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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多喜二遇難85周年

小林多喜二(一九零三年十月———一九三三年二月)是一位日本無產階級的英勇戰士、也是一位世界聞名的革命作家,被譽為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最傑出的無產階級作家。

小林多喜二於1930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在進行革命工作的同時,他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1932年以後,黨的組織和革命文藝團體連續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小林多喜二為此不得不轉入地下,積極領導革命文藝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聯繫中,不幸被軍警特務逮捕。他在敵人的毒刑拷打下,寧死不屈,當晚被迫害致死。

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創作了大量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其中完成於一九三二年八月的中篇小說《地下黨員》(又譯作《黨生活者》、《為黨而生活》),是他在艱苦的地下工作時期創作的一部傑出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為優秀的作品。

今年是小林多喜二遇難八十五周年,借清明之際,馬會特推出對其小說《地下黨員》的主人公——年輕又成熟的日本共產黨員的分析,以此來紀念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未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

《地下黨員》描寫這樣一個故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之後,國內大肆軍事工業生產。原來生產電線的倉田工廠也改為製造防毒面具和降落傘的軍用物資了,廠方為了擴大生產,新招了六百多名臨時工。但不久,為了便於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廠方玩弄手段,故意製造矛盾,決定裁減這些臨時工。在這時候,由黨派來做反戰反侵略的臨時工中的三位黨員(「我」、須山和伊藤),便領導大家向資本家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利用合法的手段,宣傳鬥爭的意義;散發革命傳單,揭露廠方陰謀;組織革命串聯,壯大自己的力量。最後,準備搶先一步,舉行一次大罷工。可是,正當關鍵時刻,廠方已經先下手為強。於是鬥爭遭到了失敗,但是卻提高了工人們的思想覺悟,播下了紅色的種子,預示了未來革命的勝利。

作者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次鬥爭,但是曾經與倉田工廠工人聯繫過。小林多喜二就是依據自己從一九三一年秋天以來,特別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以後地下活動的經驗,結合他所了解的倉田工廠工人的生活和鬥爭,加上他觀察到的其他工廠的情況,經過藝術加工創作而成的。

這篇作品比較集中地描寫了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倉田工廠工人與資本家及其走狗的尖銳複雜的鬥爭和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生動地塑造了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本質地反映了日本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小林多喜二站在時代的高度,對自己作品的主要人物著力進行刻畫。堅定幹練、滿腹典故的須山,學生出身、屢經考驗的伊藤,同情革命、缺乏韌性的笠原,都寫得有血有肉,相當生動。而對中心人物「我」,更是寫得異峰突起,光彩照人。

「我」,這是一位經受了階級鬥爭嚴酷考驗的年輕而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強的日本共產黨人。「我」具有無產階級各種優秀的品質———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鮮明的無產階級愛憎,智慧,樸實,樂觀,熱情,無私,無畏。「我」胸懷朝陽,肩負重任,一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廢寢忘食不知疲倦的戰鬥姿態,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氣候中,在十分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在極其艱苦的生活環境里,全心全意地為革命而英勇戰鬥。

地下工作的革命任務,異常艱巨。「我」接受指示,突然離家,轉入地下,打進倉田,和須山、伊藤共同為大造反,反侵略的革命輿論並肩戰鬥。白天去工廠上工,工余進行聯絡,夜間編寫傳單。因有人被捕,供出組織,「我」被迫轉移,脫離工廠。此後,除了仍舊負責指導倉田工廠的鬥爭外,「我」還擔任「地方」和「區」的部分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從早上九點到晚間十點,往往一天要外出聯絡十二、三次,甚至完全斷絕了與親人的聯繫,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革命事業。「我」心甘情願,全力以赴,日夜工作,任勞任怨,在鬥爭的生活中,不斷接受考驗,迅速成長起來。

