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風者」瞿駿 尋找過去不確定的答案

瞿駿，1978年生，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圖 / 沈煜

這是瞿駿做歷史研究的「心法」——「就像看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樣，努力讓自己進入歷史的情景里，去捕捉、去把握那個氣氛，那股風。然後，從100小時素材里最後剪出一小時長的成片」

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讀本科時，瞿駿隔三差五搬個小板凳到老校區的大門口坐上一小時，看著門口熙熙攘攘的人流，聽上海爺叔、老阿姨們在那裡吵架拌嘴、吹牛皮。

老校區靠著蘇州河，沿河一帶是老上海的棚戶區。到深夜，他有時會順著河岸兜馬路——光線昏黃的路燈下，形形色色白天看不到的景象從各自隱藏的角落裡冒了出來。

「你對生活越有感知，你對歷史也越有感知。」憶起學生時代的自我訓練，這位39歲的歷史學教授津津樂道起來，「一個好的歷史學家，一定是一流的小報記者，對各種各樣的八卦有著無窮的興趣。」

觀察和體驗生活的習慣被他保留到了現在。有一次，他心血來潮地鑽進了思勉高研院演講室大圓桌中央的空當，躺了下來，讓自己回想某個時段在這裡發生過的人與事。「當你是躺著的，看到的是人的背面，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他從楊德昌的電影《一一》中得到的啟發：小男孩洋洋拿著相機專門拍人的後腦勺，因為他讓大人們看到他們看不到的一面。

這是瞿駿做歷史研究的「心法」——「就像看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樣，努力讓自己進入歷史的情景里，去捕捉、去把握那個氣氛、氛圍，那股風。然後，從100小時素材里最後剪出一小時長的成片。」

聽上去，這很像一門藝術。「沒錯，我覺得歷史學就是一門藝術。」他不否認自己離科學派較遠的立場。「為什麼我們說《史記》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司馬遷可沒有到鴻門宴的現場，但我們都認為他寫得『像』——他就是把握住了那股風。」

他也把這套方法傳授給自己的學生。

「你們殺過雞沒有？」他問台下的「95後」們：「沒有？那你至少得嘗試殺一回。這樣，你才接近到那些歷史人物在決定殺人那一刻的內心世界。」

其實，老師自己也沒動手殺過雞。瞿駿主攻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平日里「打交道」的大多是動口動筆不動手的書生文人、知識分子，並不直接關涉刀光劍影里的政治人物，或是底層的幫派與流民。

雖然，思想帶來行動，革命就會有流血的可能。

歷史敘事里的「半神話」

學術圈的朋友和瞿駿開玩笑，說他眼下處於「井噴」狀態。

自2017年下半年起，他陸續出版了學術著作《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社科文獻出版社），個人學術隨筆集《花落春仍在》（三聯書店）。下一本專著《現代國家觀念的普及化》已在修改整理階段，將在不久之後面市。

「哪有什麼井噴，其實是七八年才磨一劍。」這並非謙虛，距他上一本個人專著《辛亥前後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出版，中間隔了近八年的「空當」。他說自己手腳慢，手頭的稿子總是一改再改。「總要愛惜羽毛。做學問是自己成就自己、自己為難自己的過程，需要正心誠意地去做，沒有人能幫你。」

身處喧囂時代，他坦承也有沉不住氣、「想往網紅路上奔去的時候」。但經常會停下問問自己：「你是不是走得太遠了一點？是不是在五十步笑百步？」相比隨著潮起潮落，他更希望再過幾十年後，後人讀他的文章仍覺得是有價值的。

在人才濟濟的同門師兄弟中，瞿駿是最像純粹歷史學者的那個，對學問的專註和用功有目共睹。以至於，一直對弟子們因材施教、期待甚高的許紀霖有時反而會提醒他——「我寧可你少讀一些書，多行一些路」，甚至希望他身上能有一點兒江湖的野氣。

在師長、朋友和同事們眼中，瞿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上海寧」。

他講究吃，喜歡逛商場、兜馬路，有著上海人對商業和「消費主義」的天然親近感。他愛搖滾、足球，在荷爾蒙最旺盛的年紀，曾是諸多體育、足球類報紙的鐵杆讀者。在北方小縣城滿大街找報攤買新一期《體壇周報》、《南方體育》的經歷，後來常被他在課堂上用作理解一個「複雜中國」的例子。

