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

原標題：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

·學術史·

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

陳 奉 林

內容提要東亞歷史是整個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日本的東亞史研究較早地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視角與方法，強調東亞社會的整體性、差異性和內部結構。日本的東亞史研究適應了世界形勢發展的趨勢，研究視野與關注領域不斷擴大，形成比較嚴密成熟的研究體系。日本學者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多學科理論，實現了多領域的融合與貫通。他們強調區域史研究的社會功能，把與現實有直接關聯的歷史問題納入研究範圍。我們對日本的東亞史研究成果，應該採取批判地借鑒的態度，而不是盲目模仿與崇拜，更不能削足適履。

關鍵詞日本史學 東亞史研究 研究方法 學科體系

東亞史是整個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長期演變，逐漸發展成具有豐富內容與多樣性的區域史，構成人類文明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日本史學界對歷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國別史為主，中國史研究是最有成就的方面。日本學界的國別史研究可以說是在中國史研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擴大起來的。研究東亞史不能繞開中國史，尤其不能繞開對周邊國家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思想與文化。在國別史和地區史研究上，日本學界最初主要集中研究中國、朝鮮、蒙古等少數幾個國家和東南亞的歷史，研究無疑是精深而有力度的。這不僅與日本明治以來的對外政策有直接關係，也與日本的學術研究直接服務於國家政策的重大需求有關，反映出日本學術與國家發展的緊密結合。

最為系統地提出「東亞世界」理論的是西嶋定生。1962年他發表《6—8世紀的東亞》一文，後來在1983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國家與東亞世界》中對東亞世界理論有進一步的論述。這個理論的最大貢獻是系統地提出了東亞世界的基本要素與框架，以漢字文化、儒學、律令和佛教作為東亞世界的基本要素。它強調中國在古代東亞世界的主導作用，而東亞的範圍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受中國文化顯著影響的國家。至今，這個理論已經被中國學者所接受，對於我們思考和研究東亞歷史很有幫助。近年，我們已經提出建設中國的東亞史和東方外交史學科的想法，進行了一些建設性的探索。把東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比分散性、斷裂性研究更有意義，更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一、 日本東亞史研究的發展階段

在日本史學界，有一批東亞史（包括中國史、朝鮮史、蒙古史以及東南亞史）學者在每個分支領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構築了自成一體、體系完備的史學體系，為國際史學界貢獻了優秀的研究成果。任何一種史學研究範式的興起與發展，都是與整個社會形勢的變化與需求分不開的，反映的是社會急劇發展對理論的迫切需求。日本的史學研究也是如此。根據時間順序，可以將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分成幾個階段。

（一）「二戰」前

日本具有研究東亞史的傳統。許多優秀的日本東亞史學家在各自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日本之所以能夠出現眾多的史學家，首先應該說是長期以來中國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對日本影響至深，他們從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學習當中培養了濃厚的興趣和研究方向，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正是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期浸潤與熏陶，日本老一代史學家在漢語訓練、史料解讀與把握、研究方法以及治史觀念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其研究領域涉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宗教、考古、文學、哲學、藝術等諸多領域，旁及校勘、辨偽、史料整理與文字訓詁，留下的著作至今仍是中國學者反觀日本研究中國的必讀書。

在「二戰」前的日本東亞史學者當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白鳥庫吉。白鳥庫吉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史、蒙古史、西域史以及中西交通史。他是日本東亞史研究的早期探索者。他在《從東西交涉史觀察游牧民族》一文中把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放置整個東亞歷史的發展中去考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觀點，做出了有益的解釋。他強調，如果從一個方面來觀察的話，亞洲史是南北對抗史，但同時不能忽視南北抗爭引起東西交往這一重大事實。他探討草原民族歷史都是從東西方交流、互動的角度出發的，探討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特點，從而奠定他在日本東亞史學界的先驅者地位。據說，他通曉英、法、俄、匈牙利、土耳其、朝鮮、滿、蒙等多種語言，凡西文東方學著作無不寓目，成為日本東洋史研究的泰斗。對於博通經史的白鳥庫吉來說，這樣的評價並非虛飾。

內藤湖南也是日本戰前東亞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與東亞史有關的史學研究，推出多部有影響的著作。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唐宋變革」這一著名觀點，引起中日學者的積極回應，更為重要的是為構建東亞史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內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說：「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從多方面考察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認為這種變化是社會內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力量長期積累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變化。除此之外，如果從一些細微的個人生活去觀察，還可以發現更多反映這個時代的變化。總而言之，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唐宋變革」論的提出意義重大，無疑是對近代以來流行於西方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中的東方社會「停滯」論的有力回擊，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根據近些年的研究，唐宋時期已經有發達的商品經濟了，特別是宋代社會發生深刻的變革，出現了許多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對外貿易已經佔到國家總收入的20%以上，說唐宋時期已經有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並不為過。伴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宋錢不僅被輸入到日本，也輸入到朝鮮、東南亞各地以及非洲東海岸的廣大地區。就此而言，「唐宋變革論」與近年人們的普遍看法是比較一致的。

