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的「青銅時代革命」
青銅時代是指「以青銅作為製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1]。雖然從銅石並用時代發展到青銅時代以後，歐亞大陸大部社會都發生過程度不同的變革，不少已進入早期文明階段，但這種變革在不同地區程度不一。比如最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率先進入青銅時代的環黑海冶金區[2]，銅器技術前後一脈相承，文化格局和社會形態與前並無顯著不同，總體變化較為和緩，以致有人從歐亞大陸的視野將其歸入「史前時代晚期青銅文化系統」[3]。其他地區則不同。尤其中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進入青銅時代以後[4]，大部地區在技術經濟、文化格局、社會形態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革現象，堪稱一次「青銅時代革命」。本文對此略作討論。
一、青銅技術的快速普及和制陶技術盛極而衰
公元前2000年左右，首先在中國西北地區，然後在北方、東北和中原地區，最後在東部沿江海地區，自西而東掀起了青銅之風，標誌著生產力水平的一次革命性提升，從而使得這些地區先後進入青銅時代。
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當屬新疆地區，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主要包括分布在東疆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羅布泊地區的古墓溝文化（也稱小河文化）、阿勒泰及其以南的克爾木齊類遺存，以及新疆西部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等。這些文化雖可分為東部的「帶耳罐文化系統」和西部的「筒形罐文化系統」[5]，但都普遍包含刀、劍、矛、斧、錛、鑿、錐、鐮、鏃、鏡、耳環、指環、手鐲、鈴、牌、泡、扣、珠、管、別針等銅質小件工具、武器和裝飾品，以錫青銅和砷青銅為主。其次為甘肅、青海、陝西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後，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中西部的四壩文化，甘肅中南部、青海東部和陝西關中地區的晚期齊家文化。其青銅器與新疆地區尤其是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者近似，如都流行刀、斧、錛、錐、鏃、鏡、耳環、指環、手鐲、泡、扣，還有權杖頭、臂釧、月牙形項飾等，其中四壩文化還見較多砷青銅。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時的晚期齊家文化曾從甘肅地區大幅度擴展至關中，清晰勾勒出早期青銅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東[6]。
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狹義的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出現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其早期青銅器有刀、鏃、手鐲、臂釧、耳環、指環等，也有鐓、連柄戈等較為特殊的器物，主要為錫青銅，與前述中國西北地區青銅器較為接近。尤其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早期所見頗具特色的喇叭口耳環，就都流行於的四壩文化、晚期齊家文化甚至新疆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等，其源頭當在南西伯利亞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7]。另外，齊家文化的陶雙大耳罐、成年男女合葬墓等因素流播到朱開溝文化，而朱開溝文化的蛇紋鬲等因素也見於夏家店下層文化，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的確存在自西向東的文化影響趨勢。當然，我們不能就此否認某些青銅文化因素從河西走廊之外的北方草原通道直接傳入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或稍晚，在中原地區誕生了青銅時代文化——二里頭文化。該文化個別環首刀、「戚」（斧）等青銅器可能與上述西方青銅文化傳統有較密切的關係[8]，青銅戈也有受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有銎斧影響而產生的可能性[9]，而大量鼎、爵、斝、盉等青銅禮器在東方、中原均有陶器原型且源頭深遠，所使用的複合泥范鑄造技術早在龍山時代已經出現，與西北地區流行的硬型石范鑄造技術也明顯有別，只是在青銅合金技術上受到西北間接影響。實際正如李水城指出的那樣，中亞冶金術「這種外來的影響力對於中原地區而言，經過一站站的中轉、篩選和改造而不斷地被弱化，而中原地區冶金術的真正崛起並形成獨立的華夏風格，則是在二里頭文化晚期才最終實現」[10]。通過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還傳播至黃河下游的岳石文化等當中。
恰在此時，綿長發展萬餘年的陶器製作盛極而衰，最具代表性的輪制制陶技術落至低谷！這種現象雖於龍山後期偏晚已現端倪，但至二里頭文化、岳石文化則頓然明顯起來。這或許與齊家文化代表的陶器手制傳統的介入，以及西方先進冶金術傳入後手工業技術的重點轉移都有關係。
二、社會的急劇複雜化和王國文明的出現
