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看臉」的時代，有一些人是這樣回應的！

英格瑪·伯格曼《假面》，電影劇照，1966年

從古至今，臉對人來說就有著不同於其它身體部位的重要意義，但臉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鋪天蓋地向我們湧來。不管是名人還是大眾，都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這場臉的狂歡。然而，有些藝術家選擇了置身事外，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回應著這個「看臉」的時代。

用藝術打破「媒體臉」的暴政

臉來了又去，而媒體始終都在。——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

人臉，一直以來都蘊涵著豐富的象徵性意義。在攝影出現之前，人們主要通過面具和肖像繪畫的形式將臉複製下來，前者最初和宗教祭祀有關；後來它的這層意義逐漸被取締，主要和紀念死者、再現人物以及確認其身份、地位有關。

拿破崙的死亡面具

在人類一直以來的意識里，在很大程度上，臉其實就代表了人。人們一方面有再現自己面容的願望，另一方面還是免不了希望畫里的那張臉更美、更莊嚴、更符合自己的期待。

阿爾布雷特·丟勒《自畫像》，1500年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攝影術的發展逐漸取代寫實主義的肖像繪畫。可以說，這種便捷捕捉人臉的技術既滿足了人們對一張客觀、真實的臉的追求，又讓更多普通人的臉被記錄下來。

經典好萊塢時期的著名影星海蒂·拉瑪和費雯·麗

其實，臉的圖像從來都沒有真正客觀和民主過。尤其在20世紀上半葉，隨著印刷技術和大眾傳媒的發展，電影明星的臉被大量印製在雜誌封面和海報上。他(她)們的臉除了展示功能之外，更加引導了觀眾對其的崇拜，這個傳統到今天仍然甚囂塵上。

美國當代藝術家辛迪·舍曼的攝影作品

不知不覺中，觀眾也被操縱著去學習擁有這樣一張臉。於是，有些藝術家嘗試去揭露這種媒體對臉的暴政，以期待打破觀眾已經養成的觀看習慣。

蘇聯導演愛森斯坦《總路線》電影劇照

當好萊塢電影盡情展示俊男靚女的時候，其它很多致力於電影藝術的藝術家則嘗試在電影中展示儘可能多元的面孔。蘇聯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Сe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н Эйзeнштeйн）將眾多普通民眾的臉部特寫，通過蒙太奇剪接在一起。

布努埃爾《一條安達魯狗》電影劇照

西班牙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Luis Bu?uel）在他的作品《一條安達魯狗》中，特寫暴力的臉部鏡頭令人印象深刻。在這些導演那裡，臉的容貌、表情不再單一，也取消了觀眾對習以為常的明星臉的凝視。

阿努爾夫·萊納復繪作品

現在，人臉早已變成一種可以被輕易操控的圖像，在技術加持下，人們可以任意美顏、修圖。同樣，在當代藝術中，臉在藝術家那裡，也常依賴於圖像技術媒介的過濾。只不過這和審美沒有關係，而是為了反映臉在媒體社會所遭遇的危機。

阿努爾夫·萊納對路德維希·烏蘭特死亡面具的復繪，1978年

奧地利畫家阿努爾夫·萊納（Arnulf Rainer）用激烈、粗暴的筆觸在畫面上進行塗抹。不管是自己的照片還是死者的照片，經過他的再加工之後早已面目全非，他就是要用這種方式論證臉的面具特徵，並賦予其新的生命力。

查克·克洛斯作品

查克·克洛斯作品（局部）

美國藝術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和萊納不同，他將人臉照片轉化成巨幅的繪畫，但是這個人臉卻是由細部抽象的圖形編碼而成的。人臉在克洛斯這裡變成了數字面具，他通過這種方式來反抗媒體社會的技術虛構。

安迪·沃霍爾《瑪麗蓮·夢露》，1962年

說到對「媒體臉」的應用和解構，最著名的藝術家非安迪·沃霍爾莫屬，他用最廉價的絲網印刷方式將明星和領袖的頭像轉化成藝術品。脫離了任何語境的名人頭像正如現代印刷一樣，既廉價又虛無。

白南准《再見，瑪麗蓮·夢露》，1962年

在1962年和1999年，韓國藝術家白南准分別以瑪麗蓮·夢露為題材創作了兩件作品：《再見，瑪麗蓮·夢露》和《追憶20世紀》。觀眾很容易在這兩件作品中，辨認出他們集體記憶里那一張極其熟悉的「媒體臉」，但是在瑪麗蓮·夢露的笑容背後，真實存在的卻是她的死亡事實。

白南准《自肖像/頭與手》，1982年

在1961年和1982年，白南准創作了兩版裝置藝術作品《自肖像/頭與手》。第一次，白南准通過雙手在雕塑的臉部交替開合；第二次，自己的雕塑頭像、電視里的自己、現實中的自己，三者同時在場。藝術家知道，這一切仍舊會在照片上被看到，如此隱喻媒體這張大網。

白南准《電視佛》，1974年

藝術家與面具的抗爭

只有在展現一張面具的時候，攝影才有意義。——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今天，人們面對精湛的肖像藝術時仍會讚嘆不已，從中世紀的聖像畫到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再到倫勃朗、莫奈、梵·高的自畫像......肖像畫在近代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文藝復興之後，人的肖像越來越多。看起來，人的主體地位似乎是得到了確立。

