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超：科學社會學視野中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原標題：丁超：科學社會學視野中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小引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是科學史研究中的常規話題。這個話題可以演繹出科學自由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問題。「像其他的社會活動一樣，科學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科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絕對不受社會中其他因素（當然，包括政治因素）的一定控制。科學的自由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問題。」[①]如果非要給這類探討學術（換言之「科學」）與政治（也可以代之「國家」、「政府」、「政黨」等概念）之間關係的研究加一個名號的話，不妨稱之為科學社會學。起初，科學政治學關注的話題聚焦在資源分配、行政分配、技術課題等領域。[②]如今，大到國際政治、政權更迭，小到科技政策、政府財政預算中科研經費的分配等，這些政治因素對學術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關鍵性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從萌芽到壯大的全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受到來自政治的刺激或羈絆。當然，這一學科也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中。無論是科研課題設置、科研機構的設立，還是學科體系的調整，甚至具體到某種刊物的創辦、某篇論文的發表，都可以或隱或現地看到政治的身影。
作為歷史地理學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正是解讀學術（史學）與政治關係的標準範本。本文鉤沉索隱，系統梳理以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為核心的歷史地圖編繪事業的來龍去脈，彰顯學術與政治之複雜關係，由此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史做出新的解讀。
一、改編重繪「楊圖」中的人事
建國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獲得統治地位。即便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深知歷史地圖在史學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所以，還在1948年在香港時，史學界「馬列五老」之一翦伯贊就「準備編一部《中國歷史地圖》和一部《中西歷史對照年表》」[③]，因此托馮玉祥代購世界史或歐洲史的歷史地圖。
始終忙於政治活動的翦伯贊，似乎沒有餘暇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這個歷史重任後來就交給了譚其驤，而翦伯贊則成了掛名委員。譚其驤主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前身是楊守敬《歷代輿地圖》改繪，它連同標點《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標點「二十四史」一起被視為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欽點的「三大史學工程」[④]。中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負責人胡喬木也認為：「解放以後，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⑤]沒有最高領導人的讀歷史和用地圖喜好，也就不會有起始於1954年的「楊圖」改繪工作。沒有高層領導的支持和肯定，《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理論價值和社會影響也不會得到如此程度的彰顯。
當然，政治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垂青是一把雙刃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製之所以延續了三十餘年，恰在於它不是一項「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純粹學術事業。在波譎雲詭的政治局勢中，以譚其驤為首的一撥學人無法左右圖集的發展方向，甚至一度擱淺。
（一） 毛澤東的讀史偏好與用圖習慣
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毛澤東的讀史偏好是最為顯著的。有著「中共中央一支筆」之譽的胡喬木對毛澤東的歷史學偏好了解尤其深刻。他認為：「毛澤東同志對歷史學的興趣，更是大家都知道的。……建國以來，很多重要的歷史研究、歷史著作的編纂和歷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動下開始的。」[⑥]《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創始，既源於毛澤東的讀史偏好，又與其對地圖的重視有關係。
毛澤東對史籍的閱讀有所選擇，尤其關注《資治通鑒》。如李銳所言，「我們確切地知道，毛對《資治通鑒》的興趣終身不衰，直到晚年還常常閱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覽》、《通鑒紀事本末》這一類書籍，遇到他以為重要的內容，還送給他最親密的同事去看。」[⑦]當然，「地圖，尤其是地理沿革圖，是讀歷史時所不能少的輔助品。」[⑧]《資治通鑒》記載了連篇累牘的軍國大事，但這些事件的發生無一不和地名聯繫在一起。毛澤東讀《資治通鑒》，也會遇到使用地理沿革圖的問題。而對地圖的使用，又是毛澤東讀書和工作中的另一個習慣。早在1915年，年輕的毛澤東在致蕭子升信中表達了他對歷史與地理的偏愛：
歷史者，觀往跡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後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也。地理者，空間之問題也，歷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圖為要；地圖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識之最多者也，報章雜誌皆歸之。報章雜誌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報章雜誌言風俗，而地理有風俗之章。政治、軍事、產業、交通、宗教等等，無一不在地理範圍之內。[⑨]
對地理的關注，是毛澤東自幼養成的習慣。毛澤東曾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自學半年，圖書館牆上懸掛的《世界坤輿大地圖》對於毛澤東閱讀報紙很有便利，於是，他「有時把地圖帶到閱報室，看看報紙，又看看地圖」。聯繫地圖來讀報，後來也成了他的習慣。
在戰爭年代，行軍打仗，制定戰略，更是離不開地圖。例如，1947年毛澤東就對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準備工作提出明確要求：「營長以上每人發鄂、豫、皖三省有縣境的明細地圖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連發一份更好，使一切幹部明白地理環境。」[⑩]1949年2月，毛澤東專門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電文，指出：
關於地理常識的教育極為重要。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制印長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簡明地圖一張，圖上有大的河流、山脈，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稱。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邊註明該省該市的人口總數。在各野戰軍自己擔任佔領和工作的區域內，標註重要縣鎮的名稱。圖幅不要太大，以縱橫一公尺左右為適宜。除發給營部以上各級機關每處一張外，如能每個連隊有一張，使一切識字的連排長及戰士都能閱看，則極為有益。我們認為，此種地圖常識的教育，將使指戰員們增加勇氣和對於任務的明確性。望酌量辦理為要。[11]
