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宜讀葉聖陶
特別聲明：本文是一篇論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女同性戀題材小說的文章，請讀者慎重選擇閱讀與否。另，病中草草，辭不達意，還請見諒。
葉聖陶先生
今年是葉聖陶先生去世三十周年。我愛讀他的小說，早就準備作文紀念。萬萬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在今天動筆。微博和朋友圈中刷屏的一項禁令，不能不讓人想起現代文學史中那些曾飽受攻擊的同愛作品。據說描寫男性的代表作有葉鼎洛的《男友》、黃慎之的《他》，但身為直男，我無意關注他們的小說。倒是描寫女性的作品，由於一流的女作家們熱衷此道，最著名的一些男作家也有嘗試，所以頗讀了一些。葉聖陶先生的《被忘卻的》，絕不是其中情節最波折、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但卻是極難得的一篇好文章。
如今禁令已下，雖然涉及的只是少數文藝領域，但事情是一點點變化的，這類作品的前景都堪憂。不知道這些已經列入新文學經典的作品，未來會面臨何種命運。但這不是我準備解決的問題。這篇即興之作只想自問自答：為什麼葉聖陶先生的《被忘卻的》是同題材作品中難得的好文章？換言之：為什麼這是一部能感動直男的短篇小說？
以我可憐的閱讀量，三十年現代文學中的女性同愛題材作品似乎可分為三類：（一）二十年代因文學研究會「人的文學」思潮而興起的寫作；（二）二十年代末之後的浪漫主義、革命浪漫主義、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的同愛創作；（三）貫徹三十年的女性小說家對同愛的描寫。一般也可以將廬隱、凌叔華等歸入第一類，將張愛玲、蘇青等歸入第二類，但我以為女性作家應該單獨討論。
1921年，葉聖陶（左二）與許昂若（左一）、朱自清（左三）、俞平伯（左四）
先看「人的文學」大旗下的同愛創作，代表作家只有葉聖陶一位，1922年發表的《被忘卻的》讓他成為第一位涉足這一話題的男作家。葉聖陶的朋友楊振聲也嘗試過這一題材，但他自己都覺得沒寫好，並隨之說了一句今人耳熟能詳的話：「文章總是自己的好，老婆總是別人的好」。當然他說的是反話。目前我們還沒發現文學研究會的幹將中有對同愛特別偏愛的人物，而他們生長之際，現代都市生活尚未成形，拉拉風靡教會學校還是這些作家成名之後的事。另一方面，葉聖陶的同代人更樂於描寫中國的鄉土，老通寶的蠶比亭子間里的女學生更值得文壇關注。而葉聖陶是一個例外，他自出道即以描寫小知識分子的個人、家庭生活聞名。於是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樣的情景：小知識分子夫婦，男方在外奔波，女方獨守學校教書，看厭了孩子，與另一位同樣孤單的女教師相依取暖，最終出現了超乎一般的感情，生活也重新有了盼頭。這就是《被忘卻的》的劇情。
而女作家們的故事多取材自教會女校。廬隱是一個例外，那是因為她確有與石評梅相濡以沫的一段生活。凌叔華的代表作《說有這麼一回事》源自男作家楊振聲提供的素材，楊本人觀察到的也是學校中的故事。還有一些作家並不寫同性戀，但也在抒發對同性的愛。阿英曾將冰心歸入閨秀派作家，認為「其作品之中愛的對象是母親，是自然，是同性」、「她未嘗不想男人」；後來弗洛伊德的名字在作家間傳開，趙景深突然意識到冰心「不觸及男女」似乎別有原因。自然這是笑談。與葉聖陶不同，對女同了解更深的女作家們並不看好社會對同性戀的接納。凌叔華將筆下的女戀人比為羅密歐和朱麗葉，廬隱則完整展現了同性戀一方迫於壓力與異性結婚的場面。
女作家們為什麼集體書寫拉拉之戀，後世已有很多解讀。最典型的看法是將之列入女權鬥爭的一章，認為作家們主張的是女性覺醒而非同性之愛，要與西方同性文學「區分對待」云云。這似乎將女權運動與性取向平權放在了兩極，而作家們從未在小說手記中表達過此種意見，倒是頗有對男女感情的厭惡話語，與丁玲們對男女之愛的悲劇描寫對照，其意不言自明。我們總不能奢求女作家們公開說一句「男人是大豬蹄子」（事實上她們也說了類似的話，比如蘇青的「丈夫寧缺毋濫」）。而所謂區分對待的觀點的流行，還真印證了女作家們對拉拉不為社會所容的悲觀看法。
