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東亞地區的焦慮和抑鬱障礙的 發病率偏低？基因？文化？

為什麼東亞地區的焦慮和抑鬱障礙的

發病率偏低？基因？文化？

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的心理疾患發病率呈升高的趨勢。但是放在全球範圍內，中國人的焦慮和抑鬱障礙發病率是偏低的，尤其是和歐美國家相比，見圖 1的c和d部分。或許有人會說，這可能是現代化程度較低導致的，而且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升，抑鬱症的發病率不是也在增加了。換言之，假以時日，等到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和歐美髮達國家相似了，上述差異就會消失。但是這個解釋是有問題的，從圖 1中的c和d部分可以發現，日本的抑鬱症的發病率也低，而日本的現代化程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和歐美國家沒有差別了。那麼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呢？

圖 1文化、基因和情緒疾病的地理分布的一致性

註：文化、基因和情緒疾病的地理分布的一致性。灰色表示數據缺失；黃色到紅色表示越來越高。a) 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分布；b）5-HTTLPR中S等位基因百分比的分布；c）焦慮障礙的分布；d）心境障礙的分布。

從達爾文開始，適者生存和自然選擇成為物種演化的鐵律，逐漸被人們和學者廣泛接受。具體到人類行為，演化心理學往往認為人類行為的差異往往是由於人類的大腦和心靈（brain and mind）適應環境的副產品。比如中國人見面最常說的一句話「吃了沒？」可能是因為中國人在適應農耕文明過程中經常由於資源（食物）不夠而非常看重吃導致的，而英國人搭訕時問「天氣怎麼樣」可能是因為英倫三島，特別是英格蘭地區多霧，人們深受其影響所致。也就是說人的行為差異的主要機制是環境差異而引起，這裡人們往往指的是自然環境，如圖 2中的左圖。而文化-基因共同演化論認為自從人類出現以後，人類一方面在適應自然環境，另外也因為人類的自適應行為而開始改造自然環境，雖然可能是無意識地；從而使得人類行為並不僅僅是單純地適應環境，而是在適應經過人類行為改變後的自然環境。結合人類的演化史經歷了漫長的石器時代，至少等到我們開始有文字記錄的信史時代起，我們很多的行為已經可能受到文化和基因共同作用和影響下的自然環境的影響。換句話說，人們的很多行為差異不僅受到基因的影響，也受到文化的影響，如圖 2中的右圖。但是上述說法往往來自人類學的研究，通過對小規模的處於較原始的狩獵-採集社會（hunter-gather society）的觀察和比較得到的結論。

圖 2兩種演化示意圖

註：左圖：自然演化；右圖：自然和文化共同演化

在Chiao和Blizinsky的研究中，他們利用以往的不同來源的國際二手數據，分析了傳染病的發病率、文化（個體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基因（5-羥色胺轉運體等位基因中S型的比例，5-HTTLPR）以及焦慮和心境障礙（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的發病率三者之間的關係，見圖 1。

通過對來自29個國家或地區這些二手數據（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只有12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和中介分析發現，1）在國家層面，5-HTTLPR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能夠預測個體主義/集體主義；2）個體主義/集體主義能夠中介5-HTTLPR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與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發病率的關係；5-HTTLPR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越高，這個國家的集體主義分數越高（個體主義分數也就越低）；後者越高，這個國家的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的發病率也就越低；3）5-HTTLPR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能夠中介傳染病發病率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之間的關係，傳染病發病率越高的國家，5-HTTLPR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越高；後者越高，這個國家的集體主義分數就越高。

