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社會學視野里的明清詩文

「一個研究者，是先掌握了某種理論和方法再去進行定向性研究，還是根據具體的研究對象沿著某種路徑去探究呢?」這是羅時進教授在《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的《自序》中首先提出的問題。他強調的是研究對象的特點決定了「應當」採用的方法，而個人對問題的旨趣則決定了「可能」從何種視角去闡釋。由此，作者跨越了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立意從文學社會學的理論基點上對明清詩文的一系列問題展開討論。

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文學社會學研究著作這是第一部。至於其具體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地域空間、家族文學、制度文化、社會階層、人際交往、社團集群、文人品格等方面。多年前作者出版過《地域·家族·文學:清代江南詩文研究》，顯然地域與家族仍然是他的興趣所在，但這幾年研究面又有所拓展。關於地域，江南是他最熟悉的，金山、海虞、陽湖、平湖、鴛湖、四明以及環太湖地區其他各地的地方性知識和人文精神都深度展現其筆下，同時揚州、泰州、通州「淮海文學圈」作為一個新的地域文學概念得到全新闡釋。家族方面，除一些學界鮮見涉獵的個案闡釋外，《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閾》這樣帶有理論建設意義的論文和《清代江南文學發展中的「舅權」影響》這類視點獨到的論文，可謂宏通多識，具有開拓新境的啟示性。

在學界作為一種倡導主語的「問題意識」，羅時進在《自序》中有一段頗具反思性的話:興趣是科學研究的內在動力。事實上對一個研究者來說，興趣比問題意識還要來得重要些。誰都知道應以問題意識引導研究、驅動研究，然而撇開能力不說，人們「意識」到那麼多「問題」，思想的大門真的就由此打開，受其引導進入研究狀態嗎?這些年強調得太多的「問題意識」，似乎是個大架子話，正確得無可非議，卻不太落地。其實與其去泛泛地在理論上談問題意識，還不如從操作上去考慮「對問題的興趣」，即覺得哪些問題有意趣、意味、意義，能夠激發你的情緒，調動你的能量，幫助你樹立目標，就去研究。

這是作者長期沉浸於學術的體悟。當然細味之，在「意趣、意味、意義」排序中，「意義」在其研究取向上應該還是排在首位的。《明清釣魚島詩歌及其相關文獻考述》是學界相當熟悉和重視的論文，其積極回應時代問題，為釣魚島這一重要的國家歷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證，其意義和價值是顯而易見的。羅時進教授在研究全祖望的時候以清初史學家沈珩「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作為論證起點，突出其「典範性人格」。在研究徐兆煒的時候，對甲午戰爭中「一段心史」那般沉哀茹痛的述論，都能體會到他說的「激發情緒，調動能量，幫助樹立目標」的要義是什麼。

不過，羅時進確實是一個充滿「意趣感」的學者，似乎總是致力於發現一些「有意味」的選題。《焚稿煙燎中的明代文學影像》與《清人焚稿現象的歷史還原》是研究明清文人焚稿事件的姊妹篇，頗為耐讀。想上去這個問題似乎有一種枯灰感，但在作者筆下卻顯示出生動的文學意味、歷史意味、哲理意味，很能「刷新」我們對明清文人生命歷程與創作關係的認識。

《作為清代文學批評形式的「歲末祭詩」》從日常風習中見出不平常的「文學行為批評」，是原創性很強的論述，相信能夠引發人們對「行為文學」「行為批評」的更多思考。《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緣及其文字力量崇拜》從「文字飲」談起，推及「文字業」「文字功」，邏輯上緊密相連，在有意趣的事件疊加論證中不斷增強意味，最終束結於某種意義。可以看出，「意趣、意味、意義」其實是一個整體，作者事實上並未擱置問題意識，而是將問題意識融化開來、融鑄起來，亦或說是讓問題意識具體落地了。

