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國家警察有「殺人執照」

在美國，警察每年大約殺死1000人，成為所有發達國家之首。2013年，芬蘭警方只射出6發子彈，不到芝加哥警察射擊到拉全·麥克唐納身上子彈數的一半。該案件發生在2014年，當時這名黑人少年正路上走。

然而，與在一些窮國的警察相比，美國警察就像是北歐警察一般。薩爾瓦多警方殺死的人數是美國警察的22倍。在里約熱內盧，巴西的一個只有1700萬居民的州，在2017年殺死的人比所有美國警察都多。(今年2月，巴西總統命令軍隊接管里約熱內盧。)在肯亞、奈及利亞和菲律賓等國，幾乎不可能說出警察殺人的人數，但這是非常多的。「野蠻的警察就象水一樣常見，」奈及利亞Anambra州的一位人權活動人士Justus Ijeoma說道。

為什麼一些警察如此輕易地殺人呢?一個因為是他們惜命，或者唯恐傷及旁觀者。總的來說，一個國家兇殺案死得人越多，警察就容易殺人(見圖表)。美國警察射殺死的人數比其他一些富裕國家的警察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他們開槍的人更多。美國警察殉職的人數比德國警察多出36倍，但殉職的可能性也多出35倍。

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激勵機制。在美國，與在歐洲一樣，一名警察違法殺人的話，可能會受到懲罰。(槍殺麥克唐納的警官遭停職，並被指控謀殺；他拒不認罪。）相比之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當局鼓勵法外處決，要麼驅逐持不同政見者，要麼壓制犯罪。選民經常支持他們的作法。

例如，在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公開敦促警方擊斃毒販疑犯甚至吸毒者，以履行競選承諾，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傾倒在馬尼拉灣，「把所有的魚都養肥」。據人權組織稱，自他2016年5月就任總統以來，有1.2多萬人死於法外處決。警察的數據小得多，卻仍然驚人。警方表示，在2016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間，有3,850人死於掃毒行動，另外還有2,290宗與毒品有關的謀殺案正在「調查中」。

住在馬尼拉奎松市的一個貧民窟里的伊梅爾達·伊達爾戈表示，去年警察槍殺了她的哥哥，原因可能是他們聽說他服用了沙布(甲基苯丙胺)。喜歡開槍的警察有時會射殺旁觀者。「我們都很害怕，」伊達爾戈說道。「如果一個消費者來到我們當地的商店，然後在這裡有掃毒行動，會怎麼樣?」

奎松市的一位食品小販Elizabeth Mago稱，她的兒子「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去年的一個晚上，他要了10比索(約合0.20美元)買一款玩電子遊戲，走到當地的一家電腦商店。在商店裡，他中槍身亡。他的母親懷疑有警察涉入，但沒法證明。這樣的懷疑很正常。「在行動中，警察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出監視器和燈光，」一位幫助那些因暴力喪失親人的教會志願者說道。

菲律賓政府堅持以暴制暴。這是不可能證實有效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許多殺戮都是謀殺，純粹而簡單，而擁有殺人執照可以讓腐敗的警察更容易地恐嚇平民。一名當地官員說道：「如今，敲詐勒索在某種程度上更加猖獗，因為警察可以選擇誰來殺人，誰來坐牢。」

然而，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菲律賓人贊成政府的做法。即使是那些被殘酷的運動傷害的人，有時也會喜歡它。Hidalgo和Mago都希望這種作法繼續下去。

泰國在2003年發動的一場類似的掃毒戰爭，結果卻很悲慘。四年後的一份公開報告發現，在最初的幾個月里，在2,819名法外處決案件中，約有一半是與毒品無關的受害者。村民們有時抱怨說吸毒和以前一樣糟糕。然而，許多人渴望重新實施暴力性做法。「如果你殺了一隻狗，你必須向他的家人道歉嗎?」一個稻農問道。「沒有。毒品販子也是這樣。「

2015年，薩爾瓦多副總統向警方表示，他們可以「不記後果地」擊斃黑幫成員。聯合國法外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Agnes Callamard認為，這種「明確的豁免」的行為刺激了警方的狂熱行為。在政府宣布了「鐵拳」政策後，警察和士兵擊斃的團伙成員數量增長了15倍，從2013年的39人增加到2016年的603人。在同一時期，謀殺率翻了一番。警方本應開槍擊傷人，但在2015年的前6個月里，擊斃的嫌犯比例從2015年的3.1躍升至6.3。嫌犯死亡人數與警察死亡人數的比率上升了近8倍，從2014年的15人上升到2017年6月的113人。

