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十個最大考古發現，領隊解讀，一篇看懂！

最新 04-14

一年一度的「中國考古奧斯卡」

「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昨天揭曉了！

哪些是去年中國十個最大考古發現？

「挖啥呢」邀請北大考古研究生

讓您一篇看懂！

考古領隊說

於建軍：通天洞遺址是新疆前所未有的洞穴遺址，其中舊石器時代遺存、細石器層位、連續四疊層、小麥等首次發現，具有劃時代的學術意義，將會越來越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

通天洞遺址及其環境

通天洞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乃縣托斯特鄉南20km的薩吾爾山，為一處花崗岩洞穴遺址。遺址中發現有連續堆積的舊石器-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地層。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動物骨骼，並發現有3個明顯的火塘遺迹。石器工業顯示出典型的勒瓦婁哇類型莫斯特文化特徵，C14年代顯示為距今4.5萬年左右。

0505探方剖面對應年代

考古學界多年來一直寄希望於新疆地區能夠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自上世紀以來，新疆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地點，但都未有明確的地層堆積。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是新疆地區發現的第一個具有明確地層的舊石器遺址，這對於新疆舊石器考古來說是開闢性的發現。

莫斯特文化作為舊石器中期文化的代表在歐洲、西亞等地有著廣泛的發現，但中國的發現一直以來鳳毛麟角，存在爭議。通天洞遺址以明確的地層序列、風格鮮明的石器工業特徵和嚴格的年代數據證明了舊石器中期文化的存在，勒瓦婁瓦類型的莫斯特文化在中國的西北邊陲被學界一致確認，這對於中國舊石器考古來說是一個突破性的發現。

出土石製品組合

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界對東亞現代人的起源、擴散等問題，一直以來有著自己的研究與看法。但是，在國際性的討論中，我們中國一直缺少能與歐洲、西亞同時期遺址相互對比、引證的發現。如高星教授所言，通天洞遺址的發現，為我們參與國際討論提供了具有發言權的材料，通天洞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李昱龍）

考古領隊說

王芬：焦家遺址發現目前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夯土牆、壕溝、大量房址、一批高等級墓葬和祭祀遺迹等集中發現。作為魯北古濟水流域的一處大型中心聚落遺址，對其進行聚落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研究，對探討中國東部地區的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等重大學術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北區晚期居住期房址分布圖

焦家遺址位於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西北、距離著名的城子崖遺址不足5公里。山東大學考古與博物館學系經過連續兩年的發掘，收穫了一批豐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為黃河下游距今5500-4500年的文化與社會發展提供了全新認識。

發掘區內的聚落功能有清晰變化，先後經歷了居住期—墓葬期—居住期三個階段。早、晚兩期房址空間排列有序，形制分別為半地穴式、地面式，反映出該地區在大汶口中晚期居住形態的轉變和建築技術的進步。

大型墓葬152號墓

中期墓葬存在三級分化，在規模、葬具和隨葬品上有明顯差異。大型墓葬有重槨一棺或一槨一棺，隨葬有數量眾多、精美的陶、玉、骨器。附近還集中分布20多座祭祀坑。中型墓葬為一棺，小型墓葬多無葬具或隨葬品。近半數墓葬發現有玉制禮器和裝飾品，說明焦家遺址應為黃河流域一處重要的用玉中心。

發掘區南區發現了一段不晚於大汶口晚期的版築夯土城牆，牆體外側為壕溝。通過勘探可知這是一處面積約12萬平方米的橢圓形城址，是目前發現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為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盛況找到了源頭。

大型墓葬91號墓隨葬玉器

夯土城牆、高等級墓葬、大量高端產品——玉器、白陶和彩陶，昭示著焦家遺址已成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魯中北地區具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意義的都邑性聚落，為研究該時期墓葬制度的起源、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材料。（楊菁）

考古領隊說

楊利平：楊官寨遺址首次確認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填補了該領域考古發現的空白，揭開了5000年前關中之地的喪葬習俗、喪葬文化，再現了這一時期的婚姻狀態、生產生活、飲食習慣，充分體現了「楊官寨城池」建設中關於墓地的選址與聚落的整體規劃。

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區航拍

位於西安高陵區、涇河北岸的楊官寨遺址，2008年就因發現距今約6000年的廟底溝文化大型環壕聚落而被評為當年的十大考古發現。2016-2017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環壕外東側發現了同時期的大型成人公共墓地，填補了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的空白。

偏洞室墓283號墓

根據已清理的211座墓葬，我們可以對墓地的情況有初步了解。墓葬分布密集，均為平面呈長方形的小型墓，東西向。部分墓葬兩端發現疑似柱洞的遺迹，推測墓葬上方可能有「幡」類的標識物。墓葬形制以偏洞室墓為主，占發掘總數的80%。該類墓葬為先修長方形豎穴墓道，在墓道底部的一側掏挖橫向洞室來安置死者，此前主要發現於新石器末期的甘青地區。楊官寨墓地的偏洞室墓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同類遺存，將其出現年代提前了600多年。