20世紀上半期，日本東亞史研究有很大發展，許多學者加入對日本史、中國史以及周邊國家史的探討，共同推動著東亞史研究的進步。除了白鳥庫吉、內藤湖南，鳥居龍藏、桑原騭藏、宮崎市定等人也是成就卓犖者。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崇尚實證，反對空談，對東亞史開創性的探索無疑代表了當時日本東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們研究的最大特色是運用東方人的史觀對日本史、中國史、朝鮮史以及蒙古史進行了構建，綜合東西方兩種研究方法之長對歷史上的重大問題予以新的解釋與探索，從紛繁複雜的歷史材料當中理出頭緒，一掃長期以來東亞史研究中的沉悶氣氛。鳥居龍藏的東亞民族史研究是其學術的最大亮點，通過長期田野考察構建了日本的東亞民族史學，確立起他在日本東亞史壇獨樹一幟的地位；桑原騭藏視野廣闊，長於中國史研究，尤其以中西交通史貢獻最大。他在《蒲壽庚考》一書中說：「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庫入，屢獎勵外番通商，泉州貿易，遂年盛一年，與廣州頡頏，不相上下。」宮崎市定對「唐宋變革」的論證十分有力：「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這些材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中國宋代社會發展成熟的情況，也是對「唐宋變革論」的有力支持。

（二）20世紀50至60年代

相對於戰前，戰後的東亞史研究出現許多新動向，既有對戰前的史觀有所批判和反思，也有對歷史學的積極構建。這一變化昭示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將進入一個新的里程。在日本出現這種情況並非偶然，可以說是戰後整個世界民主化與科技革命浪潮的大背景在思想學術領域的反映。一些學者親眼目睹了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帶來巨大的災難與無邊的痛苦，他們認為，歷史學家應該首先反思這場戰爭，為後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被稱為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井上清在《日本軍國主義》《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戰後日本史》等著作中對於流行於日本國內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以及國家主義史觀有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他認為：「以締造『大東亞共榮圈』為名而進行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對於這個問題，在投降後的幾年中，公然表示異議的人是沒有了。」「太平洋戰爭，在日本方面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不用說對被侵略的亞洲民族，就是對日本人民，也只是帶來了各種無法形容的痛苦、不幸和災難，並沒有帶來任何好處。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不僅對於我們目前如何生活，具有實踐的決定性的重大意義，就是對於如何用正確的觀點解釋、評價戰後的歷史事件來說，也是不可少的。」戰後首先在歐洲出現的區域合作，以及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的區域史研究給日本歷史學家以啟示。因此，只有帶著對現實的強烈關心去研究歷史，方能不斷地為史學發展開闢新道路。

必須指出，在經歷了戰爭的痛苦磨難以及戰後的民主化改革之後，日本史學界不再滿足於國別史研究，開始以更為廣闊的視野研究歷史。自20世紀50年代起，出現了一批以「東亞」命名的歷史著作。如何在歷史研究中以更為廣闊的視野重新認識地區史，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戰前與戰後的東亞史所關注的對象是有些不同的。大致在這個時期，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多種地區主義合作思想，從地區合作的層面尋求日本喪失殖民地後的發展出路，重新思考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以明確的區域意識與理性來把握史學發展方向的日本學者已經不再是少數。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陸續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著作。應該指出，這一時期，日本學者為構建全新的東亞史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其奠定的大體框架對後來的歷史發展有很大影響。但是，由於歷史條件以及國際冷戰對峙格局的影響，研究中還有許多有待深化和重新思考的地方。

（三）20世紀70年代以後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出現了東亞史研究的成熟與繁榮。主要背景是經過戰前、戰後的長期學術積累，日本加快了重回亞洲的步伐，重新認識到亞洲國家的重要性。東亞史無論在立意、取材範圍、材料的收集與使用，還是在分析與敘述關係方面都較以前有明顯的進步，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形成日本歷史研究的一個嶄新領域。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繼承東亞歷史研究中有益的成分，提取歷史上那些對社會有重大意義的選題成為當時先進歷史學家的主導思想。治史範圍的擴大，傳統方法的堅持，學派意識的確立，已經在內容與形式上充分地表現出來。從這時期推出的成果來看，大部分著作有破有立，立在其中，較好地處理了材料與觀點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筆者在《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與東方歷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對於近代以來關於世界歷史整體關聯的探討除了歐洲人進行努力外，中國、日本學者也做過艱辛努力，這大概是受到了西方社會學、歷史哲學、文化人類學、考古學以及生物進化論的影響。總之，人類從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聯繫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生產力與交通工具的進步相關。人類書寫的歷史就應該反映這些內容。日本學者前田直典、藤間生大、西嶋定生、堀敏一、松浦章、濱下武志等人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奠定了他們在東亞史研究中的地位。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突出了區域史的作用與功能，把矛盾異常、複雜萬千的國別史整合成一部有機聯繫的東亞史，建立了東亞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與戰前相比，這時期的理論模式與分析框架判然有別，突出強調區域史的作用與功能，把戰後東亞國家發生的歷史性巨變歸結為世界性與區域性層面共同的作用，而不是僅僅看作單一國家層面的封閉性發展的結果。不僅如此，他們還多方面尋找東方社會發展的原因。在反駁西方學者的「長期停滯的亞洲」的觀點時，多數戰後的日本學者採用了傳統的主流分析框架來研究諸如鄉村工業、土地所有權和土地關係、民眾叛亂、稅收和制度改革、社會階層（特別是紳士）等問題。他們的研究證明，明清時期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遠非處於停滯狀態。

