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騎士的最後憤怒

原標題：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騎士的最後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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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一個小捻軍刀下

僧王一生戎馬，一直面臨的是勇與謀的難題。從鎮壓太平天國到抵抗英法聯軍，再到鎮壓捻軍，他勇猛有餘而謀略不足。其以士兵扮鄉勇偷襲前來換約的侵略者的小謀，卻惹下了大禍。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個沒落的蒙古貴族家庭，但好運似乎一直伴隨其成長：先是，早年喪父的他被過繼給家族族長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此人是嘉慶皇帝的乘龍快婿，卻又無子無女。道光帝因其「儀錶非常」而欽定其為郡王繼承人，成了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

1853至1854年(咸豐三年至四年)間，在抵禦太平軍的天津保衛戰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軍北伐部隊於嚴寒中退守，而間接造成了勝利。「兩年之中，大小數百戰，全數殄滅，無一漏網，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內」(《清史稿》)。於是，僧王又得咸豐皇帝賜「巴圖魯」(滿語「勇士」)稱號，並被封為博多勒噶台親王，待北路蕩平，又被加恩世襲親王罔替，「許乘肩輿」。

其後，在與英法聯軍的兩次大沽口之戰中，僧王先勝後敗，再敗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線，他沒有羞憤自裁，而是隨數名親兵逃跑。

咸豐十年(1860年)，捻軍起義華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復得郡王爵位，率萬餘清軍與捻軍先佔于山東，後轉戰於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疲於奔命。

1865年，僧王僅有的7000人的部隊窮追捻軍不舍，直入山東菏澤西北高樓寨地區。時「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

捻軍以逸待勞，僧部受伏。5月18日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菏澤西北的吳家店時，「夜半突圍亂戰，昏黑不辨行，至吳家店，從騎半沒。僧格林沁抽佩刀當賊，馬蹶遇害」(《清史稿》)。在麥田裡殺死僧格林沁的竟是一個十幾歲的小捻軍，可憐一世勇猛而謀略不足的僧王，就此永別這晚清的亂世。

如果死在大沽口……

僧王面臨的第二個難題是忠君與愛國的難題。僧王謚號忠。奴才對主子忠誠，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忠君即是愛國。對曾格林沁來說，抵抗外敵與鎮壓內亂，這兩者可以統一在忠君的目標之下。如果僧格林沁死於大沽口與英法聯軍作戰的戰場上，那麼必然是千古得美名。偏偏歷史人物並不按現代人的思維展其一生。

蒙古騎士們最後的輝煌就是僧格林沁他們造就的。此後，洋務派的新兵即在中國歷史上取代了傳統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擊英法聯軍於大沽口，得益於敵方之措手不及。敵人是來換約(交換《天津條約》)的，本來沒有準備打這麼一仗。

先看敵人的艦隊：那是一隻由一艘巡洋艦和13艘炮艇組成的換約艦隊，不足以發動一場全面戰爭。再看敵人的態度：洋人執意要自己選擇登陸地點，而不遵從僧格林沁的從北塘登陸並不准攜帶兵器上岸的命令。作為戰勝國，洋人當然是傲慢的。但是，他們犯了個嚴重的錯誤：竟然蔑視八旗兵騎士們的勇氣。

咸豐帝和僧格林沁這方面是憋足了氣的。事實上，他們並不承認在這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上一次戰役的失敗，《天津條約》只是當時的退兵之計，洋人還當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規矩，就伏擊之。郭嵩燾在僧格林沁幕府，記載了當時的情況：咸豐帝派怡親王載垣到僧格林沁的營內。「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 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執意挑釁，伏擊戰開始了。僧格林沁奏稱：「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只，排鐵戧列口門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駛入火輪船三隻，直逼鐵戧……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尋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該夷即開炮向我炮台轟擊，我軍郁怒多時，勢難禁遏，各營大小炮位環擊疊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走……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鳥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國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戰20年來未曾有過的輝煌戰果：雖然歷史記載在數量上有出入，但是大體上是打沉敵艦五隻，打傷六隻，打死打傷英法聯軍數百人。他們的司令也負重傷。我軍僅陣亡32人，含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等。