作者近年來對明清詩文的研究有以宮廷作家如竇光鼐、趙文楷為對象的，也涉及八股文在明清兩代長期沿用的文化機制等問題，但更多的是著眼於社會基層，「底邊社會」這個辭彙在其筆下屢次出現，「文在布衣」形成了他對明清詩文發展的基本認知。羅時進似乎特別關注「基層寫作」現象，《明清江南市鎮及其文學群落的形成》是到目前為止極為少見的專門研究市鎮、鄉村文學集群的論文，表明作者研究視點形成了大幅度的下移。怎樣研究底層社會，史學界有底有多少，其創作現場是何種樣態，如何具體展開研究，能夠得出怎樣的結論?這些都需要有人沉潛發現，以啟榛莽。從這一意義上說，作者這樣的選題和思路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某種典範意義或許正包含於其中。

新時期以來，古代文學界越來越注重「中國話語」的「理論表達」，許多學者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羅時進是這個進程的活躍的參與者。「家族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與問題視閾」「明清詩界的『差序混層』與『眾層化創作』」「地域社群:明清詩文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文人的『在場』與『走出』」等問題，都富有理論涵容，其中「差序混層」觀是他對大量文學集群考察後，借鑒社會學「差序格局」理論的一個學理推演，並不深奧難懂，但確乎符合明清社會的文化、文學生態。全書中不乏這類「命名」，都潛涵著一種令人感興趣的思辨性。這種從普遍性現象提攝出典型特徵，並賦予一定理論色彩的話語、概念，對古代文學研究尤其是明清詩文研究，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和實踐，值得重視和肯定。

作者始終注意將研究建立在豐富紮實的文獻基礎上。往往針對一個論題，願作竭澤而漁式的資料搜討。為了考述明清釣魚島詩歌，他幾乎遍檢《國家圖書館琉球資料彙編》《傳世漢文琉球文獻輯稿》《中琉關係檔案》《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等大型史料叢刊，以及大量別集、筆記，鉤稽出琉球冊封使以及冊封使團從客的相關詩歌作品。為論證明清江南市鎮文學群落的生成，不僅廣泛檢閱了諸如《黎里志》《同里志》《梅里志》《周庄鎮志》等市鎮地方志，還搜采了《貞豐詩萃》《木瀆詩存》《唐墅詩存》《盛湖詩萃》《梅會詩選》《甫里詩編》等鄉村詩歌總集。市鎮級的集部文獻多數是流傳不廣的清刻本、抄本或民國鉛印本，這座文獻富礦以往極少被學者打量、矚目，作者深入下去使不少史料第一次被利用，納入到文學史研究的視野。有了如此翔實的文獻支撐，問題論證便相當堅碻，同時使一些隱而未彰的文學現象得到揭示，一些日常行為的詩性意義得到抉發，一些實況性的創作現場得到展現。

文學研究一直離不開兩個維度:一個維度傾向於藝術的、內部結構的審美研究;另一個維度傾向於社會的、外部關係的意義發覆。兩者原本可以相得益彰，互為補充，但在不同時代，由於對文學本體的追問，以及文學的主體性和文學的社會價值性上思考不同，使兩者關係變得複雜，甚至緊張對立，這一點在詩文研究領域表現更為明顯。那麼「文學」和「社會學」之間到底如何構成「互文」「對話」「共振」的關係?對此問題，作者以一個頗為形象的話語——擺渡——加以表達。他認為，立足文學而藉由社會學擺渡，這與站在社會學角度研究文學還是有所不同的。文學社會學的「船」上應該載有文人、文學作品、文學生活——這是一艘由文獻與文心構建的「文學之舟」。研究它與歷史、時代、社會、階層、制度、家族、社群、市鎮、地理......之關係，猶如討論行船與氣候、航道、水流、風力、崖岸、景觀之間的影響，這是文學本體與某些客觀環境的詮釋與對話，其欲抵達的方向是文學史的構成及其發展規律，而不是其他。

（本文選自《中華讀書報》2018年4月4日第10版）

《文學社會學 : 明清詩文研究的 問題與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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