當然，毛澤東在軍事鬥爭中所說的地圖肯定是指當代地圖。但在讀史時所需的則是歷史地圖。據載黨史專家逄先知說，在毛澤東的藏書室內「各種辭書和地圖等工具書是相當齊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辭海》、《辭源》、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和中國歷史地圖。」[12]不過，逄先知關於毛澤東指示改編「楊圖」的原委，則來自於譚其驤懷念吳晗的文章，並非其親歷的「我見我聞」。事實上，譚其驤從吳晗處聽來的，也只是來自吳晗的「一面之詞」，沒有佐證。至少有一點，在編纂考究，巨細無遺的毛澤東年譜中，我們找不到毛澤東委託吳晗改變「楊圖」的記載。在此，我們不敢懷疑吳晗假傳「聖旨」，但了解其中來龍去脈，則無疑是必要的。
（二）從吳晗到譚其驤
1. 吳晗：來自毛澤東的「尚方寶劍」
雖然在改繪「楊圖」工作之初，范文瀾與吳晗共同承擔領導工作，甚至在委員會中范文瀾排名還在吳晗之前。但吳晗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發揮的全局領導作用卻是最大的，用主編譚其驤的話說就是：
吳晗同志是（「楊圖」）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我是編繪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我們之間是相互信任的。我相信沒有他的認真負責主持其事，這麼多的單位這麼多的人（其中包括好幾位學術界的知名之士），是組織不到一起來齊心協力，花這麼多時間干這件很艱巨的工作的。每次開會，多數由他親自主持，盡心儘力協調各單位之間的意見分歧，儘可能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各種障礙和困難；會後還往往要由他掏腰包請與會人員吃一頓。[13]
後來參與到「楊圖」改繪工作中的大隊人馬，來自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民族所、近代史所）、中央民族學院、南京大學、雲南大學，而製圖單位則來自地圖出版社、武漢測繪學院、國家測繪總局。顯然，領導這些來自隸屬關係不同的人員和單位，是對吳晗行政能力的嚴峻考驗。可是，吳晗的官方角色是什麼呢？他是否有足夠的權力和影響力去調配這些本屬於中國科學院、高等教育部管轄的單位和人員呢？
我們首先看建國後吳晗的履歷。1949年後，吳晗長期任北京市副市長，主管文教衛生工作，可以說，這是他的本職工作。此後，吳晗又當選為全國青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但這些都是兼職而非本職。在學術領域，吳晗曾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可以說，吳晗最有影響力的領域，是北京市的文教衛生工作。除此而外，都不是他可以自由施展行政權力的空間。
吳晗之所以能承擔毛澤東直接交辦的事務，首先源於來自中共高層的信任。早在執教西南聯大期間，雖然還不是中共黨員，吳晗通過華崗與中共建立密切聯繫。當時，這位紅色教授被右翼勢力稱為「吳晗諾夫」，與號稱「聞一多夫」的聞一多教授齊名，[14]甚至被冠以「獅子」、「老虎」的外號。[15]正是因為與黨接近並為黨所信賴，北平解放後，吳晗才能以軍管會副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出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務。
毫無疑問，吳晗在當時是黨在史學界內可以依賴的人。在《吳晗傳》的作者眼中，吳晗似乎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史學領導者，如其所言：「在吳晗支持下，成立了標點《資治通鑒》工作小組，……。在《資治通鑒》標點工作結束之後，吳晗又主持標點前四史的工作，……。在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吳晗還主持了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改繪工作。」[16]除此以外，周恩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委託吳晗考慮纂修清史規劃，但等到1965年中宣部組成七人清史編纂委員會，卻找不到吳晗的身影，原因何在？想想以批判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導火索的「文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你也就知道此時吳晗在政治上是否還值得中共高層信賴。
可以說，吳晗這位北京市副市長，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欽點」，只能在北京市範圍內發動中學教師集體編寫「中國歷史小叢書」[17]，不可能調配全國的專家學者標點史籍，改繪輿圖。吳晗可以在北京師範學院、北京電大等市屬院校的設置上發揮重要作用，但他插手不到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本屬於高等教育部的「地盤」。吳晗雖然榮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但我們似乎更應該把這視為榮譽銜，吳晗還不至於靠這個名號去干涉中國科學院，更何況哲學社會科學部在1960年徹底劃歸中宣部直接領導。有人曾說吳晗「先生亦並非以史學家身份，而主要以文化官身份在組織且實施有關欽定性史學工程。」[18]這個評價並不準確，如果吳晗果真具備「文化官」的身份，去主持「欽定性史學工程」則是恰如其分的，事實上，吳晗只是一個具有史學家身份的「地方官」，他來主持調動全國各方資源的史學工程，憑藉的就是來自毛澤東的「尚方寶劍」，畢竟毛澤東委託乾的事情，就是最巨大、最光榮的政治任務。
那麼，吳晗究竟如何接受毛澤東的委託，負責主持標點《通鑒》、二十四史及改繪「楊圖」呢？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是這樣說的：
據譚其驤回憶，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澤東和吳晗談起標點《資治通鑒》的事，講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歷史地圖，但都失之過簡，—般只畫出一個朝代的幾個大行政區劃，絕大多數歷史地名在圖上查不到。這種圖只能適應中小學教學的需要，滿足不了讀《資治通鑒》之類史書的要求。吳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史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於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鑒》的同時，也應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繪製出版。毛澤東讚許他的意見，改繪「楊圖」的工作經吳晗推薦，由譚其驤負責。[19]
這段根據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一文整理而來的文字，頗有可商之處。
其一，毛澤東何時與吳晗談？毛澤東與吳晗談及標點《資治通鑒》諸事，是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上引文說是在「一九五四年冬」，這是誤讀了譚其驤文的意思。譚其驤說「1954年冬有一天，復旦的陳望道校長突然親自來到我的宿舍里看我。坐下談話，才知道高等教育部下令借調我去北京編繪歷史地圖，為期一年，要我一過春節就去報到。」[20]至於何時毛澤東與吳晗談起此事，譚其驤也只是含糊地說「有一天」而已。還有人說「在20世紀60年代初，吳晗受毛澤東之命，主持將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改編為《中國歷史地圖集》」[21]，這顯然把吳晗受命改編「楊圖」的時間拉後了。這句話的另一個錯誤就是，吳晗主持編政之時，只是改繪重編「楊圖」，並未定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因為關於改繪「楊圖」工作緣起的時間誤傳頗多，故解釋如上。
其二，「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歷史地圖，……。」云云，這些都是毛澤東與吳晗的談話內容，當時譚其驤並不在場，也不知情。他知道這些，應該是日後從吳晗處得知。吳晗雖然不是歷史地理專家，但他能「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史輿地圖》」，因為這是史學常識，能品評「楊圖」得失也不足為奇。作為頗具功力的史學家，吳晗知道學習歷史「不懂得使用《辭源》、歷史人名辭典、歷史地名辭典、歷史地圖、歷史年表和歷史目錄學，在研究歷史科學的康庄大道上，也還是寸步難行的。」[22]在那時，使用歷史地圖，肯定以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為首選。
