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大國學」架構中的「漢語學術對話神學」
原載《國學與西學國際學刊》2011年第1期
主 編：黃保羅 Editor-in-chief: Paulos HUANG
副主編：肖清和Vice-editor-in-chief: XIAO Qinghe （網路版）
ISSN for Print Version 紙質國際標準期刊號 1799-8204
ISSN for Online Version 網路電子版國際期刊號 2242-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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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原刊第187頁]
「大國學」架構中的「漢語學術對話神學」
--黃保羅博士《大國學視野中的漢語學術對話神學》序
江 怡
保羅兄的大作即將付梓，囑我作序。想來我難以勝任，但保羅兄盛情難卻，且書稿閱後也有一吐之快，遂不揣冒昧，權為其序。
先從與保羅兄的相識說起。黃保羅的大名我早有耳聞，他在基督教神學研究及其與漢語學術神學的對話等方面成果卓著，但直到2009年底我們才在廈門得以相見相識。他當時在廈門大學哲學系做系列講座，行將結束時，我正好去廈大講學，我們共同參加了該校陳嘉明教授的博士生畢業論文答辯。我們雙方似乎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保羅兄淵博的學識，機敏的談話，優雅的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徹夜長談，共同討論了中國當代學術研究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的思考，相互交流了對西方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認識。隨後，保羅兄每次到北京，我們都相約聚會，舉杯暢飲。我們對許多問題都有共識，我對他的一些觀點也有同感。
談到思想的交流，我閱讀了他饋贈的《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洋洋洒洒50萬字，蔚為大觀。我很贊同他漢語學術神學的基本觀點，強調從學術思想和研究的維度挖掘中國傳統和當代思想的精髓，特別是把基督教神學研究與漢語學術神學做了深入的比較分析，突出了以漢語文化為背景和特徵的中國傳統學術如何走向現代和走向世界的博大志向。保羅兄常年在海外學習和教學，對西方思想界的基本研究方式也了如指掌，在書中他還專門分析介紹了西方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這些對國內學術研究規範的本土化和國際化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談到這本書稿的內容，閱後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全書的兩個關鍵詞：「大國學」和「對話」。我認為，這兩個關鍵詞正是該書的靈魂所在。
首先是「大國學」。應當說，保羅兄在書中對「國學」的反思和批評是值得回應的，而他提出的「大國學」概念則是富有意義的。我完全同意他對國內目前的「國學[以下為原刊第188頁]熱」現象的分析，雖然他對「國學」概念本身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從現象上分析，國學熱的出現是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面對社會變化而產生的獲求精神家園的心理需求的社會反映，在這個意義上，這個現象的出現自然有著一定的社會原因和思想根據。從學理上分析，國學熱的出現則是兩種或多種文化在共時性的歷史背景中相互碰撞的結果，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間圍繞傳統與現代展開的思想較量。從當代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的現狀看，如果我們對「國學」的理解僅僅限於對傳統文化的張揚，即保羅兄在書中所說的，「中國的道統」或「代表中國國家和人民的民族及文化認同」等，那麼，這樣的「國學」的確是具有排他性的，是與「西學」相對的中國固有之學。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國學熱」中的國學捍衛者們並非（或至少大部分不是）僅僅強調「固有之學」，而是希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推動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正如保羅兄所提倡的「大的」「國學」的本意。今天的那些「衛道士們」（即使是被看作最為頑固的衛道士）也無法回到「故紙堆」中，也不是用聖人之言去「招靈還魂」，因為當今時代給他們提供了重讀聖人經典的機會，讓他們感到了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感，他們試圖用「道德說教」的方式顯示自身「代聖人言」的特殊身份。然而，無論他們如何去理解「國學」，無論他們如何去捍衛「國學」，這樣的「國學」仍然是具有排他性的，雖然有時是以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自豪感表現出來的。保羅兄在書中所批評的正是這種意義上的「國學」概念，而他所提出的「大國學」概念則恰好是沒有這樣的排他性，是以對話和寬容的態度對待一切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學」，「中國的大國學研究之內涵，就是對『中國形象』的構成及其背後所蘊藏的精神體系之研究。「
從保羅兄書中的論述看，我認為，他提出「大國學」概念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前提，這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寬容，而這種對話和寬容又是以承認異己文化與自身文化的平等地位為基礎的。毫無疑問，我完全能夠接受這個思想前提，也完全同意這樣的思想基礎。然而，我想進一步地說，無論是「國學」還是「大國學」概念，如果我的理解正確的話，它首先應當是以其他文化的存在為前提的，並以其他文化作為自己的他者而使自己得以存在。這就意味著，代表著「一種應戰歷史中曾有之挑戰的歷史文化知識」和「一種應戰今日之挑戰的中國現代生存和發展動力」的「大國學」正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包括對抗和對話）中才得以成形。這正是我近年來[以下為原刊第189頁]形成的一個認識：「一種文化對其自身傳統的自我意識並非來自對這個傳統的解釋，而是來自與外來文化的比較。只有當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發生碰撞和衝突的時候，這種文化才會產生對自身傳統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這種文化有了自身的傳統。」[1]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提出建立一種「哲學拓撲學」的構想，試圖以概念空間中的拓撲關係梳理哲學思想產生的邏輯線索和空間結構。我想，如果保羅兄的「大國學」概念以此為題中之意的話，那麼，我們對「國學」的理解才真正具有了現代意義和世界意義。我把這個思想歸結為一句話：「只有是世界的才是中國的」，而不是相反。就是說，我們只有以世界的眼光，站在國際舞台上，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化的性質。可以說，保羅兄正是以這樣的眼光，站在這樣的舞台上，才提出了「大國學」的概念。
