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張岱的《史闕》

編者按

黃裳此文介紹張岱的《史闕》，為我們指出張岱歷史寫作的特點：懂得運用細節的真實去求得整體的真實，故常有生動活現的描寫，但對別史、野記的真實性缺乏警惕，又常分不清神話傳說和事實。現代讀者不能不察。

張岱的《史闕》

文|黃裳

（原載《讀書》1988年1期）

張岱《四書遇》《快園道古》《夜航船》(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時間分別為：1985，1986，1987）

張宗子的遺著，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印出了三種：《四書遇》《快園道古》《夜航船》。它們分別是讀書札記，掌故雜說和類書，代表了張岱著述的三個方面。張岱的創作，嚴格說來只有一種，那就是《夢憶》。其餘都帶有讀書札記的性質。他是明末人，自然受時代的影響，編著了不少流行一時的類書和小品，而其中又大多是與史部有牽連的，可以看做一種突出的特色。

張岱還有一種著作——《史闕》，也是性質相近的史抄。我所見的是稿本。這書曾有道光刻十五卷本，曾與原稿少加比勘，並無多大差異，只不過原書不分卷，分訂六帙而已。

原稿竹紙黑格，半葉八行，白口單邊。筆跡用紙都與《瑯嬛文集》無異。卷中還保存著剪貼的痕迹，可以推知，作者開始時是見書即抄，積累了大量的長編素材，最後才編纂粘接成書的。經過三百多年，有些地方已經脫粘，幸虧由裝池高手一一補綴，得以保持原狀，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卷首有大字序四頁，序末題「古劍陶庵老人張岱撰」，下鈐二印：「張貸之印」「天孫」，俱白文。每卷首大題下屬「古劍陶庵張岱?」。

張岱在序中首先提出「春秋書夏五闕文」的問題，認為從闕文中求得完整的歷史真相不是不可能的，又舉唐太宗玄武門事加以申明：

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語多隱微。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不匿，則人得而指之。……使太宗異日而悔焉，則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後人知鑒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雖然，玄武門事，應匿者也，此而不匿，更無可匿者矣。

他看出了史書中存在著許多缺而不完的事實，但又發現即使如此人們還是有可能求得歷史的真相。於是發願寫這部《史闕》。他在序文中接下去說：

余於是恨史之不賅也，為之上下今古，搜集異書。每於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蘇子瞻燈下自顧，見其頰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東坡。蓋傳神正在阿堵耳。

從這裡的敘述，可以看出張岱是歷史學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學家。他對歷史著作的要求不只是真，而且要美，而終極的目的還是高度的歷史真實。所謂「生動」「活現」，都是構成真實的不可少的要素。他是懂得運用細節的真實求得整體的真實的道理的。他接下去又舉了一個例子：

又嘗讀唐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徵，備極形至。使後世之拙筆為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只以鷂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闕而四字不闕也。讀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則書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闕哉。

唐太宗問魏徵君道圖（元王惲撰《欽定元承華事略補圖提要》，清內府刊本，來源：apabi.com）

張岱作此書的理想不為不高，他不收正史，專取雜書。這中間就有野史、筆記……，但一個大缺點是不記出處。這是明人著作的通病，也不好專怪張岱。全書從「三皇五帝紀」起，「元史」止，包括了明代以前的全部通史。由於史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好尚，其中分量比例是存在著輕重失調的缺點的。例如，他對曹操、隋煬帝都大有興趣，摘取逸事獨多。這當然是因為有關的別史、野記特別豐富，也因為這是符合他的撰作思想的緣故。他盡情地運用了傳說故事來點出人物的性格。不過這樣做也包含著一種危險。那就是別史、野記的真實性的問題。張岱對此恐怕是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的。他在「蜀漢志」中就說：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實炎祚之正統也。按《異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倂於魏，此亦一徵也。

在這裡不但表現了他尊蜀漢為正統的偏見，更顯示了他對讖緯、果報、怪異……的特別愛好，全書中摘錄這類紀事很不少，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大病。他在記關羽的事迹時稱之為「關公」而不名，顯然更是受了演義戲文的影響，破壞了全書的體例了。