把分散的國別史整合成區域史進行整體性與連續性研究無疑是歷史觀的進步，顯示出人類認識水平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趨勢。今天的歷史是從過去發展而來的，形成一個從過去到現在的環環相扣的發展鏈條，把古代、近代和現代連接成一個序列進行考察，符合東方人的哲學思想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要求。歷史學的任何一點進步都是在繼承前人成就與修正彌補前人不足的基礎上開始的。從過去出版的一些著作來看，戰前和戰後初期著作的內容、框架、分析模式與研究方法固然有些陳舊，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甚至不能與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版的著作相比，但是它們畢竟都是開創之作，在學術史上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後來的研究者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

二、 日本東亞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學者在東亞史研究上建樹頗多，其深厚的學養、嚴謹的學風為國際學界所稱道。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學風與學識，才能達到影響國際史壇的一流水平。我國學者周一良先生曾經指出：「日本學者非常注重古漢語的訓練，例如大學的史料演習班上，必須弄清史料每個字的含義。治少數民族史者，必須了解其語言文字。研究佛教史者，多通曉藏文梵文。……日本學者不僅注意存在於本國和中國的史料，即使散在世界各地的，無不想方設法搜集。」由此不難理解日本學者為什麼能夠在東亞史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一）日本東亞史學界的主要觀點

在「二戰」前，皇國史觀主宰日本史學界。皇國史觀的基本理論是宣揚「萬世一系」的天皇法統，日本先進、亞洲落後，為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尋找理論根據。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戰前日本的哲學、歷史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研究中充滿了「皇國史觀」思想。長期以來，日本歷史研究（包括東洋史、西洋史）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較深，正如岡田英弘在《世界史的誕生》一書中指出的：「國史學系研究的日本史從西元8世紀的《日本書紀》開始，一直至西元17世紀至20世紀初持續編纂的水戶藩《大日本史》為止。正史的框架在日本根深蒂固，要想跳脫出來十分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古文書的研究等僅是用來輔助正史，而不是從正史中完全獨立出來的研究領域。」東亞史觀的出現，對於批判和清算「皇國史觀」具有積極的意義。到目前為止，東亞史觀仍然是有生命力的觀點，為我們思考日本史、中國史乃至亞洲史學科建設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它在幾個大的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影響、受到關注，就在於它提出並確立了研究東亞史的一套基本理論框架。

日本東亞史學界提出的主要觀點是：其一，強調東亞是一個整體，也就是作為一個世界區域的東亞。東亞具體指亞洲東部地區，這個地區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具有大體相同的文化基礎。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文化聯繫上，這裡都具備構成獨立世界的諸多條件，形成一個獨立的古典文明區域。正如堀敏一指出：「在東亞世界，最初產生高度文明的是中國。中國產生的文明促進了中國周邊地區、周邊民族勃興，由那些民族一同形成了東亞世界。因此，中國在東亞世界扮演了中心的作用。」這個地區具有明確的區域意識，存在範圍廣闊的經濟圈與外交圈，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十分明顯，既不同於歐洲，也有別於伊斯蘭世界，這是東亞不同於其他世界的地方。美國學者費正清對東亞有明確的說法，他說：「當歐洲人向東長途跋涉到達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時候，他們很自然地將這一遙遠的地區稱作『遠東』。美國人是橫渡太平洋才到達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的，按照同樣的邏輯，他們應該將這一地區稱為『遠西』。但對於生活在那裡的人們來說，那裡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且肯定也談不上遙遠。『東亞』是對該地區的恰如其分的稱呼。」

為什麼要把歷史上的東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呢？它反映了人類認識螺旋式上升的規律。人類的區域史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它與人類活動與對外交往的擴大有關，與人類不斷突破自然的、科技的和社會的各種限制有關，也與人類自身的文明構建、追求理想目標有關。把具有共同文化基礎的文明區域進行綜合性的整合研究，探索其發展的規律與特點，對人類活動的歷史予以總結，關係到歷史學能否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歷史學本身的發展。把東亞作為一個區域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比較，只有比較才有鑒別，才能看清東亞在世界上的準確位置。戰後日本學者率先展開對東亞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熱烈討論，提出了有價值的「東亞史」概念，反映出日本史學發展的若干軌跡。

其二，強調東亞世界內部的結構、特徵與相互影響。在近代以前的東亞地區，中國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各國的關係基本上是以此為中心來展開的，其餘各國各自尋找在東亞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和自己利益的最佳交匯點，彼此形成文化共同體與利益共同體。在看待東亞國家形成問題上，東亞史觀著眼於地區內國家形成過程中社會內部的變化，把握域內各國間的互動關聯。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東亞社會發展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是相當高的，和平與穩定始終是東亞社會的主流，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持續百年的戰爭與動蕩。這是東亞地區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地方。從東亞國際關係結構而言，中心與邊緣的結構層次十分明顯，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和東南亞顯然處於外圍，接受中心國家的影響與制約。日本學者已經指出：「大陸文明輸入到日本絕不是偶然的，一定與大陸諸民族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民族一舉手一投足都給周邊民族以影響，……日本列島構成新世界的一個環節。」客觀地看待中國文明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作用，幾乎是所有歷史學家的共同看法。堀敏一認為，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日本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確實都是在中國文明的影響下展開的。他們並非否認其他國家的作用，而是在強調以中國為主導的長期國際和平環境，各國都參與構建東亞國際秩序。他們還看到了各國間的互動。