大約公元前2千紀初期形成的二里頭文化——晚期夏文化，擁有二里頭這樣的超級中心聚落。其宮殿基址規模宏大而又體制嚴整，數量眾多又高下有別，表明當時已形成較為嚴格的宮室制度。二里頭都城聚落對中原腹地文化具有直接控制力，而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則及於中國大部地區，顯示已出現號令「天下」的王權，已由「古國」文明階段跨入「王國」文明階段，已經由早期文明社會發展為成熟文明社會[11]。相應地，周圍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朱開溝文化等也都出現墓葬分化、城址增多等明顯的社會複雜化趨勢，頗有「王國」周緣「方國」林立的態勢，只是複雜化程度和達到的水平低一個層次。
青銅時代社會的複雜化，固然以龍山時代早期文明或「古國」文明作為基礎，但其劇烈程度前所未見。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青銅工具較多出現，引起相關手工業迅猛發展，社會分工加劇，國家通過加強對銅礦資源的控制而提高權勢[12]。二是上述廣義北方那些畜牧程度不一的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東進南下，對中原、海岱等地造成空前壓力，可能伴隨頻繁戰爭和人群的移動，由此帶動了中國中東部地區文化格局的動蕩和調整。而青銅戈、鉞、鏃等的出現，又使得武器越來越專門化、體系化，加劇了戰爭慘烈程度，擴大了戰爭規模，通過戰爭加速了財富和資源向強勢人群的流聚，加強了軍事首領的權利，社會地位從而顯著分化。
三、畜牧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文化格局的重大調整
與此同時，畜牧經濟出現並迅猛發展，從而造成文化格局的重大調整。
新疆地區至今還沒有能夠確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即便存在，也很可能還處於比較低的發展水平。但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卻湧現出一系列畜牧程度不一的青銅時代文化，幾乎佔據全疆大部分地域。具體來說，北疆阿爾泰等地主要為畜牧狩獵經濟的克爾木齊類遺存，未發現明確居址、農作物和農業工具，卻有較多細石器鏃、骨鏃、銅鏃、銅刀等工具或武器。天山南北其他文化則是畜牧業和農業並存的半農半牧經濟：一方面普遍發現羊、牛、馬骨以及皮毛製品，同時期岩畫上常見鹿、羊等動物形象，流行銅刀、弓箭、穿孔礪石、銅鏡、銅泡（扣）等畜牧狩獵工具或裝飾品，另一方面見有小麥、粟等農作物，以及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旱作農業或糧食加工工具。不過即使同為半農半牧經濟，其農業畜牧程度也存在諸多差異，其中哈密天山北路文化陶器發達、聚落穩定性高，農業經濟更為發達。河西走廊西部的四壩文化也是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近似的農業相對較發達的半農半牧經濟。
河西走廊東部及其以東地區的晚期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雖常見粟、家豬、石刀（爪鐮）、石鐮等，表明仍主要為農業經濟，但畜牧狩獵比重顯著提升。遺址中綿羊比例明顯增多，有隨葬羊角或者殉葬綿羊、家豬的習俗，常見骨梗石刃刀、骨柄銅刀、銅刀、刮削器、穿孔礪石、短齒骨梳等畜牧狩獵工具，可見以養羊為主的畜牧業佔據重要地位。此外，此時旱作農業向南擴張，尤其是小麥種植範圍明顯擴大。
畜牧、半農半牧和具有較大畜牧成分的農業經濟，在乾旱半乾旱地區有著很強的適應性，尤其半農半牧經濟多種形式互相補充，適應性更強。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新疆、青海中西部、內蒙古錫林郭勒地區、西遼河流域等地短時間內湧現出一系列文化，廣大的西北內陸乾旱區和內蒙古半乾旱草原區等地也終於迎來了人類發展的首次高潮，西遼河流域文化再度繁盛。這是自從距今10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革命」以後中國文化格局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
這樣一次文化格局的重大變化，使得中國首次出現分別以農業經濟和畜牧經濟為主的人群南北對峙的局面，大致在長城沿線形成農牧交錯帶。此後隨著氣候冷暖乾濕的波動，農業人群和畜牧人群南北移動，形成血緣和文化上持續不斷的深刻交流，在這種戰爭與和平並存的交流過程當中，畜牧色彩濃厚的廣大北方地區和中南部農業區互通有無、相互依存，逐漸融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文化上「早期中國」的範圍大為擴展[13]，文化內容越來越豐富，應對挑戰的能和活力不斷增強。這種情況歷經商周秦漢一直持續到明清時期。
四
中國青銅時代文化基本上是在當地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但由於位於歐亞大陸東部的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比西方晚一千多年，因此其「青銅時代革命」當與西方青銅文化的影響和刺激有密切關係。究其根本原因，則在於當時氣候向乾冷轉化這個大的環境背景[14]。據研究，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一次全球性的「小冰期」事件，降水量也突然減少，在中國西北地區表現尤為明顯[15]。這次「小冰期」對烏拉爾山南部地區影響至大，促使這裡形成以馬和馬拉戰車為代表的畜牧業經濟，產生青銅時代的辛塔什塔－彼德羅夫斯卡文化。在同樣的氣候背景下，加上辛塔什塔－彼德羅夫斯卡文化的推動，西伯利亞、中亞地區普遍出現畜牧化趨勢。為了追逐草場和耕地資源，這些可能操印度－伊朗語的半農半牧的人群大規模向南方和東南拓展[16]，並形成強有力的衝擊波，將青銅器、戰車等各種西方因素傳播至沿途各處，並對歐亞大陸北方草原畜牧業經濟帶的興起起到重要推動作用[17]。此後很長時期內農業人群和畜牧業人群在長城沿線的南北移動和交流，也都和氣候冷暖乾濕的波動變化有密切關係[18]。
*原載《西域研究》2012年3期。
[1]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考古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399頁
[2]Chernykh, E. N.AncientMetallurgy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