「上申國威，下抒民望」，這是騎士的理想，它捍衛了武者的榮譽。但是，由此導致了更為猛烈的洋人入侵。於是，當時郭嵩燾等就提出了疑義。郭在後來回憶說：「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

僧格林沁和咸豐的禦敵衛國行為招致更大規模的侵略。這應該是大沽口之戰的恰當定位。作為當權者，有權力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決策。只是那隨後到來的25000人並173艘英法聯合艦隊，超過了僧王們的抵抗實力，這是決策者沒有充分估計到的。既然來了，那就再戰！因為僧格林沁還活著。

如果死在八里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聯軍選擇的侵略登陸地點正是前次挽約時僧格林沁給他們規定的北塘路線。有備而來的侵略者憑藉強大的火力和先進的戰術，奪取了津門海防。直隸提督樂善戰死於大沽口北炮台。

連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嘆，「韃靼人，帝國的最好的軍隊還想抵抗並寸土不讓地保衛領土」，「韃靼守軍打得非常積極，非常勇敢，甚至在法軍深入炮台內部後，他們還繼續進行抵抗」，「在炮台內找到了……成千具韃靼人的屍體」。

這是僧格林沁一敗於津門。他成了咸豐的替罪羊，被「奪三眼花翎，褫領侍衛內大臣及都統」。

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和萬名步兵，退守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線，準備再戰。奈何上頭見形勢不對，執意議和。初，議和破裂，聯軍緊逼北京。怡親王載垣等到僧格林沁軍駐地通州與英法談判。經過四天的反覆辯論，在中國方面幾乎完全接受了聯軍代表巴夏禮等人提出的條件後，談判碰到了中方堅持的體制問題：英國人提出進京向中國皇帝親遞國書。載垣認為「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

按照中國當時禮制，洋人必須按照貢使模式進京並須向皇帝跪拜。巴夏禮說：「我非中國之臣，怎能解袍跪拜？」執意不肯。清廷乃訓令「必須按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對方堅持不讓步。

巴夏禮此人早就為清政府記恨。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導火索之一的「亞羅號事件」即是此人導演。繼葉名琛(被英軍俘虜後自殺於印度加爾各答)任兩廣總督的黃宗漢曾經上奏咸豐帝說「天生巴夏禮，所以禍粵也，不去巴夷，粵難未已」。所以，咸豐帝一定記得這個侵略頭子，這回送上門來，看爾如何逃脫！

於是就有了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禮一行39人的事件發生。事後載垣就有奏摺說：「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

人質外交並沒有收到效果。巴夏禮並非統帥，夷兵的戰鬥力也遠遠超過了朝廷的想像。清政府的計劃全盤皆輸。

英法聯軍發起進攻。僧格林沁敗於張家灣，向八里橋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敗於八里橋。八里橋在京東通惠河上，扼京東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馬隊穿插衝殺於敵南路與西路之間，抗擊英法聯軍，旋因聯軍西路一部抄襲僧格林沁軍後路，僧格林沁遂撤隊而逃。洋人記錄了戰爭的慘烈：「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輝形象譜寫的晚清騎士最後的輓歌：「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並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最終「 霰彈把他擊倒在地，於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

次日，咸豐攜皇太子、兩宮皇后、肅順等大臣從圓明園啟鑾到熱河作「木蘭秋狩」，逃跑了。一個爛攤子交給了他的六弟恭親王奕訢。僧格林沁被奪爵、職，只留欽差大臣職務，蒙古主力喪失殆盡。

10月6日，圓明園被焚。此後，巴夏禮等八人被歸還，英法聯軍代表十數人被報復性殺害。

難道武人沒有憤怒的權利嗎？

僧王的魯莽行為和正當性的難題，已經被人談論了多年。但是，這是一個偽命題。行為的魯莽和行為的正當性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魯莽是手段問題，正當性是合法的目的問題。見敵人來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擊之而快慰人心。規則是強國定的，弱國為何要遵守？即便圓明園因此被燒，即便招致更大的列強要求，但是，如果不打這一仗，長期來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嗎？民族之氣節有時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況一個騎士，他的使命就是見到敵人就殺。問題不出在作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專制的體制，在晚清的封閉和落後。

【來源：《世界知識》 2006年24期 文/李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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