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再談貿易戰：以戰止戰！
本文源自：《21世紀經濟報道》
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蹟
《21世紀》：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與其他國家相比，你覺得，中國改革開放有哪些獨特的經驗？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從1978到2017年，以平均每年9.5%的增長持續了39年。在此期間，貿易增長平均每年14.5%；貿易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不到10%增長到現在的30%，在大國當中是最高的。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7億多人口成功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在此過程中，雖然「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但實際上中國卻是過去40年中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國家。
中國能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不照搬過去的理論，也不硬套國外現成的理論，而是走自己的道路。中國根據面對的實際問題，認真分析原因，研究我國在解決問題上所具有的有利條件和限制條件，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雙軌方式，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維持穩定的前提下求得經濟的快速發展。其他按照國外的理論和「理想的」模式，試圖一次性解決國內所有問題的國家，其結局大多是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
中國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路，採取的漸進式雙軌制，在上世紀80、90年代被外界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實際上卻是中國能夠維持穩定和實現快速發展的原因。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環境惡化等問題。面對問題，中國同樣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客觀分析，積極應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一步又一步成功的最重要經驗。
中國2025年將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21世紀》：你在達沃斯論壇上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三個由低收入發展成為高收入的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裡？
林毅夫：首先，我們有不斷追求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我們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也是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初心，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初心。這是我國發展的內在動力。
美好的生活離不開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前提則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升，這需要不斷地創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發達國家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中國利用後來者優勢，利用與發達國家產業和技術的差距，引進、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大幅降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9480美元，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美國人均GDP是6萬美元，德國是4.4萬美元，日本是3.4萬美元，韓國是3.0萬美元。當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產業和技術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還有後來者優勢。但作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大國，我國有些產業已經走到世界前沿，如家電、高鐵、發電設備，此類產業的發展，只能依賴自主創新。還有一些新興產業，如互聯網、移動通訊等，研發周期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面具有優勢，在此類新興產業方面具有彎道超車、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機會。
這就是我們成為第三個由低收入轉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信心來源。如能實現，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屆時，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口比例將從目前的16%增加到35%。
中國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提出自己的理論
《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加，國際組織對中國的關注也在增加。IMF總裁拉加德近日表示，IMF總部可能在10年後遷往中國北京。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開始出現在國際組織中，比如，你曾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你覺得中國現在國際經濟治理中有怎樣的話語權？
林毅夫：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在2014年就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國際治理體系中，中國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必將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而不斷提升。
我很幸運，2008年成為第一位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我前面的八任都來自發達國家，而且都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有的獲過諾貝爾經濟學獎，並有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如擔任過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中央銀行行長等。我能有這樣的機會，是得益於中國的發展，因為這些國際發展機構的發展目標是減貧，在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近8億人口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可以說，我登上這個過去被認為是世界上經濟學家的最高職位，反映的是中國發展和減貧事業的偉大成就。
現在，在國際發展機構任職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如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常務副總裁、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幹事都是中國人。但總體而言，我國的話語權依然較小，與我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相比，還不夠相稱。目前，國際上還是以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主導。儘管國際社會目睹了中國轉型取得的成績，但基本上還都是以西方的理論來看中國的經驗。從西方理論的視角看，通常認為中國問題很多，所以「中國崩潰論」在國際上此起彼伏。
但是，中國成功的背後一定有其道理。如我們將中國成功的道理加以總結，就可以成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條件的相似性，中國發展的前提條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因此，中國的理論對於解決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二戰後，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金額超過3萬億美元，數額巨大，出發點也非常好。但它是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把發達國家的理論作為依據，援助的效果很差。如中國改革開放後減少的貧困人口不計在內，到2000年時世界貧困人口並未減少。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在國際機構任職的中國人將不斷增多，我們應該更好地總結中國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形成新的話語體系，這對於世界消除貧困大有裨益。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政府有為要以市場有效為依歸
《21世紀》：與此同時，大家也普遍認為，改革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現在有哪些「硬骨頭」必須要啃？政府和市場應該分別發揮怎樣的作用？
林毅夫：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取得的成績十分不易。實際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努力轉型，但真正成功實現轉型的國家很少，大多結局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多數國家發生危機的頻率甚至高於其轉型之前。
我國改革開放採取的是漸進的雙軌制：一方面，為保護補貼原有的大型國有企業，保留了許多計劃經濟時代的干預扭曲；另一方面，對過去受抑制、符合我國比較優勢、有競爭力又能創造就業、增加出口的產業，開放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並因勢利導，建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創造進入國際市場所需要的「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安排。儘管當時全國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普遍較差，我國還是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競爭優勢，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這種漸進雙軌的道路在上世紀80、90年代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當時主流觀點認為，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必須依據華盛頓共識，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所有的市場扭曲和政府干預。