那麼怎麼解釋這個結果呢？為了方便理解，我在這裡做一下相關背景知識的介紹。第一個是傳染病的發病率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關係。Fincher等發現利用國家或地區層面歷史和當下的傳染病的發病率作為自變數，而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分數為因變數，發現傳染病發病率能夠預測該國家或地區的集體主義分數，發病率越高的地區，集體主義越強。第二個是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是常見的精神疾病，往往體現為體驗到更多的更嚴重的負性情緒，而且達到了需要藥物治療的程度。所以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可以作為反映某個文化群體或國家負性情緒體驗高低的指標。第三個是5-HTTLPR作為一種等位基因，主要有S型和L型兩種，與L型相比，攜帶S型5-HTTLPR的個體在環境威脅，特別是慢性生活壓力（如人際衝突等）的情況下，更容易體驗到各種負性情緒。從圖 1b可以發現，東亞人（中國、日本和韓國）中70-80%攜帶S型等位基因，而歐洲人中此比例只有40-50%。

在這裡，我們可以把傳染病（如瘧疾、傷寒和麻疹）發病率作為對人類造成威脅的自然環境因素，而這個因素存在著地理上分布的不均衡。東亞地區的發病率要高於歐洲地區。試想在1萬多年前，所有地區的人們開始由狩獵-採集社會逐漸想農業社會轉變，而人類面對傳染病的威脅不同，加上存在不同的基因類型，不同地區的人類群體為了適應自然環境，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傳染病的高低不同）而做出了最適合自己的選擇。傳染病高發的地區（如東亞），S型等位基因更容易讓人們對陌生人警惕，防止他們帶來可疑的傳染病（雖然他們不可能像現在的科學手段知道原因究竟是什麼，但是過往的生活經驗告訴他們陌生人可能會帶來麻煩和不好的後果），所以東亞地區的人們逐漸變得S型等位基因的人的比例逐漸增多。而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高的群體往往會發展出集體主義價值觀。而在傳染病發病率低的地區（如歐洲），由於傳染病發病率比較低，即使有S型等位基因的出現，因為沒有適應性的價值（陌生人可能既是威脅，也是機會），所以內外群體的區別對待顯得沒有必要，最後自然選擇的結果是群體中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並沒有顯著的上升。就第一步來說，由於傳染病發病率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均衡分布，導致了S型等位基因的比例在地理空間上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步，由於S型等位基因和L型等位基因分布的不均衡，導致了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分布的不均衡。而後者則就和自然選擇開始共同起作用。第三步，如果在個體水平上，S型等位基因高的個體，應該更容易體驗到負性情緒，那麼在國家層面上，S型等位基因比例高的國家應該是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的發病率比較高，但是事實正相反，反而是S型等位基因比例高的國家焦慮障礙和心境障礙的發病率比較低。這就涉及文化與基因的交互作用。集體主義價值觀最初的適應性是內外群體有別，但是隨著社會規範的進一步細化，或者在保持降低感染傳染病（有效地識別陌生人-可能潛在的傳染源）的同時，又如何降低負性情緒的體驗呢？集體主義價值發展出強調群體和諧，抑制個體需求滿足的社會規範，特別是當後者個體欲求的滿足有可能威脅群體的內部和諧時。這樣就降低了群體內所有人的慢性生活壓力。

總結一下，最後的行為負性情緒的體驗（心境障礙或焦慮障礙）來說，在群體層面上，是因為在遠因（傳染病發病率）的影響下，自然選擇導致了不同地區的人們的基因（5-HTTLPR）和文化（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文化）不同；而在此基礎上，基因和文化共同作用下，導致了負性情緒體驗的群體差異。回到我們題目的問題，導致焦慮和心境障礙地理空間分布不平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文化還是基因？答案在於兩者的交互作用共同引起了焦慮和心境障礙的地區差異。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基因-文化的共同演化機制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發生變化。

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第一反應是很震撼。後來又因為興趣原因讀了一些有關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研究，覺得這篇文章的優點在於將文化人類學的很多觀點借鑒過來，同時用實證的方法，證明了5-HTTLPR和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共同演化影響了負性情緒體驗的群體差異，為基因-文化共同演化提供了鮮活的實例。

Chiao, J. Y., & Blizinsky, K. D. (2010). Culture–gene coevolu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7(1681), 529-537.

編輯：潘雨 江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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