東亞國家內部的板塊狀結構與特徵不容忽視。「這種板塊狀的國際體系以政治、經濟、軍事強大的實力為基礎，以文化禮教、華夷觀念為區分標準，輔以王道意識、四海一家胸懷、任由自主和懷柔遠方的靈活態度等軟實力，通過中原王權對周邊國家或民族君長的冊封，以及後兩者對前者的朝賀進貢為紐帶，組成中原王朝君臨其上，周邊國家或民族藩屏四方的區域國際社會，並自然形成中國中原王朝的中心部位，以及周邊國家或民族的半邊緣、邊緣部位等板塊式結構。」東亞史觀的一個突出之處是把影響各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歷史作為一個互動的整體進行研究，注意到了中心與外圍的互動關係，把東亞區域看作「地球的某個部分」，而不是僅強調某個國家的作用，從而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觀點，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論分析模式。這是其理論價值所在。西方的政治學、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理論與方法是無法正確解釋古代東方國家關係秩序的，解釋東方歷史問題還必須回到東方歷史與文化本身。

其三，承認各國間的發展差別。任何時候，不同國家、地區的發展總是有先有後，有快有慢，不可能整齊劃一，齊頭並進。由於各種條件不同，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道路與經濟類型。前田直典在《古代東亞的終結》中指出：「總的來說，在東亞歷史上，中國很早開始發達，其他地區的古代、中世、近世……時間差距逐漸縮短。日本在近代化方面速度比中國和朝鮮都要快，但也經歷這個過程。……同是古代，日本和朝鮮與中國比較，在形態上頗為相異。」他還指出：「中國和日本在古代完結、中世來到時，在政治構造上的形態亦不同，比歐洲中世紀的東歐和西歐差異可能更大。」只有看到各國的個性與特殊性以及發展的不平衡性，才能把握東亞史的總體特徵，避免機械的和形而上學的觀點。

其四，日本是東亞世界的一部分。這個觀點是合理的，符合東亞世界的實際情況。日本處於東亞的角落，屬於孤島型地理環境的國家，其本身發展始終與大陸密切相連，不能否認大陸文明對日本文明成長的作用。為此，日本學者做出過許多有益的解釋。辻善之助指出，日本文明的發達在於與國外交通的刺激，在於與國外的交往，日本儲藏了大陸的文明。也有學者認為，通過與中國「奉貢朝賀」、「以歲時來獻見」以及接受「印綬」等活動，日本加入到以中國為軸心的東亞世界當中。戰後日本思想界對日本近代以來的發展道路是有反思的，進步歷史學家出版了許多著作，主張回歸亞洲，不能再做亞洲的孤兒，其中包括倡導東亞史研究的一些學者。把日本置於古代東亞世界再構成的歷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展起來的。戰後的日本雖然屬於西方陣營，但需要與周邊國家和睦合作，修復與亞洲各國關係，讓各國恢復對日本的信心。宮崎市定說過：「思考歷史是人類的本能，什麼人也不能不思考歷史而存在。」一語既出，足以表現出探索者對歷史的重視。

以上四點是日本東亞史學界的核心觀點，反映了日本學者思維的活躍與思考的深度。總體上看，這些觀點值得中國世界史學界借鑒。在此，必須指出，中國的東亞史研究是有一些成果的，雖然不是很多，但作為學術總結是有重要意義的。這樣，東亞史作為一種新的研究領域被開拓出來，也給傳統的史學研究帶來挑戰。任何一種新的歷史學理論與方法都是建立在對傳統史學觀點的揚棄和對現實觀照的基礎上的。「東亞史觀點的提出，不僅涉及日本古代歷史研究的基本理論，而且也與方法論有關，即，為了貫徹東亞史觀點，應用哪些研究方法和手段。」思路的轉換與研究視野的擴大，重視自己的學術特色與氣派，以及新的概念、理論與分析模式的使用會有力地推進東亞國家的歷史研究。

