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簽訂後，賠款2100萬銀元，摳門的道光還真想出了妙招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道光皇帝在紫禁城收到一份沉甸甸的屈辱，欽差大臣耆英剛從南京遞上了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如今戰火停息了，只等著道光皇帝的硃筆一揮，即可生效。看著御案上這份喪權辱國的條約，道光的內心是崩潰的。

作為愛新覺羅江山的繼承人，道光帝殫精竭慮地經營著這支離破碎的基業，可如今還是辱沒了祖宗，他那顫抖的手最終不得不簽下恥辱的名字，蓋上象徵王朝至高權力的大印。字是簽了，可是後面的路該怎麼走呢？擺在道光面前最大的問題是：數目巨大的賠款從哪弄去？

《南京條約》上限定的2100萬銀元賠款分四年付清，摺合成白銀每年須還數百萬兩不等。經過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的清政府財政狀況已非常糟糕，根本無法把這項額外的支出納入各年度的「預算」，可是這筆錢不給不行，否則英國人會再次打上門來。

思來想去，道光還是將這些錢通過一些「臨時性措施」解決了。道光二十二年該分攤的賠款折銀426萬兩，之前英國人向蘇州、上海商民勒索過125萬兩的「贖城費」，減去這一部分，剩餘還有301萬兩，從部撥和山東解撥江蘇的軍需銀中拿出65萬兩，從江寧藩庫和江寧糧道以及龍江關庫提出庫銀50萬兩，從蘇州藩庫和滸墅關庫中提銀45萬兩，從浙江和安徽藩庫中提銀141萬兩。

在道光之前，清代各省實際上沒有獨立的財權，省布政司其實只是朝廷戶部的一個「出納」，提調的款項其實也都是朝廷的錢，按照奏銷制度，這些錢都可以提前被支用，但賬還是要做的。可是這一次道光帝派下了款，卻不能回中央報銷，各省無奈，只能通過向商民強行攤派或捐納等辦法解決，也就是說，第一筆426萬兩的賠款，只有10%左右的錢是朝廷財政拿出的。

轉眼到了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這年又得給英國賠款350萬兩，這筆錢摳門的道光帝也不打算自己掏腰包，想想也是，這300多萬兩得夠他打多少補丁，吃多少雞蛋啊。這一次，道光把目光掃向了廣州的行商們。

理由也上得了檯面，因為在戰爭賠款中有一筆所謂的「行欠」，這筆錢本不應由朝廷承擔，朝廷算是墊付，錢還是得行商們自己取解決。更何況，對於廣州行商們的實力，道光還是了解的。

所謂的「行欠」，指的是興泰等商行所欠外商的貨款。興泰行曾是廣州著名的商行，貿易額一度佔了廣州的四分之一，但因經營不善和官府勒索等原因倒閉，其後有20多家英國商人向英國政府和清朝兩廣總督發出信函，聲稱興泰商行欠了他們217.9萬銀元的貨款，要求索賠。

除了興泰商行外，還有天寶行倒閉後也欠外商100萬銀元，本來這是商業糾紛，與政府無關，可是英國人認為大清的行商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質，所以將這筆賬算在了朝廷身上。

道光帝哪能出這筆冤枉錢，抱著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的態度，他指示兩廣總督一定要在行商身上想辦法，朝廷是一毛錢沒有。1843年，兩廣總督伊裡布奉旨上任，他馬上採取手段迫使廣州行商出錢，最後實力最雄厚的怡和行被強行攤派100萬銀元，其餘的由其他9位行商分攤。

隨後兩年的賠款，道光索性將這個棘手的問題拋給了兩廣總督伊裡布，讓他們自己想辦法，經過籌商，建議把之後三年內粵海關以及新開的上海、廈門、福州、寧波等4個通商口岸的海關稅暫停撥解國庫，全數用作賠款，如果還不夠，再有廣東藩庫等籌措。

就這樣，道光把所有賠款全部轉嫁給了地方，造成相關地方財政、稅收體制的紊亂。地方上其實也不富裕，為了這些強行攤派，他們只能使出捐納這種老辦法，也就是由朝廷出面直接賣官斂財。到了如今這個地步，說實在的，大清朝已經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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