彩陶壺

墓葬均為單人一次葬，仰身直肢，頭向西。個別墓葬中的編織物痕迹顯示下葬過程中曾用蘆葦類編織物對屍體進行包裹。少量墓葬中發現隨葬品，有廟底溝文化典型的重唇口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壺等陶器及玉器、石器、骨器等，有些陶器被刻意摔碎再葬入墓葬中。

作為國內首次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成人墓地，此次發現有助於研究該時期的埋葬習俗、社會組織、婚姻制度、人種等重大課題。偏洞室墓的發現，為其起源與傳播、尤其是關中地區與甘青西部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影響提供了珍貴的考古材料。（楊菁）

考古領隊說

馬強：姚河塬遺址發現了：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諸侯級墓葬；最西北的鑄銅作坊遺址；最特殊的葬制葬俗。

姚河塬遺址是：最西北的甲骨文發現地；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

姚河塬遺址的發現使得周王朝的西北邊疆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到達了六盤山腳下。

刀把形墓葬埋馬12匹

姚河塬遺址自2017年6月發掘工作開展以來，便備受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固原孫家莊西周早期墓葬的發掘，以及彭陽新集一帶零星出土的西周陶鬲、銅戈，暗示周人在西周早期可能已涉足隴山東西，姚河塬遺址的發掘則進一步證明西周時期中央王朝確已對這一地區實施了有效的統治和管理。

獸面紋象牙杯

遺址內較多的劉家文化類遺存及含先周、殷商、寺窪等文化因素的遺物，反映了商周之際寧夏南部地區複雜的人群轉換及文化變遷，為西周時期的繁榮奠定了歷史基礎。細緻的區域系統調查與大遺址作業方法揭露出西周時期這一功能結構複雜的聚落形態圖景：

玉鳳

帶墓道高等級墓葬與車馬坑、馬坑、祭祀坑構成的高等級墓地與小型墓地的分化，可鑄造容器、車馬器、工具的鑄銅作坊背後對珍稀資源獲取及產品再分配的控制力量，發達的池渠、路網系統提供的基礎設施，遺迹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貴文物與以甲骨文為代表的特殊文化產品，無不顯示出姚河塬遺址的高等級地位與非凡氣象，結合發達的西周文化遺存，表明其當為西周大臣的采邑或分封諸侯國所在。在彌補文獻不足、極大擴展西周統治疆域的同時，姚河塬遺址提供了探索西周王朝管理西部疆域模式的新線索，也為商周考古的研究鋪陳出更為廣闊的空間圖景。（吳桐）

考古領隊說

樊溫泉：上聯：春秋鄭公大墓，有葬坑寶馬雕車香滿路，盡顯王侯喪禮之隆，刷東周車馬數量新記錄；

下聯：戰國瓮城體系，為鄭都水陸城門添防護，力揚霸主軍事之威，開中原王城衛戍最先河。

橫批：中

北城門遺址航拍圖

自西周末年桓公封於鄭，到戰國韓滅鄭並遷都於此，新鄭作為鄭、韓兩個諸侯國的都城長達500餘年之久。而鄭韓故城的考古工作也一直在進行之中，2016-2017年度的發掘，主要集中在故城東部的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

鄭國三號車馬坑全景

發掘初步揭露了北城門的結構，判斷為一陸門一水門，與史書中關於鄭國「渠門」的記載相互印證。還發現了曲尺形的戰國瓮城城牆，周邊還有建築和帶車轍的道路遺迹，這在中原地區東周王城遺址中尚屬首次，對了解當時的都城形制、選址和防禦理念有重要意義。

對於鄭國三號車馬坑的發掘，則是本世紀初鄭公大墓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該坑為春秋晚期鄭公一號大墓的陪葬坑，呈南北向近長方形豎穴土坑狀，口大底小。坑底清出至少124匹平鋪的馬骨，馬骨幾乎全呈頭向西足向南的側躺式擺放，東西向5列，南部坑邊和東南角馬骨疊壓2到3層。此外還發現48輛以上的陪葬車，數目之多在東周考古中實屬罕見。

鄭國三號車馬坑一號大型安車

車轔轔，馬蕭蕭。鄭韓故城北城門和車馬坑的發現，不僅為研究東周城防布局、車馬葬制度提供了寶貴資料，也全方位展示了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新鄭規模宏大、鱗次櫛比的繁榮景象。二者相互結合，為復原春秋戰國時代的都城面貌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蔡寧）