（二）日本學者對東亞史學科體系的構建

明治初期,東京大學設國史、中國史和西洋史三個學科。甲午戰爭以後，隨著對外關注的擴大，日本學界開始設置東洋史學科。日本的東洋史是以中國為中心，兼及東方各國的亞洲史。東亞史是一個不同於東洋史的嶄新概念。自從東亞史被提出來以後，日本學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日本東亞史研究涉及的內容較多，從大的方面來說，可以將其成果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確立了研究的框架、視角與方法。日本學者把東亞國家作為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進行綜合研究，關注歷史發展的各個環節，注意到了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問題。堀敏一指出：「我的看法是，近代以前東亞構成一個世界，正如歐洲是一個世界一樣，東亞可以稱為一個世界。」東亞作為世界文明的重要區域，歷史傳統、文化、地理以及國民生活習俗方面都有它的獨特性。在這個區域中，中國、朝鮮、日本以至東南亞國家諸國緊密聯繫與互動，甚至在國家形成之前日本與朝鮮就有了興盛的文化交流。東亞史不是每個國家歷史的簡單疊加，也不同於按民族和國家序列寫出的亞洲史，而是有著明確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體系，反映東亞國家從低級社會向高級社會階段發展、演進的規律與圖景。所以說，東亞世界史理論是戰後日本史界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給中國世界史學界提出的重大課題。近年一直在以新的視角、框架與方法研究東亞史、亞洲史的代表人物是濱下武志。他寫出多部有影響的著作。他在《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中說：「區域的方法使得重建亞洲的整體歷史進程——包括近代亞洲——成為可能。近代亞洲的歷史不是根據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發展階段』，而是根據亞洲區域內部的複雜關係、亞洲自我意識、亞洲歷史的社會體系的本質來定義。我們可以把亞洲的歷史理解為一個整體系統的歷史，這個系統的特徵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貢貿易關係。」以亞洲的視角解釋東方歷史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給亞洲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東亞，古代至近代以前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以朝鮮、日本等國為主要參與者來展開的，不同的國家處於不同的地位，發揮不同的作用。在這個大背景下，東亞國家相對穩定，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層面發展得以有效推進。日本的東亞史學者注意到，如果過分地強調區域關係特點，就有可能誇大某個地區國家的重要性，忽略同外部世界的關係。這就要探討以中國為中心構成的朝貢貿易關係，東亞內部形成的各種關係，同時也要探討外來的影響。這就涉及研究視角的轉換問題。不論古代、近代和現代，每個國家都面臨如何處理與外部的關係問題。從發展的角度看，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因素。日本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新羅人在唐朝的住地十分廣泛，他們的居住地被稱為「新羅坊」，阿拉伯商人的住地被稱為「蕃坊」。唐朝對外國人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東亞」概念的提出，有助於我們把歷史從古到今貫通起來進行考察，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實與未來聯成一個整體來思考其變遷，從根本上反駁長期流行於西方的東方社會「停滯」、「落後」與「專制」這樣一個陳舊觀點。從這個視角看問題，可以廓清東方歷史研究中的歷史迷霧，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途徑。

第二，在時間和空間上確立了東亞史的研究範圍。東亞地區面積廣闊，歷史上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地理與文化單元，有充分的條件構成獨立的經濟文化世界。對區域史進行綜合的整體的考察，可使我們獲得對歷史的通識與通變之效，有利於從長遠觀點觀察社會的變遷。西嶋定生在《中國古代國家與東亞世界》中把自中國、日本、朝鮮、越南以至從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北部的廣大地區都視為東亞，以新視角看待東亞問題；堀敏一在《中國與古代東亞世界》中把中國、日本、朝鮮作為東亞世界，同時注意到東亞與北亞、中亞民族的密切關係，「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狩獵民族眾多，聯結了西面的中亞草原和沙漠綠洲地帶，可以把它們一併稱為內陸亞洲世界」。

中國文明長期處於東亞文明中心，直接影響了東亞其他國家的文明發展進程。很早以前，中國的市場就很發達，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遠距離的交易開始出現。唐代中葉以後，貨幣經濟已經越過國境。按照濱下武志的觀點，19世紀以前東亞地區的「納貢」體系是以中國為中心展開的，「它的基礎是商品交換。納貢體系實際上是與商業貿易網路並行存在的，或者說它們是一種共生關係。……整個納貢和地區間貿易區是以中國納貢體系為中心，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結構規則，通過白銀的流通而實行著有條不紊的控制。這個涵蓋東亞和東南亞的體系聯結著毗鄰的貿易區，如印度、伊斯蘭地區和歐洲」。東亞世界自秦漢帝國時期出現雛形，經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19世紀末宗藩體系遭到徹底破壞，前後達兩千年之久，可以把這個時期稱為「歷史的東亞」或「經濟—文化的東亞」。東亞史學者在探討東亞社會在近代的解體時把目光投向了東亞社會內部，較多地從社會內部尋找促使解體的多種原因，而不是過多地強調外部因素的主導作用。基本這樣的考慮，就應該把亞洲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通過把握東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國的歷史，才能對亞洲有一個真正的認識。

在近代以前的若干世紀，東亞地區具有相對穩定的國家關係形態與結構，有以漢字文化、佛教、科技與典章制度為共同基礎的文化，還有域內普遍的經常的經貿交流，形成東方國家特有的交往方式和國際關係準則。東亞各國在互利中實現了國家行為的多元受益，共同推動了區域的整體進步。把歷史上的東亞與今天的東亞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對於東亞史學科來說是一個不斷深化與進步的過程，本身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不奇怪。中村哲有感於日本經濟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曾有如下的評論，寫道：「東亞經濟在急劇發展，變化又激烈。……但是，對東亞經濟的歷史研究非常不夠。……歷史學是按照國別進行研究的，把東亞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的研究較少，研究人員對自己專門研究國家以外的國家不大關心，一般也缺乏知識。由於歷史研究人員對現狀不關心，所以，現狀的研究和歷史研究的聯繫較弱。」可見，歷史學家需要不斷根據時代發展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拓展研究視野。