違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漸進雙軌制改革為什麼會成功？主要是因為：這一方式對改革前優先發展的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部門給予轉型期保護，有效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同時，政府放開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准入，並因勢利導促其發展，使經濟得以保持可持續增長，這些部門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使得農村剩餘勞動力能夠到城市工業部門就業，而且，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的快速增長還積累了資本，使原先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變成了符合比較優勢、具有自生能力，轉型期的各種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可以隨之減少直至取消。
目前，絕大多數的大型產業已經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只有極少數產業，如與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資本、技術非常密集，我國還不具備比較優勢，但為了國防安全，與其他高收入國家一樣，必須給予一定的扶持。它在量上非常少，扶持方式也應與其他國家一樣，直接由財政撥款給予補貼，而不需以市場價格扭曲來補貼。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種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失靈是必然存在的，尤其是在轉型國家更是如此。因此，我們也需要有為的政府來解決市場失靈。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市場有效要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要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兩者缺一不可。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最主要的經驗，也是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應協調體制差異釋放粵港澳灣區活力
《21世紀》：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提出，廣東要在四個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你認為，廣東應該如何跨越經濟轉型的攻堅期關口？
林毅夫：廣東是改革開放以後發展最快的省份。改革開放初期的「三來一補」（註：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就是廣東最早創造出來的經驗。隨著勞動力價格上升、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廣東也是最早提出要騰籠換鳥。在此過程中，廣東較好地發揮了市場的作用，調動了企業家的積極性，同時，也較好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解決了企業家解決不了的問題。
發展是永無止境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制度創新也是永無止境的。廣東要繼續發揮這種敢為人先的精神，不斷在前進過程中發現新的機遇，克服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軟硬基礎設施障礙。廣東要在經濟發展上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它的各種創新也要繼續走在時代前列。
《21世紀》：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粵港澳灣區建設將有怎樣的重要性？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粵港澳灣區將有何不同之處？當前，應該補齊哪些短板？
林毅夫：粵港澳灣區是全國收入水平、發展階段最高的地區，經濟總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區之一。與其他灣區相比，粵港澳灣區的內部差異最大，既有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基地。這種內部差異性顯示出經濟的互補性。只要充分利用其差異性和互補性，它也將成為一個最有活力的灣區。
當前，灣區最大的障礙是，各種制度安排的差異性大，比如，深圳是經濟特區，香港、澳門又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我們需要探討如何協調體制的差異性，從而保留原有體制的優勢，克服體制存在的短板，讓灣區內部經濟體發揮合力。
面對貿易摩擦應有理有據，以戰止戰
《21世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以全球化為代表的外部環境。隨著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全面徵稅，各種區域貿易安排相互競爭，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似乎正在受到嚴峻挑戰。這將給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貿易戰是沒有贏家的，既不利於美國，也不利於我國和全世界。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實施懲罰措施後，美國股票市場急劇下挫，而且還波及了其他國家的股票市場。美國確實有很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但主要是由美國內部原因造成的。首先，美國的儲蓄率過低，消費過高，這是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靠印鈔票來彌補逆差，這是美國貿易逆差可以長期存在的原因。
但美國的政客向來把問題指向別人，以轉移內部焦點，撈取個人的政治好處，實際上這對美國是不利的。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有較大的逆差，採取廣場協定，要求日本和四小龍貨幣升值，並主動限制出口，或把工廠遷到美國，但結果美國逆差不僅沒有減少，還不斷擴大。只要美國不提高儲蓄率，這次美國的結局也會這樣。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站在道德制高點，繼續推動全球化，這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全世界。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主席2017年在達沃斯論壇上的重要講話得到全世界的喝彩。面對貿易摩擦，我們要有理有據，以戰止戰，可以採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對美國部分產品加征進口關稅，這些產品出口量減少，其國內生產者蒙受損失，美國對華出口產品較為集中，其生產者的損失會較大。而同時，美國進口關稅提高後，其國內進口商品價格增長，最終成本也要由美國民眾承擔。美國出口商品的生產者和進口商品的消費者都受到損失，會有助於美國選民了解貿易是互利雙贏，改變美國選民對華貿易制裁的態度，降低特朗普以對華貿易制裁來爭取選票的意圖，以求以戰止戰。
人民幣國際化不是我們單方的意願
《21世紀》：今年還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十周年。中國應該從上次金融危機中吸取到怎樣的教訓？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有怎樣的發展潛力？
林毅夫：對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我們的教訓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態度。2008年之前，美國宏觀經濟學界認為，美國的宏觀經濟很穩定，宏觀經濟理論非常成熟，實現了所謂的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有辦法熨平任何經濟波動。在次貸危機出現之初，他們認為事態並不嚴重，因為牽涉金額只有7000億美元。但後來危機突然爆發，雷曼兄弟2008年9月倒台，讓美國的危機變成全世界的危機。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發生之前也是如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東亞經濟是一枝獨秀，但1997年突然發生危機。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如同水，沒有水，植物就不能生長。但也必須了解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必須防範金融可能出現的危機，這就是我們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列入三大攻堅戰的原因。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有危機，而是要及早化解金融體系中的高槓桿等問題。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我覺得這是水到渠成的問題。我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也已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則仍是第二大經濟體，但在2030年前後，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種狀況下，人民幣國際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與中國貿易往來的任何國家。到2030年，我國發展潛力依然巨大，還將繼續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將繼續對全世界的增長作出貢獻。
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我相信，未來也將保持這種態勢。在這種狀況下，人民幣國際化不是我們單方的意願，用人民幣計價可以讓各國都減少交易費用，降低風險。當然，也不能拔苗助長，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另外，我們也要認識到，人民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也是一把「雙刃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給美國帶來很大方便，但使其貿易逆差可以長期持續，掩蓋了內部諸多問題，最終積累成危機。我們應該防止類似情形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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