著與陝西宋塔相同的風格，這顯然是受以今陝西為中心的地域文化影響的結果。同樣，位於秦嶺以南的三座古塔中，豐陽塔由於為永興軍路商州管轄，便有著與關中宋塔同樣的特徵。而開明寺塔、凈明寺塔則由於其所在地屬於利州路，其塔形制則與四川新都縣寶光寺塔一致。

不同時代的行政區域劃分對當時的地方文化有著明顯影響，這是陝西唐宋古塔所傳遞給我們的又一個歷史信息。

小結

古塔遺存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歷史時期，宗教是維護社會心理安定的重要因素，統治者對宗教的倡導和重視使得高大的古塔多建於各級行政統治中心。現存古塔對於我們研究古代城市，特別是已經消失了的城市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流動人口(特別是戰爭時代的軍人和運輸軍需的人員)有著強烈的心理安全需求，故而，通往戰爭前線的交通要道，是古塔的集中區域，古塔遺存對於我們探尋古代交通同樣有著不可多得的價值；社會經濟是建造古塔的必要條件，流動人口的增加、軍需商貿的發展、戍邊屯田等特定的經濟因素均可成為古塔建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經濟基礎，高大的古塔是一個時代區域經濟的縮影與見證；在集權制時代，行政統治中心對區域社會文化有著重要影響，古塔遺存便是這種文化現象的活化石。現存古塔不僅僅是建築文化的瑰寶，它對於我們認識不同時代社會心理結構、研究古代城市建設(特別是已經湮沒了的古代城市)、探尋古代交通狀況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 陳正奇]

本文作者：趙克禮(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陝西西安710062)

本文選自：《唐都學刊》第23卷第1期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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