但在所有個人履歷和自我介紹上，他都會加上一行標註——「籍貫：安徽桐城」。

追溯起歷史，瞿駿屬於第三代上海移民。從未謀面的祖父是清末安徽桐城一個在私塾里讀過點書的童生，「廢科」後不知怎麼地順著時代洪流「動」到了十里洋場。「我父親非常在意這個認同，我從小就一直被告誡說不要忘記我們來自桐城。」七八歲時，他曾跟著家人回過一次老家。當地瞿姓的族譜里記著他的名字。

因著這一層鄉土牽連，生長於上海的瞿駿感覺自己和那個「昨日中國」之間有了些許血脈上的聯繫。

讀本科時，瞿駿的職業理想並非做學術，而是當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正好我們聊起了許知遠、「十三邀」和「奇葩說」，他鮮明地表達了對馬東的「站隊」——「為什麼要這麼端著呢？一個人嘻笑怒罵，並不代表他心底沒有熱血。」

沒進娛樂圈成為另一個馬東，並沒有耽誤他的好口才。他是華東師大歷史系人氣最高的青年教師之一，擁有一大票「迷弟」「迷妹」，每做講座必是人氣爆棚。2017年下學年，他面向全校開的「錢穆《國史大綱》導讀」是華東師大最搶手的選修課之一。一些沒能選上課的外系學生也趕來旁聽，把一個中型教室佔得滿滿當當。

面對面時，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雄辯與激情。他尤善於誘導，隨手抓住現場聽眾的特質來舉例子、作類比，令對方置身於他所虛擬的「情景」中，然後一步一步往他的邏輯上引，直至推出一個個荒謬又荒誕的結論：

「閉關鎖國」真是近代中國的「罪過」么？如果大清皇帝早早「開眼看世界」，中國仿效「明治維新」成功，成為世界強國，那真會是一條更好的轉型之路么？所謂「進步」，就一定那麼正確么？

你未必100%認同他的觀點和立場，但多少會意識到：哦，原來歷史的面相更為複雜混沌、曖昧不清，充滿著種種弔詭和「似是而非」的臆斷。

他把這些「似是而非」稱為half-myth（半神話）——「每一個事實的點都是對的，但串起來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在我們的歷史敘事里，有太多這樣因為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判斷而製造出來的『半神話』。」

「我要找尋和揭示出來的，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真知道和真相信，而不是研究者自己認定的真相信。」

不止一個的「歷史真相」

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的《歷史是什麼》里有一句精彩的名言——「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

對照這個說法，瞿駿把自己歸為重心偏向「過去」的那一類研究者。

在《天下為學說裂》一書中，瞿駿以清末民初中下層的青年學生、士人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舊史料結合新整理公開的文人日記、近代報刊和地方文獻，呈現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知識群體與時代之間微妙、曖昧的聯動。

在作者看似沉穩平和而時有動情的敘述、剖析里，我們過往印象中熟悉、清晰的一幅幅歷史畫面漸漸失焦，線條變得模糊，色塊幽暗不明起來：

傳統私塾教育被新文化巨子們如何有意地壓制和塗抹；「啟蒙」又是如何成為一門生意的；相應地，在當下大受追捧的民國教科書在當年又是如何通過抹黑傳統來確立自己的地位……

豆瓣上，一位青年學人留下了一條耐人尋味的點評——「你能看到作者的『答案』，但不清楚他的『問題』是什麼，這隨之造成歷史認知的差異。」

瞿駿認為這個批評相當犀利。但他隨之以「中華民族的由來」的問題如何在近代產生為例，作出自己的回應——在歷史學中，「往往是先有『答案』，即那段歷史獨特的背景、情勢和氛圍，然後才會冒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當進入、穿梭于越來越多的歷史情景中，他得出的個人體悟是：答案，或者歷史的「真相」不止一個。

「如果你認為歷史的真相真像柯南所說『只有一個』，那我覺得實在是有一點簡單化。」他解釋說，「因為歷史是一趟過的。你必須承認人都是有限的，即使對當下，你也只能看到自己世界裡的那個真實，頂多再往外看出去一點點，更不要說對過去了。」