去年，有600多名薩爾瓦多警察遭逮捕，被指是行刑隊成員，參與了槍決或犯有其它罪行。幾乎沒有對任何人起訴甚至解僱他們。記者一度進入了某個精英小組的WhatsApp聊天群，在那裡，警罕分享了折磨嫌疑人的視頻，慶祝了「消滅」黑幫「大老鼠」以及交流收集證據的方法。WhatsApp聊天群里的警察遭到逮捕，卻三天後釋放。

單方面施暴

拉丁美洲的「鐵拳」行動的支持者稱，這是對付販毒團伙的唯一方法。在其他幾個國家，理由是反恐。例如巴基斯坦27歲的有抱負的男模Naqeebullah Mehsud。他在去世之前在網上發布了一段視頻。視頻中他和一個朋友在林中空地上跳舞。他笑著拍手，搖擺著身子。他的長髮在微風中搖曳。他看上去不像是塔利班的一員——一個厭惡音樂和髮型的伊斯蘭團伙。然而，在1月13日，一隊警察在他們所謂的「遭遇"四名恐怖分子過程中擊斃了Mehsud。

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遭遇殺人」很常見。在1997年到2016年間，巴基斯坦約有8800起案件。這個詞暗指嫌疑人在槍戰中死亡。然而，在這些戰鬥中，很少有警察死亡的情況。在Mehsud身亡的那所房子里，鮮血染紅了地板，彈孔卻布滿了僅有的一堵牆。

Mehsud在離世前失蹤了10天。一些人告訴當地媒體，警方捉住了他，想要敲詐勒索。警方的調查發現他與塔利班沒有任何聯繫。調查發現，這次遭遇很可能是「釣魚」行為。Mehsud的族人普什圖人表示，警察多年來一直在追捕他們，並為此發動抗議遊行活動。

據報道，殺死 Mehsud的警察部隊自2009年以來進行了262次遭遇殺戮行動。領導人拉奧?安瓦爾成為一個知名人士。當地電視台Geo News的Afzal Nadeem Dogar稱，攝像記者通常會在槍戰前幾分鐘趕到現場。「這就像安瓦爾的一部電影英雄，」律師兼活動家Jibran Nasir嘲笑道。「到處都是炸彈，但他每次都毫髮無損。」

安瓦爾的警察生涯現在可能要結束了。他為逃避一項謀殺罪的逮捕令而藏匿了起來。然而，試圖根除法外殺戮的努力卻與支持它的一系列激勵措施背道而馳。巴基斯坦法院積壓了190萬案件。法官害怕審判恐怖主義案件，以免遭聖戰分子殺害。目擊者很少站出來作證。警察很想走捷徑。最糟糕的是，那些擊倒「遭遇」的警員想要獲得職業晉陞。「我一輩子都在努力工作，」一名高級警員嘆息道，「但我沒有參與過一起遭遇戰，因此無法獲得晉陞機會。」

各國遏制濫殺無辜的一個觀點是讓警察佩戴攝像機。然而，對華盛頓特區的一項研究顯示，在華盛頓特區有大約一半的警察配戴了攝像機，一半沒有，這兩組人在使用武力方面沒有任何差別。這可能並不意味著配戴攝像機的行為是無用的。也許美國警察一般都遵守規則，在拍攝的時候無不改變他們的行為。其它的一些警察隊伍可能有所不同；而配戴攝像機也會讓平民的行為變得更好一些。

只有當局想要限制警察的時候，技術才能做到——必須有人監控錄像，懲罰不當行為。建立問責文化需要時間和政治意願，但並非不可能。在21世紀初，哥倫比亞清除了1.2萬名腐敗官員，並教導新警察具有更好的偵探行為。在瓜地馬拉，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獨立檢察官團隊在2013年對四名負責系統殺害囚犯的警察定罪。這些引人注目的案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警察殺人事件和謀殺案的數量。

在短期內，警察需要更多地接受使用非致命方式降服嫌疑人的訓練，如泰瑟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富蘭克林·齊姆林認為，如果警方重新評估一些策略，比如清空一個裝有15發子彈的彈匣，扔到20英尺外的持刀平民里，「只是為了讓對方相信（會開槍）」，那麼，就能救許多美國人的命。

從長遠來看，眾多貧窮國家的警察需要更高的薪水（他們不會受誘惑，去兼職做殺手），濫用職權會有更為嚴厲的後果，以及有一套行有效的司法體制，因此，他們不會面臨一個選擇：殺害嫌疑人和發現他受賄賂，不用進監獄。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需要看重平民生活的領導人，而懲罰是由法院來決定的，而不由警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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