第三，探討了東亞內部的聯繫紐帶與動力源泉。東亞國家之間不僅有文化上的聯繫，也有持久的經濟聯繫，促進亞洲內部的經濟貿易網路的形成。既然形成一個重要的文明區域，它必然有自己內部的聯繫紐帶與動力源泉，否則就無法形成一個歷史文化世界。在眾多東亞史學者當中，以濱下武志的探索最為典型和深入。他指出，亞洲歷史上存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關係，「朝貢體系是一個聯結中心和邊緣的有機的關係網路，包括各省和附屬國、土司和藩部、朝貢國和貿易夥伴。更廣泛地說，朝貢體系構成了一個經濟圈——東亞國家和亞洲東南、東北、中部、西北的其他實體都參與其中，而且界定他們和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多樣關係」。東亞地區各國的經濟聯繫遠遠大於文化政治聯繫，正是這種力量才使各國走到一起。由於地理之便，各國間的交流首先在相鄰的國家間進行，在不斷突破各種限制後開始更多更廣泛的聯繫，逐漸形成區域文明交往的格局。堀敏一認為，各國朝貢貿易「除了政治的、文化的要求外，還有可以通過朝貢與中國貿易得到中國物資的願望，特別是游牧民族的要求更大，農業國家也不例外。朝貢是自身交易的一種形態」。東方國家間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早期來到中國的有粟特人，唐朝中期以後有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等伊斯蘭教徒，但新羅人處於壓倒性的多數。確實，經濟貿易是聯繫中外和東西方國家的重要紐帶，在雙方關係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清代，朝鮮向中國派出了大規模的使節團，使團除了進行朝貢貿易外，還兼有商務、文化、情報與觀光等任務，是一個綜合的外交活動。由於有利可圖，大批商人隨行到使節團當中，商人的貨車絡繹數十里。

找到東亞國家內部聯繫的紐帶與發展的動力源泉，基本上就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東亞國家關係的根本性問題，如濱下武志把中國與亞洲國家密切聯繫的朝貢貿易關係視為亞洲史的內在聯繫。長期以來，茶葉、紙張、瓷器是東亞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外國嗶嘰、哆啰呢等輸入中國造成中國傳統的綢緞銷路受阻。東亞國家之間進行貿易的商品種類繁多，僅琉球商船從福州帶回的各種紙張就有毛邊紙、甲紙、大油紙、小油紙、川連紙、連史紙、米紙、面袋紙、竹傘紙、粗紙等多種。這些日益成長的東西方經貿交流充分說明古代東方社會並不是封閉的，東西方貿易也不是只有在16世紀以後歐洲人來到東方後才出現的。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東方國家先後淪為殖民地，傳統的貿易格局被打破，東方國家的對外貿易為西方國家所壟斷，加速了東方國家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促使傳統的國際關係向近代國際關係急劇轉變。可以說，朝貢貿易與亞洲經濟圈理論的提出是開展東方歷史研究的有益嘗試，適應了今天東方國家整體崛起的現實需要與世界形勢發展對歷史重構的大趨勢，可以為區域合作與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借鑒，也符合東方哲學思想。

第四，突破政治史與文化史的狹窄範圍，強調了經貿活動與物種交流對於東亞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關注經濟因素在推動國家關係與歷史進步中的作用雖非自日本開始，但日本學者對地理因素和區域貿易網路給予了足夠的重視，把重大的經濟活動引入歷史發展過程，有助於推動歷史研究不斷向前。日本學者推出的許多以經濟視角研究東方歷史的著作，擴大了研究的領域，對於思考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發展和衰落十分有益。東亞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普遍存在，今天的經濟聯繫尤甚，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比經濟的力量更加持久有力。日本學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致力於從經濟角度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因，有時還運用制度和技術分析方法。在東亞各國交往中，經濟的力量遠遠大於政治與文化的力量。正是有了這種持久的動力，東亞才能成為一個經濟文化共同體。與單純地以文化的視角研究歷史相比，以經濟的視角解釋歷史更為有力，更能反映歷史的本質。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文化、社會制度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對於社會進步的作用。東亞區域交流促進了知識、技術、物種與價值觀念的傳播，推動了古代亞洲市場的形成。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對東亞區域史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當務之急是適當借鑒一些日本學界既有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開闢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新領域，以史學方法論作為治史的有力工具與手段，使用新材料，嘗試新方法，提升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由於東亞各國在歷史、文化，以及在社會現實方面的聯繫異常密切，歷史上許多成功的經驗需要加以認真總結，東亞史學科建設已經成為一項大規模的系統工程。正如筆者在《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中所說：「把日本與東方外交聯繫起來研究是大家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們力求立足於東亞區域史和全球史的背景，來看待日本從古代到近代、從近代到現代再向未來發展延伸的行程，以構成一個線索分明、自成一體的研究體系，構成整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這種努力不僅適應了當前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也符合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觀。」

三、 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對我們的啟示

日本學者的東亞史研究適應了世界形勢發展的趨勢，研究的視野與關注的領域不斷擴大，形成比較成熟的研究體系，在世界史研究領域樹起了一面旗幟。在治史的每個分支領域向前推進的過程中，他們既借鑒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也結合本國的治史傳統，構築了自成一體、內容豐富的研究體系，給中國世界史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參考。他們強調區域史研究的社會功能，使用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民族學等多學科知識，實現了多領域的融合與貫通。例如，中村哲《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等著作，都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解釋東亞歷史發展的。這表明日本的東亞史學者綜合運用了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是未來歷史學發展的方向，更能推進歷史學研究向更高層次發展。日本東亞史研究的迅速發展使美國、歐洲傳統的東方學研究失去優勢，打破了西方學界壟斷東方研究的局面。在近年國內東亞史研究有了初步積累的情況下，適當借鑒吸收日本學者的東亞史成果對推進我國的東亞史與世界史研究不無裨益。