他承認這也會導向一個危險的「悖論」——「如果說真相有多個，那要不要對這『多個真相』從價值或真理性上做一個排序呢？如果它們彼此之間都是平等，那歷史學家們宣稱要『逼近』或者得到的，又到底是哪一個『真相』呢？」

他沒有給出直接的回答。

在瞿駿看來，當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遠還沒有到提「問題」的時候，而是還在追尋關於過去的不確定「答案」。除了史料觀、方法論上的「不確定」，他認為這種「找尋」更表達著歷史研究中的一種態度。

「一方面是研究者對於過去的人和事的敬畏、尊重與理解，另一方面展示著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確定』。」

思考與反省

著述之外，瞿駿並不忌言自己許多與他人不一致的立場和觀點。

譬如，對鼓吹多元所帶來的價值混亂，多次表達不滿；在課堂上，他也時不時對當下時髦而聲響頗大的女權主義、同志平權等輪番「開炮」。

「你知道華師大女生多嘛，其實，還是很容易犯眾憤的。」正讀大三的張哲星笑著說，他曾在台下為老師捏一把汗：「不過，這也是瞿老師的個性魅力之一。」

每有學生提及「批判」，瞿駿都會不客氣打斷對方：「你憑藉什麼來作批判？」

「作批判是需要資源的，不是只靠自己那一點兒良知、理性和是非觀。」他繼而追問道：「你到底認真讀了書沒有？你讀了哪些書？就像一位前輩學者說的那樣：如果你連明清一個『三家村』塾師的水平都沒達到，談什麼去理解曾國藩的內心世界呢？」

他把近代中國許多涌動歸結為——「從簡單思想出發，鼓噪輿論，進而在人心中產生普遍幻象，最終咽其惡果的詭異故事」。

也因著進入歷史情景的一份「感同身受」，瞿駿對近兩百年里站在風口浪尖、至今仍享受著後人崇拜仰慕的一些文化巨子持保留看法。

「按楊國強老師的說法：他們做的是為萬千人造命的事。既然你是為萬千人造命，那你應該慎而又慎，因為萬千人會因為你而命運改變。」

這也是他對當下公共言論中許多風潮、言說心生抵觸的原因之一。

在瞿駿的文字、言談中，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對「昨日中國」懷有的溫情與敬意，以及對任何激進的言說、行動近乎反感的情緒。

雖然，他並不樂意被簡單地貼上「文化保守主義」這樣的標籤。

思想和學術上，對瞿駿個人影響最大的有兩位先生：一位是導師，另一位則是楊國強先生。

讀大學時，他在校門口一家小書店的打折堆里找到一本黑白皮的書——《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作者名叫楊國強。這個陌生的名字和這本書給了他全然不同的衝擊——它完全不按現代學術的「章法」，無論是語言，還是所謂的「學術範式」、理論框架，都自成一體。

當時，瞿駿已把史學大家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翻得爛熟——這位遭際坎坷的史家以暮年發力，以「新陳代謝說」為旨歸，構建起一個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遷全然不同的分析框架。

陳旭麓

楊國強是陳旭麓先生的親灸弟子，同樣在暮年、1990年後經歷學術和思想上的轉變和某種回歸——尋找中國社會變遷自身的脈絡和「合理性」。

在看待歷史的眼光上，瞿駿說自己受益於兩代史家對中國現實和過去的思考與反省。

「他們都經歷過1980年代那樣一個向外國學習、對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過程。陳先生是1988年突然去世的。楊老師曾說，如果陳先生也看到了1990年代那樣一個泥石俱下的過程，他也會去反思之前把現代化看成浩浩蕩蕩、一往無前的那種歷史眼光。」

「我不是說現代性和現代化不對，但裡頭一定是有更豐富、更複雜的東西。」

糾結、尷尬是新一代歷史學家出好成果的條件

人物周刊：在《天下為學說裂》，你重點關注了中下層的地方讀書人，涉及到新舊、中西、啟蒙和保守這些近代最重要的話題。你是想對主流的歷史敘事進行一種「修正」，給那些在近代大潮中聲音微弱的群體一個發聲的機會么？

瞿駿：可以這麼說。但我覺得與其說是「主流」歷史敘事，不如說是「強勢」歷史敘事。因為在近代，「趨新」是大潮，「開放」、「西化」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大詞包括啟蒙、西化，是時風所至、大勢所在，所以它會獲得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我並不是想反啟蒙、反西化，但是，一個法庭不能只聽一方的意見，應該再聽聽另一方的意見，而且要做到心平氣和地去聽兩造的意見。