當然，保羅兄的著作中不僅體現了他的世界眼光和國際舞台的廣闊視野，而且充分表現出他身體力行，以自己的專業所長對基督教神學與其他各種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和衝突做了系統和深入的分析，特別是把漢語學術神學確立為在與基督教神學的對話背景中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些思想又是對「大國學」概念的進一步證明和深化。這就是該書中體現出的「對話」的核心內容。
我曾於2002年在哈佛燕京學社的「儒學系列講座」上談了我關於對話的哲學基礎的觀點。[2]我在那裡提出的主要觀點是認為，無論是在思想觀念上還是在現實政治中，對話都比對抗帶來更好的效果。但任何對話都需要一個共同的前提，這就是需要對話各方都承認一種共同的話語平台，只有在這樣一個平台上，不同的觀點才能展開對話和交流甚至論戰。相反，沒有這樣的平台，大家就只能是「自言自語」，互不相干，因而也就談不上是對話。同樣，如果對話各方缺乏對話的誠意或沒有在這樣的平台認識上達成一致，那麼對話也無法進行。而儒學要真正實現與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化之間的對話，重要的是要尋求這種對話的共同基礎。由於西方文化和話語系統近百年來在整個世界文明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所以，如果儒家文化要[以下為原刊第190頁]在世界上尋找到對話夥伴，首先就需要使自己的文化向西方以及世界文化開放。根據我現在的認識，這裡的「開放」其實就是指需要把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參照系，甚至是把它們看作中國文化得以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依據，彷彿我們只有在鏡子里才能看清自己一樣。西方文化這面鏡子不僅僅是映照出我們的形象，而且正是由於這面鏡子的存在，我們的形象才得以被認識和理解。應當說，我們正是在與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對話中認識到我們自身的。而這個觀念在保羅兄的這部著作中就得到了鮮明的印證：其中「漢語學術對話神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他還詳細論證了「對話是基督教及其神學的起點和歷史」，並逐步分析了「漢語學術對話神學的理論基礎」，特彆強調了「漢語學術對話神學的他者框架」。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對話」的基礎之上的。
當然，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只是為了達到相互理解的手段和途徑，但我們卻是在與異己文化的對話中形成了我們自身的特質。我在2006年的「西方哲學東漸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中曾指出，「沒有西方文化的傳入，就沒有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同樣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否則我們可能就會仍然生活在那樣一種文化之中，而不會把它看作是一種『傳統。」[3]這裡強調的是「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的理論依據，這是一種學理式的分析。但從現實的層面看，我們目前的確更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特別是我們當代中國文化與其他外來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我相信，只要始終保持這樣的對話和交流，我們就不會相信那些自傲自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就不會相信那些堅持閉關鎖國的復古主義，當然也不會相信那些宣揚純粹個人自由的「西化派」思想。我想，這正是保羅兄在書中向我們表明的重要觀念。
是為序。
[本文是作者為黃保羅博士著作所寫的序言，題目為編者所加。]
[以下為原刊第191頁]
English Title：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Dialogical Theolog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Guoxue
JIANG Yi
Ph.D.,China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jiang Scholar Professor
Dean of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2 Beijing，China
Chairman,Chinese Associatio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American Society of Peirce Studies
[注釋部分]
[以下為原刊第189頁][1]江怡 Jiang Yi,《 思想的鏡像——從哲學拓撲學的觀點看》 Sixiang dejingxiang ---- Cong zhexue tuopuxue de guandian kan [The Mirror Picture of Imaginations]， (合肥 Hefei：安徽人民出版社 Anhui renmin chubanshe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1。
[2]該發言的修訂稿, 江怡 Jiang Yi， 「如何建立不同文化傳統之間對話的哲學基礎」 Ruhe jianli butong wenhua chuantong zhijian duihua dezhexue jichu [How to Establish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見《理論月刊》 Lilunyuekan[The Theory Monthly],第3期, (2006年)。
[以下為原刊第190頁][3]江怡 Jiang Yi, 「西學東漸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Xixue dongjianyu Zhongguo de xiandaihua jincheng [The Coming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and the Modernizing Process of China], 見《西學東漸研究》 Xixue dongjian yanjiu [A Study of the Western Learning』s Coming to the East], 第1輯，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70。[以上為原文注釋部分]本文的PDF版可到本刊主頁（www.sinowesternstudies.co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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