譚其驤關於改編「楊圖」工作的緣起，是聽吳晗聽說而來，他自然不可能向毛澤東當面求證，實在沒有這個必要。多年以後，譚其驤說「毛主席具體的指示，吳晗沒有告訴我。」[23]無獨有偶，參加過改編「楊圖」工作的項國茂也有一番回憶：
我們在北京曾聽吳晗同志（楊圖委員會負責人之一、北京市副市長）說過：毛主席在讀史書時看到過楊守敬的地圖，認為此圖可以用，但不方便，最好以現在地圖作為底圖，古今地名對照，重新改編。主席交下這麼重要任務，理應立即落實，於是成立了以范文瀾和吳晗同志為首的《楊圖委員會》，決定請譚其驤教授任主編，並聘請了一批專家學者任委員，如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黃盛璋先生和南京大學韓儒林教授等，並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牽頭協調。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簡稱《楊圖》，終於在1955年下半年在北京開編。[24]
他也是從吳晗處得知的改編「楊圖」工作原委。不過，與譚其驤的說法不同的是，這裡說「毛主席在讀史書時看到過楊守敬的地圖，認為此圖可以用，但不方便」，而譚其驤則稱是「吳晗同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於是向毛澤東推薦，並提出改編的建議。真相到底如何，仍舊是個謎。
問題在於，吳晗為什麼能和毛澤東談起「楊圖」？原因其實就是機緣巧合。在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與毛澤東同列於北京市28人代表名單之中。既然是同一小組，那麼，共同出席活動，見面談話的機會就要比一般代表多。這裡不得不提到范文瀾（1893-1969，浙江紹興人），他在史學界資歷和威望都要勝於吳晗，且與毛澤東相交不淺。但范文瀾是來自河南省的56位人大代表之一，除了大會，只能參加河南省的分組會議，顯然無法像吳晗那樣與毛澤東頻繁接觸。
我們今天當然要承認吳晗「秉承毛主席的指示，領導重編楊守敬《中國歷代疆域圖》的艱巨工作，現在大家見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是吳晗奠下的基礎。」[25]但假設當時毛澤東與范文瀾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是分在同一小組，說不定標點《通鑒》和改繪「楊圖」的任務就交給了范文瀾。畢竟時任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的范文瀾，比吳晗更有資格、更有條件去主持這幾項工作。更何況「毛澤東向吳晗說起標點《資治通鑒》事，要吳晗轉告范文瀾，組織一些人，在一兩年內標點出版，以供廣大幹部閱讀。」[26]這也就是說，吳晗起初只是毛澤東與范文瀾之間的傳話者。
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而成立的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由范文瀾、吳晗擔任召集人。起初，標點《通鑒》與改繪楊圖一併辦理。後來，改繪「楊圖」由吳晗負責，范文瀾負責標點《資治通鑒》。這正如譚其驤所說「自1957年後，范老已不再過問圖的工作，『楊圖』委員會改由吳晗同志和尹達同志負責」[27]的緣由。尹達是中科院歷史一所（後改為歷史研究所）實際主持工作的副所長，由他頂替范文瀾的位置也是合乎情理的。
或許是因為主持改繪「楊圖」的緣故，吳晗與歷史地理的關係更為密切。1964年，吳晗受命研究中國西藏邊疆史。[28]同年10月，國務院設立了歷史地圖審查小組、地名審改小組，吳晗也擔任這兩個小組的組長，[29]當然，這些工作離吳晗的學術本行明史頗有距離。
對於吳晗，譚其驤曾「感慨地說，他真正研究學問，只用了五六年時間，其他時間，都搞政治了，真可惜呀……」[30]。其實，即便是不搞政治，再接下來的歲月里，他又有多少時間能專心學術呢？吳晗是「為帝王思」的傳統型知識分子，「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環境和體制下，官學一體、學術創造型人才向依附性的政治參與型官僚的轉變是傳統知識分子選擇道路的邏輯結果，也是他們的悲劇所在。」[31]我們無意於討論吳晗為何從政，但我們看到了他從政後的所作所為。他既有破壞主張發掘定陵，贊成拆毀北京城牆的負面，也有發展教育事業，主持文化事業的正面。可是，如果吳晗不搞政治，純粹是一個書齋學者，恐怕是沒有機會領導「楊圖」改繪工作，也不可能把這份工作派給遙處滬上的譚其驤。
如朱永嘉所言，「在楊圖的領導工作上，吳晗是項目課題的領導者，譚其驤是課題的實際操作者」[32]，那麼，譚其驤又是如何走向歷史賦予的這個位置呢？
2. 「久有此願」的譚其驤
吳晗雖然承擔下最高領袖的囑託，但他的術業專攻卻不是歷史地理學。他之所以敢於榮膺此任，與其和顧頡剛、譚其驤、侯仁之等歷史地理學界中人的結識不無關係。而在這些人際關係之中，他與譚其驤的深交則是最重要的。
1936年9月，譚其驤應清華大學聘充當兼任講師。次年初，譚從西城辟才衚衕七十五號移居清華園。由此，譚其驤與吳晗建立了密切的往來，正如譚所言：「那一段時間我曾多次到他宿舍里談天說地」[33]。在《國立清華大學二十五年度教職員錄》上，譚其驤是「講師」而非像張蔭麟、王新忠、邵循正那樣的「專任講師」，吳晗則是「教員」。在清華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的教職員中，應是按照職稱高低，從教授兼系主任至助教，依次排列。在這份名單中，蔣廷黻、劉崇鋐、陳寅恪等教授無疑是地位和收入最高的。譚其驤、吳晗等人則是收入與地位較低的「青壯派」。
這段僅有一年多的共事經歷，顯然對於譚其驤來說是愉快而且值得珍視的。所以，建國後譚供職的浙江大學歷史系停辦後，他曾想借重榮升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的名望，為自己在北京謀得大學教職。結果事與願違，譚面對吳晗公事公辦的態度，只得自「認為是碰了他一個軟釘子」，於是轉投復旦大學。
平心而論，吳晗雖然是分管文教衛生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但其職權肯定不會直接干涉到主管浙江大學的高等教育部。從後來屢次調譚進京未果的情形看，當時的人才流轉壁壘還是難以輕易突破。
譚其驤因為與吳晗的熟識，得到了主持改繪「楊圖」的機會，但也背上了「政治包袱」。由批判吳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發端的「文革」狂潮爆發後，譚其驤不得不「上繳偽貳角票一包，吳晗來信二件，致吳晗信稿一件，燕京、清華教職員名錄，點名簿五冊，人大代表證一件。」[34]為什麼要上繳清華教職員名錄呢？看看上邊赫然在目的吳晗名諱就知道了答案。當譚其驤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時，其理由之一就是：
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編繪歷史地圖這樣重要的任務託付吳晗主持，吳晗竟任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譚其驤做主編，並且再三強調主編負責制，賦予譚其驤以定稿大權，真是罪該萬死。[35]
這些無法無天的人不敢說毛澤東用錯了吳晗這個人，只能批評吳晗對譚其驤的倚重。那麼，吳晗為什麼要對譚其驤委以重任呢？
譚其驤以沿革地理為專長，這是史學界眾所周知的事實。顧頡剛說「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錢穆、譚其驤二先生的貢獻為最大」[36]，錢穆持有鮮明的「反共」政治立場，避走香港一隅，不用譚其驤，能用誰？更何況譚其驤在歷史地圖編繪方面又有相當的工作基礎。如譚其驤自述所言：
抗戰時期在貴州浙江大學時，我編繪過二三十幅歷史地圖，學校為我找了助手，繪成了一些草圖，但為當時的製圖印刷條件所限，未能出版。解放初，我曾為曾世英先生主編的人民地圖集編繪過幾幅排在卷首的極簡括的歷史地圖。一九五三年、五四年時又曾為顧頡剛、章巽先生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作過校訂工作。但上述三種圖都是小比例尺的，遠不及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詳細。一九五五年春，吳晗推薦我去北京改編修訂楊圖，我久有此願，當然欣然應命。[37]
可見，譚其驤對於所繪歷史地圖未能出版，引以為憾。實際上，他為曾世英《人民地圖集》所繪的幾幅歷史地圖，也未能面世。曾世英以民國申報館新版《中國分省新圖》為基礎編繪的《人民地圖集》雖然在1951年印製完畢，但因國界畫法不合政局要求，最終未能出版。
