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經濟給我們的文明帶來根本性的困境，也帶來極大的好處
原標題：農耕經濟給我們的文明帶來根本性的困境，也帶來極大的好處
農耕社會，稅收的成本很低，中國這個大農業國能聚集起來的財富總量也很大。農耕文明的財富特徵是剛性太大，彈性太小。畢竟是靠天吃飯，土地上的產出是相對固定的，這就塑造了中國歷史的一系列特點。
首先一點，中國王朝的財政就是一種「量入為出」的財政。財富總量就那麼大，所以，一個時代對應的帝國政府的職能就只能那麼多，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這和西方古代商業社會的財政原則就不一樣了。
西方商業社會，可以「量出為入」，需要辦多少事就收多少錢。為啥？因為商業和對外戰爭，完全可以在市場和戰場上把花出去的錢收回來，他們的財政狀況彈性很大。
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中國古代文明對外擴張的動力不大？王朝再強大，財政稅收也是它的制約因素，有這根線牽著，風箏怎麼也飛不遠。中國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對外戰爭的收入是不穩定的。
為什麼儒家對皇權的約束能力那麼強？因為錢就這麼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皇帝雖然權力至高，但實際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間並不大。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帶來一個問題。
量入為出、輕徭薄賦的財政制度，應付帝國的日常狀態沒有問題。但是，當危機到來，需要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的時候，怎麼辦呢？
危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內部悄悄生長的因素在耗盡財政資源。
舉個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對自己的子孫非常照顧，一輩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從國家領俸祿。剛開始，這一大家子吃國家財政，能吃多少錢？所以這不是個多大的問題。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後，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漲一倍，朱元璋的時候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漲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漲到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年間漲到八萬多人。到明末，則有一百多萬人。
那種「量入為出」的國家財政當然就不堪負擔了。
還有一種危機是外部危機，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進攻，那就要大幅增加軍費。錢從哪裡來？這也是農耕國家的剛性財政負擔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滅亡，都可以找到這種財政上的原因。
解決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彈性的稅收源頭。既然土地出產是剛性的，那什麼是彈性的呢？
在農耕社會，最大的彈性收入，就是所謂暴利性資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鹽和鐵，後來又有茶葉這類成癮性商品。在歷史上，這些商品都是由國家專賣，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財政上的彈性。
可是這種商品也有一個難題，放在政府手裡經營吧，效率實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給民間經營，然後政府收稅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險也大增，容易形成寡頭。
畢竟，誰控制這些暴利性資源，誰就能輕鬆獲得巨額收入。私人擁有巨額收入，既可能成為對政權的威脅，也可能成為豪強勢力，導致社會失衡，激化社會矛盾，比如清末的鹽商。所以，這個解決思路也不靠譜。
那既然剛性稅收是一個基本困境，那就應該向西方學，發展商業，而不是像中國古代政府那麼愚昧，搞了幾千年的「重農抑商」，把自己財政彈性搞得那麼小，危機來了沒錢花，這不是自找嗎？
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在龐大的中國引入商業，它會引發一正一反兩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是，如果社會管理能力不升級，比如引入議會制，建立強大的遠洋艦隊等等，不然商業稅收根本就收不上來。
第二個影響是，如果這套能力建設完成了，可以收上商業稅了，那也就意味著社會結構已經徹底改變了。
商業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網路，是一種不斷處於變動中的擴展秩序，這句話很重要。它是一個網路，所以它就不可能單獨生存。
商業社會的興衰是取決於周邊環境的，取決於它在網路中的位置的。網路一變，一個商業社會的生存條件就變。
它是一種變動中的擴展秩序，這意味著，一個商業社會要麼就在擴張中，要麼就在萎縮中，它很難保持穩定。
人類古代歷史上的商業社會，發達的時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時候如大廈將傾，文明的穩定性很差。
你看，絲綢之路上那些曾經發達的綠洲國家，著名的像樓蘭古國，而今文明都滅絕了。再比如我們中國的那些著名的商業城市，比如揚州，原來在運河的商業網路中，極盡繁榮，但是運河一衰落，揚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實西方文明也是這樣。羅馬帝國的內部商業非常發達，但是一旦崩潰，就再難復興。很多人都看過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可你想過沒有，為什麼西方大國崛起和接力賽一樣，一個國家崛起之後衰落了，就再也不會復興？
因為航海和商業都是複雜的協作體，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形成人們之間的協作關係。這種複雜的協作關係一旦被戰爭等等強大的力量摧毀，幾乎很難在原地重建，因為很難確保原來的種種複雜條件都能恢復，帝國也就由此分崩離析、消失在歷史中。
再來看我們中國，農耕經濟雖然看起來有種種缺陷，財政的彈性非常差。但是它結構簡單，生命力極其頑強。上一個朝代滅亡以後，只要新王朝給小農家庭配置了土地，經濟和社會結構很快就會重建和恢復，帝國也由此復興。
我們經常自豪地說，我們中國是世界各個文明中歷史延續性最好的。不管亂成什麼樣，總能再次復興。你看，農耕經濟，既給我們的文明帶來了根本性的困境，也帶來極大的好處。
在古代社會條件下，農耕和工商兩種經濟樣式，穩定性大和彈性大兩種國家財政，中國古代國家向來重農抑商，這是否一定是一個錯誤？這個問題也變得複雜了起來。
中國古代的國家財政根本困境，歷朝歷代的能人都試圖解決，也都不能根本解決。但是，如果從大尺度的歷史來看，我們的祖先，還是交上了一份不錯的答卷。摘自得到 請關註：遠方的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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