考古領隊說

劉瑞：五年來櫟陽城遺址的考古工作，確定了秦都櫟陽和商鞅變法的所在地，清晰的揭露出了迄今為止最早的包括浴室、壁爐、灶等在內的秦漢宮殿生活區的基本情況，確定了漢承秦制當始於櫟陽，找到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古代政治文明、建築文明的源點

櫟陽遺址三號古城2017年發掘遺迹

秦漢櫟陽城是西安附近除秦咸陽、漢長安外的第三座秦漢都城，也是漢王朝的第一個都城、帝陵和陵邑的所在。戰國時期秦獻公、秦孝公，秦末楚漢相爭之際塞王司馬欣、漢初劉邦都曾以此為都城，在高祖七年遷都長安後，櫟陽仍作為漢太上皇居所及死後陵邑所在地，置萬年縣以奉其陵寢。

巨型筒瓦

經過考古學家多次勘探和發掘，三座沉寂於地下兩千年的古城浮出水面，它們分年代依次為秦漢、西漢中期至新莽前、戰國至西漢前期。其中，三號古城內自南向北四個大型宮殿夯土建築台基尤其引人注目，它們體量宏大，以廊道相連。半地下室建築、浴室、地漏、壁爐、排水管道、滲井設施等形制多樣的建築遺迹體現出其作為早期都城的完備設施。大量板瓦，動物紋瓦當、雲紋瓦當、空心磚踏步、巨型筒瓦等建築材料，與秦雍城、秦咸陽城、秦漢上林苑、漢長安城、遼寧碣石宮等秦漢都城宮殿建築材料都極為相似，宮殿內出土器物上「櫟陽」、「宮」的刻劃文字和大量「櫟市」陶文，也證實了此遺址即文獻所載櫟陽城。

「櫟陽」、「宮」陶文

三座古城年代相繼，遺存內涵豐富，建築等級高，描繪出秦漢宮殿建築恢弘的氣勢和精美的裝飾，無聲訴說了櫟陽城數百年滄桑起伏的都城史。櫟陽城遺址上承雍城，下接咸陽，並延續到西漢，為帝國早期都城宮殿建築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出土材料，其建築形態、裝飾布局也證明了秦漢宮殿建築制度應始於櫟陽。（崔秀琳）

考古領隊說

嚴輝：穿越時空隧道，暢遊歷史長河。洛陽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捕捉到了東漢帝陵豐富的歷史信息。那個神秘的陵與寢，連同神秘的王朝與時代，漸漸地浮出水面。

朱倉722號墓陵園遺址1號台基西階道（由西向東）

東漢繼承了統一帝國的遺產，其物質文化面貌是漸變的。東漢皇族以南陽豪族發跡，這一身份使得西漢、東漢皇室陵墓制度上出現了較大差異。東漢帝陵相比西漢帝陵，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不足，原因可能是考古發現少且史料屈指可數。已有有關東漢帝陵的討論往往圍繞帝陵地望和陵主考證進行，依據文獻展開陵園布局的研究。

朱倉722號墓陵園遺址1號台基東側排水溝（由北向南）

改革開放後，中外聯合進行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活動引入了GIS的概念，引發田野工作方法在觀念上的轉變。2003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測」正式啟動，以調查、勘探為主，發掘為輔的方式，對邙山範圍內各個時代的墓葬在GIS平台上進行登記。為了廓清與東漢帝陵北陵區相對的南陵區，伊河以南到萬安山北麓的區域也被納入到這個田野工作系統當中，十幾年的勘探和發掘取得了有關東漢帝陵的豐碩成果。

朱倉722號墓陵園遺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東）

截至今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經對北陵區朱倉722、707號墓封土之東的大型夯土建築與迴廊、東北的院落群以及封土以南的祭祀坑；南陵區白草坡帝陵陵園內北門、北門東北的院落群進行了發掘。儘管尚不能確定陵主，但已經基本鎖定了帝陵級別的冢與陵園所在，了解其基本構成。另外發掘評估了勘探的可信度，繼而拓展了東漢帝陵研究的資料渠道。東漢帝陵的發現填補了空白，為研究漢晉帝陵制度的演變提供了豐富而系統的資料。（安妮娜）

考古領隊說

胡勝：大上清宮遺址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遺址以其所承載的歷史內涵，彰顯著獨特的文化魅力。它不僅是一處非凡的道教宮觀遺址，更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處重要物質載體。

大上清宮遺址總平面圖

「獻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水滸傳》第一回中以華麗語言描繪的這處宮觀，便是江西龍虎山大上清宮。龍虎山地區的道教活動可追溯到東漢時期，為正一道之祖庭。大上清宮在宋徽宗時遷建今址，又經宋元明清歷朝修建，成為溪山環拱、規模宏大的「神仙都會」。但在1930年，一場大火將宮觀付之一炬，逐漸湮沒。