所以，對於吳晗而言，改編「楊圖」是最高領導人交辦的政治任務，對於譚其驤來說，這就是「久有此願」的學術志業，何樂而不為？
至於侯仁之，他與吳晗就沒有的深交。建國後，侯仁之與吳晗的交往停留在共同編輯「歷史小叢書」和「地理小叢書」方面。這位當年的「助手」在回憶吳晗時，隻字未提改編「楊圖」之事。從二人的交往看，雖然都是禹貢學會的會員，但只是「偶爾見面，並無來往」，建國後，二人在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共事過，但也很快分道揚鑣。[38]吳晗在物色改編「楊圖」工作人選時，想不到交情尚淺的侯仁之也屬正常。
二、人事與政事中的「譚圖」
在朝夕變幻的政局下，毛澤東交辦的改編「楊圖」工作在曲折中前行。「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改編「楊圖」這輛列車上，有的人像司機、乘務員一樣堅守崗位，有的人像是從一而終的乘客，而有的人卻是匆匆上下的過客。
（一）改繪「楊圖」的啟動
這輛列車發車的時間，定格在1954年11月2日。顧頡剛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了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圖」的準備工作情況：
以毛主席的命令，成立「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以范文瀾、吳晗、黃松嶺、董純才、翦伯贊、侯外廬、向達、顧頡剛、尹達、黎澍、劉大年、金燦然、王崇武為委員，以范文瀾、吳晗為召集人。成立「標點《資治通鑒》組」，以王崇武為召集人，顧頡剛任總校對。成立「改繪楊守敬地圖的小組」，調譚其驤主持，史念海、顧頡剛、王庸參預工作，由出版總署組織人力。[39]
檢諸公開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作者及製圖者名單，自然會發現史念海、顧頡剛、王庸等人的缺席。
關於所謂「楊圖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吳晗傳》中有如下表述：「第二年（筆者案，即1955年）春天，吳晗便邀請尹達、翦伯贊、侯外廬、侯仁之、金燦然、譚其驤、張思駿、歐陽纓等人開會，組成改繪楊圖委員會，決定由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主持具體的改繪工作。」[40]另一種《吳晗傳》也有類似看法，認為「為展開『楊圖』改繪工作，吳晗首先邀請尹達、翦伯贊、侯外廬、侯仁之、金燦然、譚其驤、張思駿、歐陽纓（地圖出版社編輯）等人商議，並推薦他的老朋友、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任主編。」[41]兩處傳記中所列人員名單完全一致。但是，侯仁之此時並未加入「楊圖委員會」，上引兩書中關於該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是不準確的。如顧頡剛日記所載，「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成立於1954年11月，而不是「第二年春天」。在該委員會下設「改繪楊守敬地圖的小組」中，也沒有翦伯贊等人的加入。
譚其驤日記記載了1955年2月12日到京後的日程。其中，2月17日，譚其驤與沈靜芷、歐陽纓、金燦然一起到中國科學院開標點《通鑒》改繪「楊圖」會。5月5日，顧頡剛到歷史研究第三所開會討論編繪「楊圖」之事，出席者還有范文瀾、吳晗、尹達、劉大年、譚其驤、王崇武、侯外廬、惲逸群、沈靜芷、歐陽纓、張思俊等人，談論結果為「山川照楊圖，城市用今名，以楊圖出於胡林翼《清輿圖》，不能與今日地圖適應，古地名之記注遂不易，不如即以楊圖為間架也。」[42]譚其驤顯然對這一結果不滿意，無奈「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得屈從。譚其驤在當日日記中寫道：「下午赴三所開工作會議，吳晗主席，力主用歐陽之議，間架舊而地名新，不倫不類。侯外廬、惲逸群及余皆主用楊圖地名加印新設治及新遷治，竟以吳意從歐而否決。」[43]顧、譚二人日記所列與會者中，均無侯仁之姓名。說侯仁之加入「楊圖委員會」，恐怕是個誤會。
當然，坐在這輛列車上的乘客，各有各的想法，並非都要一直坐到終點站。當年11月27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說「尹達不欲予在《通鑒》上費去太多時間，蓋猶是本位主義也。」[44]1955年4月25日，尹達給顧頡剛寫信責問新華地圖社歷史地圖選題會一事。該信稱：「聞新華地圖社有歷史地圖選題計劃事，先生曾參加了會議。會議情況尚不瞭然；據說計劃較大，領導工作將由科學院負責。此事未經院部，未便如此做法。」[45]尹達身為中科院歷史一所的領導，自然希望屬下顧頡剛聽從他的工作安排。再說，標點《通鑒》及改編「楊圖」是范文瀾、吳晗主持的事情，又不是歷史一所的份內事，而新華地圖社中科院關係更遠，而且其歷史地圖選題計劃可能是與改繪「楊圖」不同的另一件事，在本職工作尚未完成的下，讓領導犯點「本位主義」算什麼？
（二）與標點「前四史」結合
改編「楊圖」工作，沒有像標點《通鑒》一樣在1956年順利完成，只能延期。延期中的「楊圖」改編工作，又遭遇到標點「前四史」的新問題。1956年7月，毛澤東指示吳晗、范文瀾同志組織標點「前四史」。范文瀾在致劉大年信中談到：
大年同志：
剛才吳晗同志來談，說最近見到主席，主席指示應標點前四史，每史附楊守敬的地圖，以一年為期，爭取明年十一出版。初步商量：（一）請姜君辰同志、金燦然同志參加，繪楊圖的在京同志，歷史三個所的負責同志（三個所分擔四史），在本星期內開一個會（除星期二，吳晗同志都可以）。發請帖請你辦理，召集開會用吳晗、范文瀾名義。地點可在我所。
范文瀾 星期一[46]
查譚其驤日記可知，此時譚本人仍在北京，當然屬於被邀請的「繪楊圖的在京同志」。吳晗在介紹標點前四史工作緣起時，商訂「各書後附載歷史地圖。」倘若按照這一工作部署，改編後的「楊圖」將被拆散，附在各正史之後。此次會議是否召開，即便召開，情況如何，目前尚無據可查。
可以確知的是，吳晗、范文瀾在兩年後，才於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出席者有尹達、侯外廬、金燦然、張思俊等人。在會議紀要中就改繪「楊圖」有如下決議：
1. 此項工作已商請由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中國科學院三個歷史所負責審圖。
2. 改繪工作原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負責，地圖出版社派人協助。擬請科委與教育部聯繫將此工作列入復旦大學研究工作計劃，由該校負責領導完成。
3. 改繪地圖分幅陸續出版，限於明年國慶前出齊。
4. 改繪地圖以今圖為底圖，應力求精確和統一。台灣及我國領海內的各島嶼必須繪入。[47]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是成立於1956年3月14日的高層次宏觀決策諮詢機構，其基本任務是制訂1956年至1967年全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12年長期規劃。之所以由這個國務院下屬的機構領導具體的改繪「楊圖」工作，可能是為了便於協調科委、中科院、教育部等單位之間的關係。
同年10月6日，會議記錄由范文瀾、吳晗具名呈送毛澤東。吳晗在信中說：「關於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並布置，決定於明年十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其餘二十一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標點本為便於閱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48]根據最新的調整方案，改繪「楊圖」將分幅出版，在1959年十年大慶時完成，成為獻禮工程。當然，這個方案最終並沒有具體執行。
（三）「搶奪」譚其驤
譚其驤北上主持改編「楊圖」，以一年為期。但一年來的工作，基本上是為教訓買單，而不是為經驗付賬。工作尚未完成，歸期已經到來。圍繞著譚其驤的去留，展開了一場「爭奪戰」。
譚其驤想留在北京，這是解放初期就有的想法。無奈現在已經在上海安家落戶，作為一個有名望的教授，復旦大學及其上司高等教育部豈能拱手送給中國科學院或其它單位？
早在改繪「楊圖」工作啟動之前，北京大學已有調譚其驤入京的念頭。據鄧之誠日記載，1953年8月5日「周一良來，言：本校地理系延聘譚其驤，復旦難之。」[49]此時，侯仁之正是北大地質地理系主任，所以，周一良所言之事，當出自侯仁之提議。
1955年12月26日，在京參加改繪「楊圖」工作譚其驤在日記中寫道：「在所長室談，並以發展歷史地理一事詢侯外廬意見。……。下午生物地學部王明業來，談建立歷史地理研究組織事。」[50]此時，侯外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而王明業則來自以竺可楨為主任的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這則日記告訴透露出如下信息：中科院系統內部也開始考慮發展歷史地理學，至於是放在地理所，還是放在歷史所，尚無定論。