日本的東亞史所指範圍相對有限，但是，以東亞史觀來看待歷史上發生的諸多問題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參照系，有助於我們折取前人既有成果中有生命力的枝條扦插在中國本土史學沃土之上。日本的一些東亞史學者是從對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研究中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的，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概念，其中比較典型的有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說」、西嶋定生的「冊封關係體制說」、堀敏一的「中華世界帝國說」、谷川道雄的「古代東亞世界說」、栗原朋信的「內臣外臣禮法說」、藤間生大的「東亞世界說」、信夫清三郎的「華夷秩序說」、濱下武志的「中華帝國朝貢貿易體系說」，以及古廄忠夫的「東北亞冊封關係體系說」等。這些關於東亞史的概念、理論與分析視角都是從區域的角度出發的，關注區域內部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聯繫，強調重視東亞世界諸民族、諸國家各自的發展階段與固有的內在條件。確實，東亞內部發展不一，層次結構複雜，這些應該注意的東西都已在他們的著作中表現出來；他們對歷史上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新探索，尤其濱下武志提出的近代中國和亞洲的衰落不是由於西方衝擊造成的，而在於亞洲內部原因的觀點最為響亮，對於我們分析看待亞洲歷史上的問題有參考價值。

日本學者不僅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概念，同時也對東亞史進行了多方位的探索，把東亞史與海洋史、東西交通史結合起來，從而建立起縝密開闊的東亞史認知體系。在海洋史構建方面，日本學者把歷史上的東亞海域交流與西太平洋貿易網貫通起來，建立了亞洲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極大地拓展了東亞史研究。從戰前較多地關注國別史、戰後逐漸突破國別史的局限，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將注意力從單個國家轉向跨國家與全球化城市，日本學界更多關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日本學者關於東亞海域交流史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海洋屬性的認識。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被認為是陸上農業文明大國，其實我國具有海上和陸上兩大地緣優勢。隨著中國崛起，我們必須給海洋文明史以足夠的重視。在東亞史研究中可以看到一幅壯麗的圖景，即中國人早已克服重重困難與東南亞、南亞以至歐洲進行海上商貿聯繫，唐朝中期以後中國與印度洋航道大開，阿拉伯人大舉東來，中國人、東南亞人和印度人、波斯人都參與到東西方海路貿易當中，開闢了東亞的「大航海時代」。加藤祐三指出，在13—14世紀，東亞和東南亞已經形成一個範圍廣闊的交流圈，構成一個開放的體制。從以前的情況看，人們總是習慣於強調歐美國家在近代的作用，而忽視東方國家在近代以前的作用，世界貿易的前提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經由中國人和阿拉伯商人建立起來了，世界範圍的生產和流通已經進行，以局部市場圈為前提的相隔遙遠的地區間貿易交流已經進行。

「歷史是文化，根據創造出歷史的文明區域，決定了歷史通用的範圍。」東亞史觀的一個優勢就是以區域的視角發現和看待歷史問題，審視複雜的歷史過程，把分散的國別史逐漸擴大為跨國家、跨民族與跨時空的研究，具有與宏觀歷史學研究同樣重要的意義，真正體現了大變革時代人類歷史的書寫特徵。東亞史學者特別重視東西方交流中的經濟作用，也是他們做得最為紮實而富有成就的領域。從一系列大部頭的著作中所顯現出來的精緻與縝密，折射出來的正是他們貴實證、輕虛談的樸實學風。正因為如此，他們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了卓越成就，形成一支有影響力的學術隊伍，開啟了一代學風。他們學以致用的理念是有其相當的現實價值的。

西太平洋地區存在歷史悠久、範圍廣闊的經濟圈。這個經濟圈是以中國為中心、以其他國家為外圍來展開的，與印度洋經濟圈、地中海經濟圈遙相呼應，稱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區域。根據史書記載，早在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商品就已經輸往地中海沿岸各國，中國的絲綢經由中亞、印度輸往埃及。東西方貿易是古代東亞史研究中的亮點。公元1世紀前後，中國南海與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以及紅海、波斯灣地區有廣泛的商業貿易往來，非洲的象牙、龜甲，阿拉伯的乳香，印度的胡椒、寶石、珍珠、棉布織品，以及中國的生絲、絲綢製品等成為南海貿易的大宗商品。貿易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斷衝破民族的和國家的界限。2世紀，西方人貿易的活動範圍進一步向東推進，與東方的貿易更加發展。

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使東西方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觸與認識，經貿與文化交流使各自與世界保持了聯繫，加速了社會的發展過程。東亞海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端，貿易的觸角伸向各國沿海、內地與村莊。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吉普魯在《亞洲的地中海》中說：「一個新的經濟區域在亞洲誕生。它不以中國、日本或韓國等的國界線為邊界，也不以東南亞等地區組織來劃分。相反，這是一條海上走廊。它北起海參崴，南達新加坡，包括多個國家的一部分。在法律體系與商業實踐趨同的基礎上，這些國家紛紛受到這條海上走廊活力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環地中海、波羅的海和中國南海的經濟結構一直保持穩定，既促進了貿易，又催生了獨創的政治形式，並為大都市文化奠定了基礎。」現在有必要重新認識和書寫東亞歷史。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東方社會與世界殊少聯繫，內部缺乏進步的動力系統，只有在外部的衝擊與刺激下，東方社會才有緩慢的進步。這種典型的「衝擊—反應」的觀點已經日益受到東西方學者的批判，東亞史觀的建立以及方法的應用有力地回應了「歐洲中心」論的陳舊觀點。