男作家大規模地描寫同性戀還要等到大革命之後。現代都市逐漸成形，作者們具備了描寫同性戀的時代背景。晚年張愛玲曾在一篇小說中描寫了三十年代的上海風氣，同性戀成為滬上女校中的時尚。女學生們的同性小說連篇累牘地在主流刊物上登載。這些事情發生在作家們身邊，甚至眼前。陶元慶的妹妹同時與兩位女性交往，最終釀成命案，將一位愛人砍殺在男作家許欽文的房中。
另一方面，隨著精神分析學說的引進，革命浪漫主義作家們似乎抓住了性描寫的法寶。田漢寫了一部劇本，之後說唯一的遺憾就是SM的部分沒有寫盡。正在南京美專教書的倪貽德在小說里暢想與女學生們在玄武湖畔結廬而居，結果被市民誤以為真，鬧的滿城風雨，惶惶而去。此時，前期創造社的代表人物郁達夫和張資平首先開始描寫拉拉之戀，章依萍在「革命與戀愛」的典型作品《情書一束》中插了一章同性幻想，讓這個三角戀故事更加吸引眼球。日後成為左翼理論權威的鄭伯奇居然也寫了一篇《聖處女的出路》，將同性戀視為教會壓迫下長出的叛逆之愛。他們都是男作家。
但稍後登上舞台的、更嚴肅的革命文學作者反對描寫同志情愛。他們不是遵從封建道統，而是認為浪漫主義文學（那時「人的文學」已經寂然）對同性之愛及「性變態」的描寫是腐朽的資本主義文學。他們讚揚這些作家真實地描繪了「都市風景線」，但不認為對現代都市情愛的渲染能促進新時代的誕生。他們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文壇主流需要的不再是釋放天性或傳播西方思想，而是形成戰鬥的力量打擊共同的敵人。整個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都試圖用統一的觀念對現代作家排兵布陣。在曠日持久的論戰中，左翼內部的異議者淪為「第三種人」，而原本位於光譜中間區域的浪漫主義作家多數被趕到了革命文學的對面。張資平成為「創造社的叛徒」和「報屁股文人」；浸染烈士鮮血的《情書一束》從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淪為了市井通俗小說的腐朽代表。新的同性情愛描寫不再為主流所接受，後來的史家將它們統一稱為「沉渣的泛起」。
眾所周知，革命文學內部最終沒有拿出一個統一的口號或標語，這種嘗試除了造成作家們的友誼傷痕纍纍外，基本歸於失敗。之後抗戰軍興，「兩個口號」的爭論早早收場，留下未來半個世紀無數你死我活鬥爭的導火索。「到前線去」、「到後方去」，進退失據的作家們被裹挾進歷史的洪流。於是老向的通俗唱本火了，高蘭的朗誦詩火了，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火了。不能發動人民又不能揭露黑暗的作品不容於時代，林語堂發了幾句牢騷被罵的狗血噴頭，活躍於文協的列躬射寫了本暢銷情感小說被同人們的批評射成了刺蝟。
雖然「跨越封鎖線的」依舊是都市情感小說，但新一代作家對同性描寫普遍不感興趣。四十年代前半葉最受市民追捧的男作家徐訏中學時就讀過「京報副刊上一篇燕京大學女生寫的描寫同性愛的小說」，這位樂於描寫「人鬼戀」和「男方為愛犧牲事業」的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後來回憶：「我當時讀了非常欣賞。但我實在不能想像，如果這是一個男人寫的，是否也能給我一點美感？！」
這段葉聖陶讀了或許很不爽的話，將同性小說的寫作任務推給了同期的流行女作家張愛玲和蘇青。幾乎在女性圈中長大的張愛玲似乎將描寫拉拉之戀的衝動抑制到了晚年，《小團圓》和《同學少年都不賤》是成功的作品，後來台灣文學的朱天心、白先勇也不能不說是受了張派的影響。但在當紅時，張愛玲和「丈夫寧缺毋濫」的蘇青還是將自己局限在這個熟悉的話題之外。有人認為《結婚十年》中令蘇青魂牽夢繞的女子曾禾就是主人公的同性戀愛對象，但這種比葉聖陶寫的更婉轉的片段，只是蘇青描寫男女情愛時的蜻蜓點水而已。同時代的作家潘柳黛和梅娘倒是不吝於描寫同性戀，但《退職夫人自傳》的重點還是在走馬燈般地描寫一段段男女生活。這些將同性描寫作為調劑的小說，算是為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的同性描寫畫上一個不完美的休止符。