隨著原定譚其驤返滬日期的臨近，人在中科院歷史所的顧頡剛首先為譚其驤活動，爭取將之留在北京。顧頡剛的努力，首先從中共元老、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必武開始。據1956年3月4日顧頡剛日記載：「二月五日懷仁堂之宴，予與董必武先生接席，因談改變楊守敬地圖事，而惜季龍之將返滬，董老自告奮勇，為致函高教部楊秀峰部長，部中遂來函責予，並將致予之函抄送復旦，為予樹敵。」[51]可見，董必武給高教部長寫的信不但沒有促進，反而起了副作用。高教部把責備顧頡剛的信同時抄送復旦大學，這無益於將譚其驤有意留京的事情公開化。顧頡剛惹不起高教部，於是給楊秀峰寫信解釋，說「我沒有通過組織向您說話，當然是我的錯誤；但也想得到您的原諒，因為這並不是我正式向您請求，而是董老自發的好意，把我和他的私人談話傳達給您了。」[52]顧頡剛經由董必武向高教部為譚其驤說項之事，後來演化成如下版本：
1950年代中期，顧在標點完《資治通鑒》後，由於勞累過度，大病一場。後來，董必武親自宴請。當時，譚也正在北京主持改繪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顧在席間曾向董必武建議將譚留在北京。董必武答應幫忙後，顧就以私人名義書信一封，由董必武帶給了教育部。但是，教育部回信認為，譚還是應回復旦。[53]
見諸顧頡剛日記可知，顧頡剛與董必武談起譚其驤的場合是1956年2月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在2月5日懷仁堂晚宴上，顧頡剛「坐第二席，董必武先生作陪，談甚久。」[54]當晚宴會上，顧頡剛說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陳毅、陳雲、沈鈞儒等人為主人，政協特邀委員、少數民族委員等為客人，所以，不存在董必武親自宴請顧頡剛之事。當時，受董必武囑咐，顧頡剛匆忙寫下「譚其驤同志的姓名和他借調來京的經過」。事後，「董老自告奮勇，為致函高教部楊秀峰部長」[55]，並不是顧頡剛本人「以私人名義書信一封，由董必武帶給了教育部」。而且，當時教育部和高教部是兩個部門。或許您會疑問，為什麼董必武敢於攬下此事。其實道理也很簡單：解放前夕，董必武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時，楊秀峰任副主席，協助董必武主持日常政務。若沒有這段共事的經歷和上下級關係，恐怕董必武也不敢「自告奮勇」。
不管怎樣，顧頡剛的努力，終歸無效。1956年10月12日，顧頡剛在日記中感嘆：
高教部命令復旦，在校設「歷史地理研究室」，以是季龍不克留京，頃來取行李。其實，季龍在京，非特重畫楊守敬地圖，地理研究所將辦歷史地理部門，有借於彼也。倘范文瀾能為彼向周總理一說，事必有成，而無如彼為一庸才何！[56]
顧頡剛知道譚其驤留在中科院的意義所在，除了承擔改繪「楊圖」的政治任務，同時有助於在院里建立歷史地理研究機構。顧頡剛在無法留住譚其驤的責任推到了范文瀾身上，這恐怕只是說句氣話。要知道，改繪「楊圖」主要是吳晗主抓，范文瀾甚至1957年之後不再過問此事。或許在范文瀾看來，要留譚其驤畫圖，也應該是吳晗協調辦理，至於留譚其驤辦歷史地理不能，那更是地理研究所的事情。
當然，吳晗在此事上也不是無所作為，為了儘快完成毛澤東交辦的任務，他當然願意把譚其驤留在北京。據譚其驤日記載，1956年10月17日「二時至辰伯處談，渠有意挽回，囑致函陸定一，余以恐遭高教部、復旦之忌，未允。」[57]陸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長，主管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說話自然有分量。但譚其驤的顧慮也不是多餘的，畢竟有顧頡剛請託董必武失敗的前車之鑒，而且「縣官不如現管」，只要高教部不鬆口，別的單位也沒轍。
作為時任中科院副院長，譚其驤在浙大時的老校長，竺可楨豈能坐視不管？到了1956年末，竺可楨為了在中科院發展歷史地理和地理學史兩個學科，在將譚其驤調任中科院一事上做出實質性努力。據譚其驤說：「就在這時，竺老知道了，先是親自到歷史所找我，請我在一家館子里吃了一頓，要我參加由他領導正在籌建中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我表示願意。」[58]為此，11月17日，竺可楨約請高教部副部長黃松齡商談此事。據日記載：
中午二點約高教部黃松齡部長〈和〉〔談〕譚其驤任歷史地理事。緣一年半前吳市長（晗）和范老（文瀾）協商要點，談《資治通鑒》與重編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由高教部電復旦，將譚其驤調來製圖，現已一年半，圖未做好，復旦要譚回校。陳望道堅持要他回校，建立歷史地理研究室。但上海乏條件，而高教部又不好再指令復旦。同時胡厚宣已調第一史所，所以譚雖願留京，苦於難以啟齒。據譚雲，復旦中古史已有人能教，困難在於開不〔出〕選課來。余提議兩方兼顧辦法，製圖在京做，每年譚回上海一個學期教課，在院建立歷史地理和地理史研究室，和復旦合辦也可。黃部長主張由潘梓老寫函與陳望道校長。[59]
竺可楨提出的折衷方案，實際上有利於中科院。竺可楨採納了黃松齡的建議，於11月30日，與時任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及秘書長謝鑫鶴談擬請譚其驤來院主持歷史地理研究一事，潘梓年認為寫信不如等他到上海時與陳望道面談，此事遂被暫時擱置。
到了1957年元旦，譚其驤造訪鄧之誠，說：「即將回復旦任課，地圖帶回去兼辦，有助理二人，及畫圖員，或將兼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每年北來兩三月。」[60]雖然還是一身兩任，但這個方案顯然有利於復旦大學。不僅譚其驤人走了，還帶走了改編「楊圖」和助手，日後的工作重心自然在復旦方面，這顯然不是竺可楨的本意。
1957年，改編「楊圖」工作地點轉移到上海。雖然因「文革」短暫停止，但在1969年6月研究工作重新開始。
（四）進入《中國歷史地圖集》時代
改編「楊圖」工作中，這部圖有許多名稱。出版方稱之為「54號圖」，後曾一度定名為《中國歷代輿地圖》、《中國歷代疆域圖》、《中國歷史輿地圖》、《中國歷代政區圖》等。
在1973年1月，由譚先生主持的協作會議上決定將圖名定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次年，在由周恩來總理委派外交部主持的審圖會上，正式確定圖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61]不過，《中國歷史地圖集》定名雖晚，但其工作性質的轉化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在1962年的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討論會上，還仍舊說：「目前正在編繪的中國歷代輿地圖是一項規模巨大的、科學水平要求較高的工作，是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的重要結晶，是歷史地理學和歷史地圖學的一項重要基本建設，必須繼續努力於最近幾年內完成。」[62]但在1963年1月1月7日至12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歷代輿地圖》工作會議上，工作性質發生了變化。此次會議由吳晗主持，來自復旦大學、國家測繪總局、南京大學等協作單位人員的25人出席。據中國地圖出版社大事記載：
[1963年1月7日] 「楊圖」委員會於1月7日至11日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對前階段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組成了以吳晗為首，由尹達、劉導生、白敏、譚其驤、張思俊、韓儒林、侯仁之參加的八人領導小組。會議認為：「楊圖」沒有表示各民族的分布，只是漢族發展史圖；沒有邊疆圖，只有中央王朝圖……不符合歷史事實。於是決定增加圖幅，整本圖集予以新編。[63]
可以說，改編「楊圖」工作從1963年進入了範圍更廣、內容更多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時代。
韓儒林也是在此時介入到歷史地圖工作之中。據其年譜記載，1963年1月，吳晗、尹達到南京大學歷史系訪問，就《中國歷史地圖集》北方部分編繪任務與韓儒林磋商。隨後，韓儒林去上海參加編委會，確定在1963年第完成《明代蒙古地理考釋》。1966年2月，韓儒林入住哲學社會科學部招待所，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北方、西藏部分編繪。[64]