關公單刀會（《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 建安虞氏刊本，現藏於日本內閣文庫，來源：apabi.com）

他在記下漢武帝時東都獻五寸短人，原來是王母使者巨靈的神話傳說以後，加了很長一段按語，列舉「古人以博物名者」。其中就有不少荒唐無稽的事物。結論是「古人博物，實有此一種學問。余謂秦火之後，無論其書不傳，即有傳者，如周公《爾雅》、伯益《山海經》，有能多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者，誰耶？」他看重博物，自然不錯，但分不清神話傳說和事實的區別，就只能給他帶來大量的胡塗觀念，這也是過去的作者的一種通病，在張岱也未能倖免而已。

在秦紀的結尾，張岱也有一段議論：

秦滅六國而自王，秦乃為呂，六國未滅，贏氏先亡。……唐太宗殲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誅太宗子孫略盡。……天數之默定，乃人之業報取之；數定於天，實招之自人也。

這是毫無掩飾的歷史宿命論與果報觀。不能說不是張岱身上最嚴重的局限。不過他也有說得好的地方。如他記秦焚書後，諸儒多謗怨。結果都拜為郎，共七百人。「乃密命冬月種瓜於鉶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光為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固然已經將儒生的性格、習氣寫得維妙維肖了，接下去還有一節按語，則是提出了長久以來人們無從解釋問題的答案，而且是言之成理的。

昔人云，坑法不傳。蓋咸陽伊洛間多山谷，一入數十里，皆峭壁懸崖，陡絕不能上。以丸泥塞谷口，則數萬之生靈，俱束手就斃矣。今視秦政之坑儒，乃知白起項羽之坑降卒多至四十萬者，其坑法的的如此。

張岱確信這是一種確實的解釋，看來也許正是如此。

張岱記下了唐太宗命蕭翼賺蘭亭的故事，這是他在序文中曾經說到的，「余讀唐野史，太宗好王右軍書，出奇弔詭，如蕭翼賺蘭亭一事，史反不之載焉。豈以此事為不佳，故為尊者諱乎？」其他如牛仙客與古押衙的故事，也是從唐人小說中轉錄的。《史闕》的另一特點是記錄歷代故事之含有特殊意趣的，常常會引起人們的思索，在體例上就像一部放大了的《世說新語》。如在北宋卷中記楊朴事：

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雲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

紀錄片《蘇東坡》「烏台詩案」片段視頻截圖

不幾葉後就又記蘇軾事：

蘇東坡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者皆哭，無以語之，顧王夫人曰，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詩送我乎？王夫人不覺失笑。

短短兩節，就將當時以文字罪人的風氣生動地寫出來了。又記王安石故事云：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如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這個故事是譏諷新法的，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努力，和改革保守兩種思想的矛盾，不是沒有意義的。

張岱在撰輯《史闕》時，自然也不免流露出他的遺民心事。在「唐紀」中記李光弼事一節後，張岱的案語說：

李光弼將戰，納刀於靴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便當自剄。光弼名將也。不時將身首置刀俎上，此其所以為名將乎？今之大將，身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頓在家，是以非敗即逃。正須朝廷執刀臨之，代渠納靴中耳。

這自然是針對晚明諸將而發的譴責之詞。在南宋卷內又有談清明上河圖一節：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後想見汴京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嗟乎，南渡後人但知臨安富麗，又誰念故都風物。擇端此圖，即謂忠簡請迴鑾表可也。

這短短的一節話，可以看做《夢憶》《夢尋》的跋語，張宗子也是在國破家亡之後，才來追憶記述往昔的。難怪他對張擇端的畫懷有別樣的感情。在六冊《史闕》中，可以發揮故國之思的地方本來不少，如記文天祥一謝枋得事又元浮屠楊總統發掘南宋諸陵事，都用了頗多的篇幅，但直接發表恢復故國的思想處則不多，總沒有比上引兩節更為顯露的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九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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