傳統的東亞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國別史研究為主，缺乏區域性與整體性研究，或沉溺於對事件的記述而疏於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層次考察，或偏重於個人的臧否而忽視對歷史規律的闡釋與把握，因此不能反映東亞史的整體結構與面貌。真正的東亞史研究應該關注具有重大意義的區域性問題，從傳統的搜羅排比材料走向對問題的理論抽象，從因循沿襲、墨守成說走向對問題的系統性把握與深層次考察，從簡單的敘事定性走向歷史規律的把握與闡釋，真正體現大變革時代史書編寫的時代特徵。近幾十年流行於國際史壇的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觀」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以及日本學者的東亞史觀，大大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對於我們建立區域史的分析模式很有幫助。發展我國的東亞史學，可能要重新考慮以往歷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包括東亞史體系、理論、材料與分析方法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推進我國的東亞史研究。東亞史體系問題是困擾研究者的一個大問題。迄今為止，我們仍然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要確立內容宏大、體系嚴密的東亞史編寫體系確非易事，但我們也要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克服困難，跟上時代的發展要求。

如果說日本戰前的東亞史研究有成就也有觀點上的重大錯誤的話，那麼戰後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日本東亞史學者已經開闢出一片新的天地，直接面向東亞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關注了現實的重大需求，正如中村哲所指出的：「對現代東亞的這種變化、發展的歷史條件進行探討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他還指出：「現在有必要依據現代東亞的變化重新探討東亞近代史的框架，……有必要建立新的東亞的近代史結構。這對從歷史上把握現代世界是非常重要的。」關注現實的需要，提取和發現歷史上那些對人類社會有重大意義的主題，是歷史學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歷史學者在社會大變革時代肩負的社會責任。任何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都是為現實社會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的。當前歷史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來自現實的挑戰，因為東方國家整體崛起的現實不斷對歷史研究提出新問題，歷史學必須在社會重大需求中尋找發展的出路。不論戰前的東亞史研究還是戰後初期的東亞史研究，都試圖對東亞國家的整體歷史進程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唯有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東亞史研究較多地關注了社會整體發展問題。

東亞史觀作為一個方法論，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拓展了我們的思維空間，擴大了我們的視野，堅持了歷史研究必須以社會發展作為原動力的大方向，獲得了對歷史的本質與規律的把握。我們借鑒日本學者的東亞史成果，應該採取批判、借鑒、吸收的態度，而不是盲目模仿與崇拜，更不是削我們之足適國外模式之履。我們反對炒作和販賣西方學術概念的做法，但主張吸收其合理的有益的內核。應該指出，日本東亞史學界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乃至錯誤的觀點。例如，在古代中日關係方面，日本學者高估了日本在中國隋朝對外關係中的地位，認為日本在當時希望謀求建立與隋朝對等的國家關係。

近代以來，特別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成為亞洲強國之後，日本知識界受到鼓舞，萌發日本領導和奴役亞洲的念頭，甚至認為日本的一切都是優秀的。我們雖然不能把戰前的東亞史研究一概視為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但應指出其中的問題。例如，研究戰前東亞史的學者內藤湖南在《唐代文化與天平文化》一文中明確提出，東亞文化中心將由中國轉向日本，日本成為東亞的文化中心。在《新支那論》中，內藤湖南為日本侵略中國開脫罪責，把中國人民的反抗看作「排日」，甚至詳細說明「東洋文化中心轉移」問題。內藤湖南發表《支那論》之時正值中國開始全國抗戰，他宣稱日本的政治、軍事正處於全盛時期，日本對中國的政治、軍事、藝術已經失去興趣。老一代東亞史研究的開拓者白鳥庫吉認為，日本扶植建立的「滿洲國」是「德政國家」，「最早固有的歷史存在」，對其寄予厚望。作為歷史學家，他並沒有反思日本近代以來的戰爭政策，進而肯定當時日本的發展動向，沒有形成批判性思考。除了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白鳥庫吉，哲學家秋澤修二在《東洋哲學史》中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中國社會停滯與退步，認為中國哲學引人注目的特點是自漢代起就停止不前，在六朝時期全盤退步。為了證明日本先進、中國落後，他甚至把中國傳統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形成的自然經濟視為中國哲學發展停滯的物質基礎。因此，甄別、借鑒日本的東亞史研究成果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戰後特殊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使日本東亞史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無法被清除。社會政治生活與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右翼思想對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我國學者已經指出：「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東亞史觀點似乎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本位或日本中心意識尚未肅清的反映。皇國史觀以日本為本位的『獨善』（意為自以為是）的研究歪曲了東亞國家的歷史，而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史觀也會有意無意地導致對東亞歷史的曲解。我以為這是東亞史觀點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必須克服的偏向之一。」儘管日本的東亞史學經歷了一個充滿矛盾的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呈現出複雜多樣的特徵，日本學界做出的理論貢獻仍給人們帶來了多方面的啟示。

近些年，我國也開展了東亞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出版了一些學術專著、論文以及東亞史資料彙編，也有對國外著作的翻譯。這些成果對於推進中國的東亞史研究有積極意義。我們還應看到，我們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與日本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當務之急是適當借鑒和吸收外國史學界成功的理論、經驗與方法，突破東亞史研究中只有政治史研究這一狹窄範圍，在體系、結構、立意和材料上有所創新，整體推進我國的東亞史研究。

本文作者陳奉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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