也正是在這次會上，侯仁之既擔負起領導之責，又參與了具體工作。這項具體工作，就是負責編繪新增加的歷代北京城市圖。黃盛璋也參與到工作中來，負責複製漢唐兩京城市圖。據夏鼐日記載：1965年7月20日，「下午黃盛璋同志來談『楊圖』漢唐兩京圖協作問題。」[65]8月10日「工間操後黃盛璋同志來談關於『楊圖』漢唐兩京圖問題。……。出來後至和平賓館，訪譚其驤、韓儒林同志，方國瑜同志亦來談。他們都是參加『楊圖』會議的。」[66]
（五）社會主義大協作
1957年1月21日，譚其驤帶領章巽、鄒逸麟、王文楚及繪圖員在上海北蘇州路工作室開始改編「楊圖」工作。此時的工作條件和人力配置，雖然好於譚其驤在北京時的單槍匹馬。但隨著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從改編「楊圖」轉入重繪中國歷史地圖之後，人手上的不足立馬顯現出來。
復旦大學不缺人才，但缺少歷史地理學各方面的專業人才。1960年，復旦大學黨委曾組織青年學生以「大兵團運動」的方式開展「中國歷代輿地圖」的改編工作。這次群眾性編稿審稿運動，結果提前7個月完成任務，同時還編成40萬字的札記和2萬字的歷史地理專著介紹。[67]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種學術上的「群眾路線」行不通。
時隔多年之後，《中國歷史地圖集》行將瓜熟蒂落。尹達這位作為主持或參與主持《甲骨文合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史稿》等大項目的「歷史學科的組織工作者之一」，發表了如下演講：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集體主義的協作精神，尊重個人研究成果，今後都需大力提倡。……我認為，關鍵是個人的研究成果怎樣同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溶為一體的問題。……《中國歷史地圖集》也是全國範圍的長期大協作，集中了不少學科、不少專家的意見，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難，才完成了內部稿子，還未公開發行，國外就打算翻印了。這都是在比較一致的基本指導思想下採取集體形式取得的成果。[68]
平心而論，離開了「社會主義大協作」，《中國歷史地圖集》何時編完的確是個未知數。鄒逸麟在回顧自己參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經歷時有如下體會：
《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是毛澤東主席提出，作為一種政治任務下達的。具體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經費根據實際需要，從國家財政中撥款資助的，科研人員可以通過黨政系統直接從各高校、科研單位調撥。可以說是一路暢行無阻。這是在財力和人力上保證了任務的完成。這應該是很有利的一面。……。[69]
這很有利的一面，除了來自政治高層指示，還包括兄弟單位在任務分配、人員配置上的「社會主義大協作」。今天，我們拜讀鄒逸麟、王文楚等參與者的回憶文章，翻開《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最後幾頁，會發現來自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南京大學，雲南大學等單位的近百位編稿人員名單，此外還有數量眾多的資料人員和地圖製圖設計人員。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精神，恐怕無法調配全國專家學者來完成這項政治任務。
在近百位編稿人員的艱苦工作中，有些工作值得後人銘記。雲南大學尤中為了搞清清代雲南邊界線的複雜狀況，做了艱苦的實地調查：
首先我從古代史籍、地方志等文獻中收集了大量的相關材料，同時由於雲南省革委會的重視，對我們大開綠燈，我得以進入到檔案館查抄了大量的資料。雖然彙集了很多資料，但由於歷史上邊疆民族地區不為人所重視，許多問題仍然很難說清楚，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發展演變問題，更是難度很大，1972年，雲南省革委會又派了一輛小車，給我們提供了到邊疆進行社會凋查的條件。我們從東部的文山富寧順著邊境線往西一直到德宏州，對雲南邊疆進行實地考察，又對民間的有關傳說、民族風俗等進行了訪問。三個月的艱苦考察，發現了很多古迹遺存，有的印證了歷史，有的則糾正釐定了以往資料的訛誤。……。調查歸來後，把彙集的文獻資料與社會調查獲得的資料進行綜合研究，寫出說明文字，然後才上圖。[70]
就這樣，在政府提供最大便利的情況下，尤中「他和編繪組的同志一起對中國西南邊陲4000多公里的國境線進行了全面考察，往返行程8000多公里。」[71]這種長時間、遠距離的野外考察，即便是在今天的經濟和科技條件下，也不是輕易能夠實現的。
譚其驤晚年坦言：「搞歷史地理還有一項基本功，那就是翻活的地圖進行實地的地理考察。但我卻直沒有條件做到，解放前忙於教書糊口，解放後又注全力於編纂歷史地圖集。直到一九七七年後，我承擔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地理篇》的任務時，才有機會和一些同志一起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長江和洞庭湖水系，在河南、河北兩省考察了黃河下游的故道。」[72]這也就是說，譚其驤在歷史地圖集編纂時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進行實地考察。平心而論，「對於這樣一部綜合性的歷史地圖，如果要求編者對每一個地點都是實地考察，顯然是困難的。」[73]在此情形下，尤中以文獻考據為基礎進行的實地考察就顯得尤為可貴。
當然，也有一些人參與了改編「楊圖」工作，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名列編稿人員名單之列。譬如譚其驤在暨南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潘光旦，就為了配合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進行摘錄《明史》民族史料工作。據其後人講：
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副主任傅樂煥教授來訪，與父親談錄登《明史》中民族資料事，以配合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父親當即表示同意，並於5月30日開始進行摘錄。由於這種摘錄往往要結合辨識，所以難以請助手代為摘錄，次定由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請王興泰先生同步抄錄副本，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書摘錄完畢，現存資料卡共839張。這份資料當時對《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起到有益作用。[74]
再如趙泉澄，據稱當時「還聘用了社會上有興趣於歷代疆域政區沿革研究和歷史地圖編纂的人員，如江武子和趙泉澄老先生等」[75]。趙泉澄建國前就出版《清代地理沿革表》，後供職於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工作，其淡出改編「楊圖」工作，不知是否與其被打成「反革命」有關。
正是在上述人馬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歷史地圖集》終於出版面世。1974年，首先由中華地圖學社內部發行，全套八冊，分蝴蝶裝、活頁裝兩種。照常理，印成後應該第一時間進程毛澤東審閱。但是「頗以為憾者，乃毛主席本人對此圖集作何評論，至今未傳出可靠信息。」[76]言下之意，似乎有不同版本的消息。主編譚其驤是這麼說的：
1974年年底毛主席生日前夕，第八冊正式出版了。我們懷著喜悅的心情，立即寄送北京，希望儘快送到毛主席那裡請他老人家審閱。但是，圖冊到了張春橋手中，就被扣壓下來了。張春橋並作了長篇黑批示，胡說什麼：「我想了一下，書很貴，而且要成套才有用。」「除我和姚文元各留一套留作紀念外，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都不送。」甚至還說什麼：「待出齊了再看是否送主席。」……張春橋這個陰謀家是有其野心的。譚其驤教授以蔑視的口吻諷刺說：張春橋大概是要留著作為開創「新天朝」的「紀念」吧！[77]