左：委拉斯凱茲《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1650年；右：弗朗西斯·培根《教皇英諾森十世的肖像研究》，1953年

可是當歐洲文化孕育的肖像繪畫取代了面具，它又何嘗不是作為另一種形式的面具存在。將人臉轉化成肖像畫，說到底它還是人工製品。畫家捕捉到的人臉並不是一張活生生的臉，而是一張無生命的面具。

日本藝術家杉本博司的攝影作品

倫勃朗自畫像

其實關於這一點，很多肖像畫家早就意識到了，所以倫勃朗才會不厭其煩地描繪自己各個年齡段、各種表情的自畫像。他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被定格在某一刻，成系列的自畫像對他來說是對生命跡象的極力捕捉。

莫奈《自畫像》，1886年

在19世紀後半葉以後，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開始拒絕毫無生氣、只是作為社會身份再現的肖像畫，他們開始嘗試在肖像畫里加入更多個人主觀的訴求和情感，因此極具浪漫主義特徵。

羅丹《塌鼻男人》，1864年

現代主義雕塑大師羅丹（Auguste Rodin），在他創作於1864年的早期作品《塌鼻男人》時，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抗拒人們所期待它所扮演的角色。他努力在雕塑的臉上鐫刻上生命的痕迹，這是他塑造臉的方式，其中蘊含著一種對自然和自由的渴望。

曼·雷《淚珠》，1932年

曼·雷《黑與白》，1926年

1926年，藝術家曼·雷（Man Ray）創作了他最出名的作品《黑與白》。畫面中，他的模特臉貼桌面，手托非洲的土著面具。可是這裡的人臉竟也像面具一般，曼·雷通過這兩者的並置，模糊了人臉和面具之間的界限。

安托南·阿爾托的死亡面具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抽象」一度成為造型藝術的座右銘。這個時候，傳統的肖像繪畫顯然已不合時宜。但是法國戲劇理論家、藝術家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卻逆潮流而動，他認為傳統的肖像畫家為使人臉顯得生動而滿足於「單純的表面」，而他所追尋的是一張真實的臉。

安托南·阿爾托的繪畫作品

1948年，阿爾托在去世前不久完成了一張素描傑作。畫面上，一張張臉彼此迎合，宛若在上演一場假面戲劇，阿爾托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呈現臉和面具之間的辯白、生命和死亡之間的角逐。

弗朗西斯·培根《肖像習作》，1955年

弗朗西斯·培根《喬治戴爾肖像習作》，1963年

弗朗西斯·培根筆下的人物往往面目猙獰、扭曲，和以前我們熟悉的肖像畫全然不同。在他創作於1955年的《肖像習作》里，藝術家以強烈的個人風格製造出了一種生命的幻象，彷彿通過生命的在場表達對面具的反抗。

辛迪·舍曼攝影作品

在當代某些藝術家那裡，他們通過攝影手法仿造肖像，不經意地揭露了肖像畫的面具特徵。美國藝術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拍攝的一組以自己為原型的「歷史肖像」，日本藝術家杉本博司拍攝的蠟像照片......都用照片營造了一種古典肖像畫的假象，恰好證明了肖像畫的面具特徵。

杉本博司攝影作品

臉從來都不只是一張皮相而已，它是一個最具辨識性的身份符號。名人的臉和普通人的臉不一樣，它的傳播代表著某種權力、文化和信念的覆蓋範圍；死人的臉和活人的臉不一樣，對死者照片的保存其實是對人象徵性的留存；在好萊塢電影里，黑人臉的出現平衡著白人世界的價值觀念……

努斯拉·拉提弗·庫萊施《你是來尋找歷史的嗎？》，2009年

巴基斯坦藝術家努斯拉·拉提弗·庫萊施（Nusra Latif Qureshi）在2009年為威尼斯雙年展創作的作品《你是來尋找歷史的嗎？》中，將印度王朝統治者的頭像和自己的頭像疊印在一起，質問著西方觀眾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後殖民目光。

克里斯蒂安·波爾坦斯基《瑞士人的遺物》，1991年

法國藝術家克里斯蒂安·波爾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在他的一系列裝置作品中，為匿名死難者創建檔案，通過一張張肖像照片為他們的生命留痕，還他們生命的尊嚴。

克里斯蒂安·波爾坦斯基《敖德薩紀念碑》，1986年

從人造面具、肖像畫到攝影和影像，藝術家始終與世俗和流行保持著距離，並以局外人的身份審視著這場關於臉的狂歡。以前，他們抗拒人臉變成毫無生氣的死亡面具；如今，他們越發警惕「媒體臉」的侵襲。

基斯·科廷厄姆《虛擬肖像》，數碼攝影，1993年

伊麗娜·安德斯納「虛擬臉/Nexus7」系列，1998年

如今，臉顯然已經越來越淪落為一個飄忽不定的幽靈。在未來，我們是否也能容忍它變成某些藝術家所預言的虛擬存在呢？

[監製/齊超]

[編輯、文/尚崢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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