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人真有那麼愛當官么｜大象問答
文 / 黃章晉
山東人愛當官，今天似乎是個無需證明的事實。但我很懷疑，山東人愛當官，最早只是北京人的看法。請注意這樣的一個事實：
只有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刻板印象才是刻板印象，因為他們的看法很容易變成全中國人民的看法。
2001 年我到北京，之前在湖南並無山東人愛當官、河南出騙子的印象——當時北京飯局正流行講河南人的段子。九十年代的湖南，山東人河南人一般被視為體格龐大、憨厚直爽的「北方侉子」，山東人的愛當官、河南人的善騙，當時被湖南人視為自己的特長。
不過，聽到北京人關於山東的傳說，我立即對山東人愛當官的說法深信不疑。它們要比後來網上流傳的山東人愛當官的說法段位要高級得多。
比如，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說，他注意到每到過節，北京市內山東牌照的車就多了起來，這是乘著過節跑北京問寒問暖來的，雖然河北更近，但山東人的服務更走心。
更走心的是下面這個說法：中國沒有保姆市場，你再有能耐也難找到稱心如意的保姆，於是就有了受過專門選拔培訓的山東保姆，被介紹進京。這個說法完全不可考，比起真實可考的浙江諸暨「首長保姆村」（墨城塢），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後來懷疑山東保姆是一種聯想啟發。
每年初春，關注國家大事的那人民群眾，會被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吸引，她們是各地精挑細選而來。但自從做了時政報道，我就知道，
該關注的是不顯山露水的京西賓館。
有一年京西賓館擴建裝修，各重要省份唯恐出力落於人後，但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山東，當年京西賓館的服務員，幾乎都來自山東。這在公開報道中可以查到。這是真走心。
今天，網上討論的早就不是山東人是否愛當官，而是山東人為什麼愛當官。而且答案也都差不太多：山東人愛當官是因為官本位思想嚴重，而官本位思想是因為山東是孔孟之鄉。
今天要我看，
不但山東人為什麼愛當官的解釋存疑，甚至山東人最愛當官這個事實也存疑。
當然，至少有一點是沒有錯的：山東是今天中國高級幹部最多的省份。
?十八屆、
十九屆
中央委員籍貫分布不過，
山東高級幹部多，不能證明山東人愛做官，甚至不能證明山東人更善做官，它其實只是一個結果。
愛做官並不意味著官員更容易晉陞，而是否「善於做官」，首先需要定義何為「善於」，我懷疑人們能就此獲得共識。網上被拿來證明山東人愛當官的常見說法是，山東人特別愛當公務員，遺憾的是，這些愛當公務員或喜歡在體制內的證據，全都是個案。
若論對體制依附性的個案故事，我 2008 年在大慶曾得到過這樣的案例：石油管理局有了一批內部招工指標，動員外地工作的孩子立即辭職回來，在家長們看來理所當然，為了不讓孩子錯過招工，有人甚至把讀到大三的孩子揪了回來。
既然說到報考公務員或進入體制的熱情，那我們不妨看統計數據。
公務員分國考和省考，前者的名額遠小於後者之和，而且具體到省份的統計數據非常不完備，所以，我們不妨以各省參加省考報名數、錄取率作比較。
從官方網站可查到 2012-2015 年各省公務員報考的數據（部分省份不公開報名數），我挑出公務員報名絕對人數排前五的省份，得到如下粗略的表格。
?註：此表中，各省報名人數口徑並不完全一致，官網有報名數和審核通過數兩個口徑，報名數略大於通過數，但這兩個數據各省歷年並不全，故盡量使用同一口徑，仍有偏差，
浙江、四川的人數可能高出 10%-15%，而江蘇則少了 10%-15%。
從報名的絕對人數看，山東人考公務員的熱情僅次於四川，但要是考慮到人口總數，顯然在報名數最靠前的五個省份里，浙江人才是最愛當公務員的，在這幾個報名大省里，山東人當公務員的熱情只比河南人高一點兒。
但是，同樣人口中，報名公務員的比例更高，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更願意當公務員，因為較高的錄取比率會吸引更多的人報考。所以，相對而言，各地公務員考試的競爭比才更能體現人們當公務員的熱情。
下面，是一些代表性省份 2016、2017 年公務員考試的競爭比。
這個表大致可有如下解讀：
甘肅、貴州、雲南這種經濟落後，機會極少的地方，才是考公務員熱情最高的地方；
江蘇、浙江、山東這三個經濟較發達省份，人們考公務員的熱情其實差不多；
廣東、海南人才是中國最缺乏當公務員熱情的地方；
表中黑龍江的競爭比低得異乎尋常，需要特別解釋：黑龍江是年輕人在人口比例嚴重偏低、且大量外流的結果。
顯然，目前找不到統計數據可以證明山東人更愛當公務員。
至於山東是孔孟之鄉，受儒家思想影響，官本位意識更強烈，就更無從談起。因為孔孟之鄉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與官本位，這幾個概念之間有什麼關係，都是根本無法證明的。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山東人為什麼愛當官。
我的回答是：
現在無法證明山東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愛當官，至少沒有證據顯示，比起它的相鄰省份，山東人在擇業上，並未顯示出明顯的公務員偏好，更無法證明這種偏好是因為某種地域性的文化觀念。
好了，現在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問題。
為什麼山東有那麼多高級幹部？
其實，高級幹部籍貫分布不均現象，過去要遠比今天更顯著。
還是以中央委員為例，1956 年的八大，97 位中央委員中，湖南籍佔到 31%，到了九大、十大、十一大，雖然湖南籍比例大幅降低，但依然分布極不均衡，湖南、江西、湖北比例奇高。如果了解歷史上這種高級幹部地域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今天山東高級幹部多的答案就在其中。
早期高級幹部多出湖南，是因為井岡山時期紅軍軍官多為湖南人，而基層軍官和士兵則多為江西、湖北人，紅軍長徵到北方後，隊伍擴大，士兵和基層軍官變成了陝西、山西人，從抗戰後，新鮮血液全部來自北方——1949 年時，不同層級幹部的籍貫分布，其實是中國革命不同時期在不同區域活動的直接反映。
所以，1980 年代初，從紅軍老革命開始，南方諸省的紅小鬼，陝西、山西的老八路，逐次進入退休年齡，此時當年在根據地參軍的那批優秀青年成為年富力強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籍貫主要集中在山東、河北、河南、蘇北地區。
這片地區，是二野、三野兵員的來源地。到了 1970 年代末，恰當年齡又在恰當級別的，大都是這兩支部隊，因為當年四大野戰軍中，他們的幹部隊伍受衝擊最小，序列保存最完整。而為其提供兵員最多的地方，第一當屬山東、接下來才是蘇北、河南、河北等地。
在廢除終身制，幹部需要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的年代，那些條件符合更上一層樓要求的人，如果恰好是他們的小老鄉，顯然機會要更大一些。這種組織行為學中的奠基者效應其實是必然現象。
不要小看歷史資源的重要性。江蘇同樣是個高級幹部較多的省份，但經濟更好的蘇南，貢獻的高級幹部遠不及經濟相對較弱，但歷史資源更豐富的蘇北。
如果留意，還會發現不少巧合，
1987 到 2007 年這二十年里，中組部五位部長中，兩位是山東人，還有一位雖非山東籍，卻在山東生活了二十多年。
當然，1980 年以後山東的經濟發展，也讓山東幹部的仕途進步比鄰居們更名正言順。過去三十年里，山東的經濟數字遠比河北、河南、東北耀眼，整個北方只有山東拿得出手。
所以，山東人愛不愛以及是否願意當幹部，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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