至少在譚其驤看來，毛澤東並未有讀到八開本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1981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中央宣傳部並中央書記處呈報《關於公開出版（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請示報告》，並於1982年2月9日獲得中央宣傳部、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3月12～15日，中國社科院在上海召開《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出版工作會議，1982年10月公開出版第一本，到1987年4月陸續全部出齊。[78]1989年3月13日，《中國歷史地圖集》全部出版慶祝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學術界高度肯定了圖集的價值，所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1986年）、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1995年）、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榮譽獎（1999年）就是明證。
《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獲獎後，鄧雲鄉表示祝賀，譚其驤則「笑著說不少地方是參考了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79]。這不是譚先生的謙虛，畢竟《中國歷史地圖集》脫胎於改編沿革地理性質的「楊圖」，參考《讀史方輿紀要》有何不可？但後人或應謹記陳橋驛在書評里指出的，「楊圖」與「譚圖」最重要的區別在於科學屬性上，「前者是一部讀史地圖集，而後者則是一部歷史地圖集」[80]。
[①] [美] 伯納德·巴伯：《科學與社會秩序》，顧昕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第85頁。
[②] [美] 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劉珺珺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28頁。
[③] 翦伯贊：《致馮玉祥先生》，載《翦伯贊全集》第7卷《時事評論·書信與詩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第299頁。
[④]張顯清、趙克生：《開拓與普及：吳晗先生的學術貢獻》，載王宏志、聞立樹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66頁。
[⑤]胡喬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載《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8頁。
[⑥]胡喬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載《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5頁。
[⑦]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萬卷出版公司，2005，第79頁。
[⑧]顧頡剛：《中學歷史教學法的商榷》，《教與學月刊》1935年第4期，第8頁。
[⑨]毛澤東：《致蕭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21頁。
[⑩]毛澤東：《劉鄧軍出大別山的準備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9頁。
[11]毛澤東：《軍委關於對隊進行地理常識教育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116-117頁。
[12]逄先知：《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載龔育知等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12頁。
[13]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54頁。
[14]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4頁。
[15]戴逸：《從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光明大道——紀念吳晗》，載《皓首學術隨筆（戴逸卷）》，中華書局，2006，第143頁。
[16]蘇雙碧、王宏志：《吳晗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32頁。
[17]張習孔：《北京中學教師集體編寫「中國歷史小叢書」開始出版》，《歷史教學》1959年第7期。
[18]夏中義：《生於斯死於斯的史家悲劇：謁吳晗書》，載《九謁先哲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第171頁。
[19]逄先知：《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載龔育知等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13頁。
[20]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52頁。
[21]常君實：《<吳晗全集>的特色——紀念吳晗百年誕辰》，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666頁。
[22]吳晗：《談讀書》，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8卷《雜文卷（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210頁。
[23]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77頁。
[24]項國茂：《揮不去的記憶抹不去的懷念——紀念《中國歷史地圖集》開編五十周年》，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委會編《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8頁。
[25]羅爾綱：《困學叢書》第十種《記序文存·懷吳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627頁。
[26]蔡美彪：《<資治通鑒>標點工作回顧》，載《學林舊事》，中華書局，2012，第120頁。
[27]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54頁。
[28]袁鼎：《憶念父執吳晗先生二三事》，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65頁。
[29]《當代中國的測繪事業》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測繪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第421頁。
[30]鄧雲鄉：《思念譚公其驤》，《雲鄉瑣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5頁。
[31]李曙光：《政治化社會一個學者的悲劇——我談吳晗》，載《法思想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第437頁。
[32]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紀念譚其驤誕辰一百周年》，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12頁。
[33]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50頁。
[34]譚其驤：《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118頁。
[35]譚其驤：《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好乾部——懷念吳晗同志》，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59頁。
[36]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94頁。
[37]譚其驤：《譚其驤自傳》，載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4輯，書目文獻出版，1983年，第331-332頁。
[38]侯仁之：《一位真正愛好社會主義事業的「好事之徒」》，載王宏志、聞立樹主編《懷念吳晗：百年誕辰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319-321頁。
[39]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09-610頁。