1921年，左起：沈澤民、鄭振鐸、茅盾（坐）、葉聖陶
簡單梳理了歷史，我們來看葉聖陶的與眾不同。他幾乎是唯一願意從愛的角度解讀拉拉故事的男作家。比他晚一代的郁達夫等人或受精神分析學說影響，或以寫同愛達成釋放天性的目的。鄭伯奇更是將同愛視為封建壓迫下產生的「變態」事物，趙景深也將同愛與SM、亂倫等同列，稱為「中國新文藝的變態情慾」。他們的寫作都有所寄託，但寄託的不是愛與人性，而是對沉默中國的反抗、對反叛思想的表達。前述那段評論女作家的話，倒是可以放在這裡。這一批男作家寫拉拉，是與古今中外的同性文學不同的，倒是可與郭沫若那嚎叫的天狗同看。
葉聖陶的目的恰恰相反。他是在描寫人本質的愛，以呼喚人們釋放天性。他自述：「愛，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靈，是世界所以能夠維繫的緣故。」在收錄《被忘卻的》的小說集《火災》的書末，顧頡剛應葉聖陶請託寫了一篇後記。他說「我們生存在這種冷酷的社會裡，受著一切的逼迫，不由得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著……我們的生命固然保存了，但生命的源泉——愛，生趣，愉快——是喪失了。」而葉聖陶寫作的目的，正是「用了他們的愛，把全世界融成一個不可分解的實體。」從單純的愛的角度寫作，葉聖陶的小說顯得毫無肉慾，而是充滿淡淡的美好，令人莫辨作者性別。
與女作家們相比，葉聖陶則勝在語言。女作家沉櫻曾自道，現代文學三十年間的女性畢竟很少，許多女作家被奉為女神，但成就不見得真的達到一流。至於葉聖陶，恐怕現代文學史上找不到能與他並論的小知識分子描寫專家。《被忘卻的》是他成熟後的作品，情節緊湊、語言生動自不用提。男作家的「缺點」也幫助了他。這篇小說沒有女作家們常用的大段心理描寫。這既與風格有關，也可以說是他身為男性，寫不出大段的女性心理活動。但同代女作家風靡一時、作者們深感自得的自剖式心理描寫，如今已經成為打斷劇情、令讀者生厭的雞肋。
簡單的說，葉聖陶的《被忘卻的》是好作品，好在他寫作目的單純，好在他運用的技巧熟練，好在他不涉足自己不能把握的領域。而且由於時代的原因，之後的作家再也無法從這樣的角度創作同題材的故事。到三十年代中葉之後，同愛小說更於主流文學中消失，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但那已經是當代文學的範疇了，而如今這一主題又面臨著八十年以來的最大危機。
葉聖陶先生是直男，他的讀者絕大多數也是直男。其他寫作拉拉小說的男作家也都是直男。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寫作和我們的欣賞。不論是呼喚真愛還是有所寄託，在法律的範圍內文藝創作應當是無禁區的。人們也大可不必擔心這會成為一種性向人群向另一種性向人群的洗腦，畢竟五四以來我們見到了那麼多男女愛情題材小說和同愛小說，卻從未聽說過哪位同性者讀了男女情感小說而變直，也未曾發現有直的讀者被《被忘卻的》掰彎。而且作家有創作的自由，讀者也有不看的自由。至於為什麼同愛者越來越多，恐怕只是因為之前他們被社會壓抑了太久，損害了本性。而葉聖陶先生小說創作的宗旨，據他自述，正是「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實生活的損害。」如顧頡剛所言：
「這是我們讀了聖陶小說以後應當激起的煩悶，應當要求解決的問題。」
今天這種煩悶猶在，但葉聖陶先生的小說給予我們前行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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