龍虎門

2014年清嘉慶十五年重修上清宮碑的出土為大上清宮重現於世拉開了序幕。持續四年的系統考古發掘，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宮的分布範圍，並揭露了以龍虎門—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閣為中軸線的建築群基址，明確了宮觀建築格局和歷史演變脈絡。遺址出土了黃、綠等色琉璃構件和大型石柱礎等高等級建築材料，以及自宋至清的大量瓷器等生活用具；考古隊還以遺址為中心，對周邊20餘處相關遺存進行了調查，都體現了大上清宮道教文化中心的地位與影響。

三清閣

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是我國迄今發現的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具有皇家特徵的宮觀建築遺址。它的發現和發掘是我國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為古代宮觀建築研究和道教研究等提供了新的材料。（劉天歌）

考古領隊說

趙俊傑：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發掘的國家山祭遺存，填補了宋金時期廣義城市考古的學術空白，作為一張燙「金」的中國歷史名片，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1號建築、迴廊西南轉角、與亭式6號建築（上北下南）

禮制建築包括祭祖先的宗廟，祭天、地、日、月、山、川的壇廟等，是皇帝通過祭祀向天下顯示其皇權「受命於天」、「淹有四海」具有合法性的場所，在古代是與宮殿並尊的重要建築。女真建國以後，其傳統信仰與中原王朝禮儀文明相糅合。金統治者在繼承漢文化中嶽鎮海瀆祭禮的同時，還設置若干女真族特色的山川神靈崇拜，對其制度化、儀式化，使之形成固定的國家祀典。其中，長白山作為「興王之地」，是最典型的一例。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禪五嶽之舉，始封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並在長白山北側建廟奉安，春秋之際遣派官員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1193年，癸丑），金章宗為了表達對長白山的崇敬，又冊封長白山為「開天宏聖帝」。

漢白玉玉冊殘塊（癸丑）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於2014—2017年對吉林省安圖寶馬城遺址進行了連續4個年度的勘探與發掘，通過遺迹遺物與綜合分析，該遺址即為金代祭祀長白山的祠廟遺址。遺址圍牆內中部偏北設置一迴廊院落，迴廊院中軸線北部為一工字殿，門殿與工字殿之間的軸線兩側各有一亭。其整體布局與以岱廟、中嶽廟、西嶽廟等為代表的宋金時期皇家山嶽祠廟非常相似。

1號建築鴟吻一側龍紋

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築遺址之一，對於研究金代的文化認同與對東北邊疆的經略，對於研究金代建築的制度與發展，對於探討南北文化的交流都極富歷史和現實意義。（王子奇）

考古領隊說

劉志岩：370年前大西王的折戟沉沙，370年後的江口沉銀水下考古。有人說傳說和歷史之間，只隔了一次考古發掘，但這背後卻是數十個考古隊員99個日夜的艱辛工作。考古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可以親手觸摸歷史，但考古人又是不幸的，因為我們觸摸的歷史總是殘缺。沒有任何一次考古發掘可以像江口沉銀這般，讓我覺得可以離一段歷史這麼近，可以離一個歷史人物這麼近。

發掘區場景

與李自成齊名的明末清初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最巔峰時曾於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稱帝位，年號大順。但好景不長，1646年張獻忠在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岷江河道內，大敗於明朝參將楊展，傳說中張獻忠攜帶的戰利品也墜入河中不見蹤影。上世紀以來，在推測的江口鎮沉銀地點，陸續傳來文物出水的消息，引發了考古行業與社會公眾對張獻忠往事的強烈好奇。而在2017-2018兩個年度的考古發掘後，好消息傳來：「張獻忠沉銀髮生於江口沉銀遺址」，得到了確鑿的證實。

西王賞功金幣

以金、銀、銅、鐵等金屬材質為主的30000餘件各類出水文物，等級高、來源廣，讓300多年前的風雲歷史彷彿觸手可及：張獻忠大西國的金封冊、鑄造的「西王賞功」金幣及幣范、「西王賞功」銀幣、「大順通寶」銅幣、銘刻大西國國號的五十兩銀錠和運載銀兩的「木鞘」……它們就靜靜躺在岷江河道的紅色砂岩河床之中，等待考古工作者帶它們重見天日。

明冊封吉王金冊

因為江口沉銀遺址的特殊性，本次考古發掘別開生面。一方面，利用岷江枯水期的時間窗口，在河道中搭設圍堰、阻斷水流進行發掘，創下目前國內內水考古項目的最大規模記錄。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積極回應社會關切，不僅主動與媒體合作報道考古發掘過程與成果，還敢為人先地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志願者，志願者的身影遍及考古發掘全程，為國內的公眾考古實踐作出了傑出榜樣。（奚牧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