地下工作的鬥爭環境,極端險惡。「我」是在敵人的高壓政策下,一片恐怖中從事黨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與上級組織,只能單線聯繫;和同志碰頭,謹防敵警襲擊;白天外出,注意裝束;深更半夜,寢不安席;還要和房東鄰里照顧關係。每天聯絡,預約地點,準時到達,壓低嗓子,不說廢話,只談工作,說完分手,越快越好。就連四季晴雨,街頭巷尾,陽台暗廁,也都成了「我」所注意的重要方面。總之,為了黨的工作,必須萬無一失,確保安全;必須調查研究,膽大心細,毫無疏忽,把日常活動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我」心明眼亮,鬥志昂揚,在「沒有所謂退路的」階級鬥爭的特殊環境中,完全適應惡虜額的政治氣候,努力克服遇到的艱難險阻,把自己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優秀戰士。

地下工作的生活條件,十分苦難。「我」在黨的秘密活動時期,經濟生活方面,也非常艱苦,甚至有時幾乎完全陷入困窘之中。有段時間,費用緊張,難交房租,食行無著。「募捐」若干,省吃儉用,一日三餐,醬茄充饑。隨後改吃開水泡飯,有時一天只吃一頓。從前坐車外出聯絡,如今只好一路步行。正因為如此,再加上工作繁重,「我」的身體也出了毛病:脖子僵硬,腦袋刺疼;極度虛弱,不能仰卧。然而,「我」並沒有被這些困難壓倒,相反,卻以堅強的革命意志戰勝了它們,永葆著戰鬥的青春。

「我」就是在這樣具有典型意義的生活和鬥爭的環境中,積极參加革命實踐,通過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嚴峻考驗,努力「使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成為階級的生活」。「我」將自己的一切完全和黨的事業結成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把冬去春來陰雨晴空也同革命鬥爭緊密地聯繫起來。一到冬天,「我」這樣想:「又多活了一年,可以多干工作了!」天一下雨,「我」就高興,「因為出去聯絡的時候可以打傘,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臉。」「我」盼望夏天快點過去,「因為夏天衣服穿得少,我的有特徵的身段(讓這種特徵去喂狗吧!)很容易被人看出來。」「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在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忘我地投身革命鬥爭、自覺地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我」特別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努力克服殘存的非無產階級意識。「我」有自知之明,絕不忘乎所以,而且,嚴以解剖自己、自覺進行改造。對於「我」在改造思想和鍛煉意志過程中的心境,作品裡有多處生動精彩的描寫。當初,「這種新生活在開始的時候,曾經像小時候跟同伴們比賽誰能把頭伸進水盆里最久一樣,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種難受確是說不出來的。」然而後來,「當我斷絕一切個人關係置身在這種凡不屬於黨生活的個人慾望都被限制了的生活時,那些我過去曾經努力去清算而又極難做到的事情,卻很可驚地變得很自然、很容易地就能夠做到了;它把我過去需要的一兩年的努力縮短到兩三個月就成功了。」第四章里對「我」和母親秘密相會的描寫,既說明了母親對兒子的關切和對革命的同情,又表現了「我」堅持革命利益、斷絕個人聯繫的決然態度。

一方面,努力改造客觀世界,經受階級鬥爭風浪的考驗,另一方面自覺改造主觀世界,徹底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種弱點。這樣,終於使「我」這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鍛煉成長起來,真正達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水平,成為「具有特種性格」「有特殊材料製成的」「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的高尚而純粹的共產主義新人。

可以這樣說,「我」的形象具有特別突出的意義。他不僅集中的體現了三十年代日本共產黨人不畏艱險、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和嚴於律己、刻苦改造的寶貴品質,而且生動地表明了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唯有親身參加革命實踐、堅決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取得鬥爭經驗、引導革命前進,實現改造客觀世界的戰鬥任務。《地下黨員》通過對「我」這個中心人物的塑造,通過對從事秘密工作的日本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資產階級剝削的英勇鬥爭的描寫,表現了十分深刻的主題思想:有力地而又及時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尖銳而又深刻的批判了反動資產階級的剝削本性,本質而生動地表現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精神,熱烈而全面地歌頌了共產主義戰士的高尚品質。

總之,小林多喜二的中篇小說《地下黨員》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在八十年前帝國主義殘酷統治下的日本,它的發表不僅顯示了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一項重要實績,為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範例,而且是對日本人民的一次革命教育,對階級敵人的一次有力打擊。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地下黨員》仍然保持著它原有的生命力,仍然是日本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一部完全現實的和十分有益的政治和生活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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