[40]蘇又碧、王宏志：《吳晗傳》北京出版社，1984，第237頁。
[41]劉光永：《清官夢——吳晗傳》，杭州出版社，2005，第273頁。
[42]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85頁。
[43]譚其驤：《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37頁。
[4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19頁。
[45]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682頁。
[46]王玉璞、朱薇編，《劉大年來往書信選》（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149頁。
[47]吳晗：《呈毛主席（1958年10月6日）》，載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10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201頁。
[48]吳晗：《呈毛主席（1958年10月6日）》，載常君實編《吳晗全集》第10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201頁。
[49]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下），鄧瑞整理，鳳凰出版社，2012，第734頁。
[50]譚其驤：《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66頁。
[51]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9頁。
[52]顧頡剛：《致楊秀峰（1956年3月5日）》，載《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中華書局，2011，第408頁。
[53]王學典主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中華書局，2011，第146-147頁。
[5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17頁。
[55]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9頁。
[56]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131頁。
[57]譚其驤：《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94頁。
[58]譚其驤：《竺老熱腸獎掖後進》，載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一代宗師竺可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20頁。
[59]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14卷《竺可楨日記》第9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第455頁。
[60]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下），鄧瑞整理，鳳凰出版社，2012，第982頁。
[61]石奉天：《譚其驤先生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製》，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頁。
[62]周航：《中國地理學會舉行歷史地理專業學術討論會》，《科學通報》1962年第1期，第45頁。
[63]中國地圖出版社社慶辦公室編，《中國地圖出版社五十年（1954-2004）》，中國地圖出版社，2004，第223頁。
[64]邱樹森：《韓儒林先生年譜》，載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韓儒林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第829-820頁。
[65]夏鼐：《夏鼐日記》第7卷（1964-1975），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145頁。
[66]夏鼐：《夏鼐日記》第7卷（1964-1975），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149頁。
[67]本刊整理，《歷史教學戰線上的標兵——簡介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大會的先進歷史教學工作者》，《歷史教學》1960年第7期，第35頁。
[68]尹達：《關於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在鄭州大學歷史系的學術報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史學史研究室編《尹達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392頁。
[69]鄒逸麟：《學術生涯之回顧與展望》，載施岳群、周斌主編《與歷史同行——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78-1998）》，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第232頁。
[70]龍曉燕：《尤中先生訪談錄》，載揣振宇、華祖根等主編《中國民族研究年鑒（2001）》，民族出版社，2002，第427-428頁。
[71]張鑫昌：《記尤中教授學術生涯四十年》，載雲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科教群英譜》，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343頁。
[72]譚其驤：《譚其驤自傳》，載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4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第338頁。
[73]蔡美彪：《歷史地理學的巨大成果——<中國歷史地圖集>評介》，載《學林舊事》，中華書局，2012，第134頁。
[74]潘乃谷：《潘光旦先生和他的<中國民族史料彙編>》，《歷史檔案》2005年第3期，第127頁。
[75]項國茂：《揮不去的記憶抹不去的懷念——紀念<中國歷史地圖集>開編五十周年》，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委會編《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9頁。
[76]邸永君：《陳連開先生訪談錄》，載李鴻賓編《史事探微——陳連開教授從教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第12頁。
[77]本報記者：《妖霧一掃除 大地又春回——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譚其驤揭批「四人幫」的罪行》，《文匯報》1977年2月4日。
[78]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史研究室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年簡史（1977-200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218頁。
[79]鄧雲鄉：《思念譚公其驤》，《雲鄉瑣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10頁。
[80]陳橋驛：《評<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第132頁。
[81]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50頁。
[82]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第53頁。
[83]劉大年等，《台灣歷史概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第78-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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