[3]楊建華：《歐亞大陸青銅文化系統劃分初探》，《新果集——慶祝林沄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274～280頁。
[4]關於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還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同意公元前2000年左右進入青銅時代的觀點。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83年，第1～2頁；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1期，第36～44頁。
[5]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98～121頁。
[6]韓建業：《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196～200頁。
[7]林沄：《夏代的中國北方系青銅器》，《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12頁。
[8]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銅器的幾個年代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291～295頁。
[9]韓建業：《論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興起》，《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頁。
[10]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第239～278頁。
[11]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6～251頁；嚴文明：《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華夏考古》1997年1期，第49～54頁；韓建業：《良渚、陶寺與二里頭——早期中國文明的演進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頁。
[12]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102～103頁；張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與三代文化異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1984年，第51～71頁；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東南文化》2002年第3期，第45～60頁。
[13]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是指新石器時代至商代以前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彼此交融連繫而形成的以中原為核心的相對的文化統一體，也可稱為「早期中國文化圈」，簡稱「早期中國」。見韓建業：《論早期中國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現象》，《史林》2005增刊，第65～71頁。
[14]多人已經注意到距今4000年左右氣候事件對舊大陸古代文明的重要影響，見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後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第四紀研究》第21卷第5期，2001年，第443～451頁；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後我國大範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考古》2004年第1期，第67～77頁；王紹武：《2200～2000BC的氣候突變與古文明的衰落》，《自然科學進展》第15卷第9期，2005年，第1094～1099頁。
[15]韓建業：《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18～39頁。
[16]E. E. Kuzmina: The First Migration Wave of Indo－Iranians to the South, InThe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edited by James P.Mallory, Volume 29, Number 1, 2001.
[17]V. A. Demkin and T. S. Demkina: Paleoecological Crises and Optimain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Middle Ages，In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Eurasia from the 3rdto the 1stMillennium BC，edited by Karlene Jones－Bley and D. G. Zdanovich，Institutefor the Study of Man，Washington D. C. 2002，PP.389－399.
[18]韓建業：《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458～4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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