在我這本書里，無論是談新學、教科書，還是談胡適那些大知識分子，不是「捧」或「踩」的問題，而是試圖去問一下在那樣一個年代裡：什麼是可貴的？它們因什麼而可貴？

在那樣一個「勢高於道」的年代裡，功利的目標大於「道」，所謂的對未來理想的判斷高於現實的生活。我想說：能夠認真地向西方學習，是一種「進步」。但是，在這樣的潮流坌至湧來之時能夠自守、能夠做自己是一種可貴。

人物周刊：但是，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顯然是避免不了的，也是「守」不住的。如果馬後炮地說，以一個近代史學者的洞察來看：怎樣對中國會是一條代價不那麼沉重和痛苦的道路呢？

瞿駿：抱歉，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我沒法回答我們應該怎麼走，我只能告訴你：我們或許不應該怎麼做，什麼樣的路過去我們認為是對的，現在看來是有毛病的。

譬如在我們的歷史敘事里，說晚清的洋務運動失敗了，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們希望模仿日本的道路，我們真的好失敗。但在你腦海里，你能想像中國走這樣一條道路會是什麼樣？

我認同學者孫歌的看法：從今日來看，日本的明治維新是絕對不值得肯定的，至少是不值得全盤的肯定。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的當然是無法度量的創痛；但對日本來說來，真的是勝利么？它其實是陷入了一場不斷贏得戰爭的迷夢，這場迷夢從1895一直持續到1945年，其實不過是50年，對很多人來說也就是半輩子的時間。反過來說，如果中國甲午戰爭勝利了，50年之後，中國的上海、南京各挨了一顆原子彈，你會如何說呢？有人也許會回應說：你應該分開來看，但是真能分開看么？

人物周刊：按卡爾的說法，並沒有所謂「完全客觀」的歷史學存在。作為歷史學者，你的價值立場是什麼？

瞿駿：不可能沒有（價值立場）。現在做歷史有兩路：一路講求冷靜和客觀，一路講求感情與投入。我個人徘徊在這兩路。這其實是蠻難把握的，把握得好了，就是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把握不好，就會有一些問題。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警惕那些大詞，啟蒙、解放、自由。這些大詞下面有許多理想主義的喜劇，也有很多活生生的悲劇。但是不是因為有悲劇就拒斥所有理想主義？進一步說，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理想主義，又將成為一個怎樣的世界。

所以，我很糾結。但是不能因為這種糾結就說我沒有價值立場。我倒認為，正是糾結、尷尬，是新一代歷史學家可能出好成果的條件。立場太鮮明，站在理想主義一邊，或是站在和理想主義相反的一邊，寫出來的東西都未必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人物周刊：楊國強老師曾說，陳旭麓先生是用史學來「經世」的讀書人。作為年輕一代學者，你的關懷和關切是什麼？

瞿駿：我這麼回應你的問題。我知道不少人對現實是有關懷的，對政治是有熱情的，但他們是隱藏的，通過文章、學問的方式來表達。學問的方式告訴我們：直來直去、立場鮮明的東西經常是快餐，只能逞快於一時。

我們希望用學問的方式來表達一種關注，讓它更綿長久遠一些。因為在我觀察歷史的態度裡面，長時段的考察正是歷史學的強項。歷史常常都是以一二百年為單位來看的，看一二百年里發生什麼，和我們只看一二十年，是不一樣的。這樣，你的關懷或許會更接地氣一點。

人物周刊：怎麼個接地氣法？

瞿駿：不是那種口號式的，不是那種煽動式的，但你會感受到一種力量，它是綿長的，細密的。你是想做一個隨潮來隨潮去的人，還是說等上幾十年，後人們把你的文章言論拿出來，覺得還是有價值？

就象杜亞泉那樣，他寫出來的東西在當時可能是被前、後、左、右圍攻的，個人遭際並不愉快。然而，正是這樣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如果你真有堅守的「道」，或者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話，就不會覺得這個時間漫長。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47期

原標題《「捕風者」瞿駿 尋找過去不確定的答案》

文 / 本刊記者 徐玲琳 發自上海

實習生吳媛博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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