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秋生：我一直在尋找的不是父親，而是人生的一種解釋
騰訊娛樂專稿（文/邵登 許雲澤 編輯/華妃 ）
採訪這天是4月4日，再過一天是4月5日，黃秋生找到父親家人後的第一個清明節。
黃秋生曾經說，如果給自己拍一部片子，第一個鏡頭就要拍父親離開。現在這部片子有了不錯的落點，設想一下，他敬上一炷香，與當年拋棄自己和母親的父親和解，與私生子身份和來自殖民地香港的歧視和解，與曾經一貧如洗、流離失所造就的自卑、痛苦和解……
於是，我們在採訪一開始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他，但黃秋生可不準備這麼煽情。他不打算用中國式的祭奠告慰父親，甚至根本不知道明天就是清明節。
對於父親的離世，他其實早就有了心理建設：「當然啦，算一算也知道，(活)到現在都一百多歲了。」雖然遺憾，但見到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還是成就了他平生最開心的事。此前，他經常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有真正開心過。
幾天的相處，他找到了自己的根，從哥哥們的描述中，他知道自己那些無緣由的暴脾氣，感性和童真，其實都源自這個與自己血脈相連，僅相處了四年，之後再未見過的英國男人。黃秋生說，父親走後，他恨過，試著忘卻過，廢過，直到近5年才終於找到認知自己、與自己和世界和平相處的方式，而後，他就迎來了這個好消息。
然後，他說出了整個採訪中最不喪的一句話：「我覺得應該是你自己先改變，然後你的生命裡面才有一些東西再錦上添花。」
「原來我跟他們都是一樣的」
黃秋生其實早就打消了尋親的念頭。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曾被西方廣泛殖民的亞洲各處，像他這樣不知父親下落的混血兒何其多，憑什麼自己能找得到。
正因為沒有刻意，過程和結局才堪稱夢幻。
三個月前，黃秋生在英國拍攝一部電視劇，期間接受了BBC的採訪，談的重點是工作，捎帶講到了自己的身世背景。沒想到的是，採訪在海外華人中影響很大，民間一個公益團體主動聯繫黃秋生，要幫他尋親。
出人意料的順利，兩個禮拜之內，父親的所有資料都被找到了，還有黃秋生其中一個哥哥的電話。父親早已另外結婚，生有兩兒一女，後來帶著家人移民澳洲，並且已經在1988年過世。
離開英國前的最後一天，黃秋生打了電話。因為當時兩個哥哥在船上，聯絡到一名侄兒，只比黃秋生小兩歲。他答應黃秋生會通知長輩。
回到香港等了兩天，黃秋生又用電子郵箱聯絡了兩個哥哥。等待的過程比這半個世紀還要難熬。黃秋生一直以來都知道有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但對方對他毫不知情。他們已逾古稀，如何接受憑空多出一個弟弟?
幸好，對方態度很好，當即回了郵件問他幾時可以去澳洲見面，次日一大早又打來電話，「他們說商量好了，下個禮拜就來香港見我。」
「心情很好奇，他們會長什麼樣?第一句應該講什麼?見面之後應該怎麼樣?其實我不知道。」
都是成年男性，見面的過程看起來很平常，「沒有很激動，就是你好、歡迎你、車在那邊，我幫你拉行李。」神奇的是，上車後不久，大概五分鐘、十分鐘里，大家已經爛熟，剩下的幾天，也就是吃、喝、交談，這讓黃秋生覺得，「好像一直以來大家都是認識的。」
黃秋生與兩個哥哥
兩個哥哥帶來了大量照片，臨走的時候還留給了他一本。通過影像，這個叫做Fred Perry的英國男人在黃秋生的腦海中逐漸立體起來。關於父親事情母親從來不會說，甚至提到都會態度很糟糕，黃秋生只能靠零星的記憶來拼湊。
他還記得自己9歲時生病，母親實在缺錢，就打電話給父親，那邊要母親預支話費才願意接聽，電話接通，父親也不願給錢，稱自己的妻子患癌，已經花了很多錢，從那之後，母親便不再打給父親。
但他覺得父親不是一個壞人，「他幫很多人，幫我媽已經是很好了。我媽那個時候有肺病，病到差不多死了，他幫我媽找了一個地方給她住。他們開始的時候不是談戀愛，是從幫我媽開始。然後不知道我媽是感激他，還是怎麼樣，才開始談戀愛。」
很多人說，老Perry根本就是個渣男，黃秋生不可能看不明白。哥哥們對這個父親也表達了不滿，他們驚異於他竟然對遠在香港的母子不聞不問，甚至提都沒有提起過。
但斯人已逝，血緣的感應最終超過了價值判斷。曾在香港生活過的兩個哥哥帶他去一家餐廳吃牛排，去了之後，店家居然記得這兩個幾年前來過的鬼佬，黃秋生問店家，為什麼你們會記得他們?對方答：因為他們吃完之後跑到廚房去跟廚師握手。黃秋生心想，這不正是他自己的習慣嗎，「我經常會這樣去搞人家，吃到好吃的我就會跑進去找廚師，竟然連這個都是一樣的。」
哥哥還告訴他，以前父親去餐廳點了煮蛋，第一次上來的是溏心蛋，那個年代不興這個，他生氣，說雞蛋沒熟，讓拿去重做。第二遍，蛋殼裡進了水，口感差了，父親便把煮蛋的人叫來，將整顆蛋拍到了對方頭上。
黃秋生想起自己以前在劇組裡吃盒飯，覺得不好吃就扣到地上。
他感慨說：「都是一樣的，改不了。但這樣真的不好，很不禮貌。」
「我跟垃圾桶有什麼區別」
黃秋生英文名Anthony Perry，姓氏源自父親，名字也是父親取的。
父親是當年港英政府的官員，母親祖籍廣東江門。4歲以前，黃秋生就生活在這個中英異國結合的家庭里，而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的香港稀鬆平常。作家陳冠中「香港三部曲」中的《金都茶餐廳》里寫過一個主角「咸蝦燦」，母親「黑瘦廣東人」，父親「肥白英國佬」，以這類家庭為基本單位，映照了香港社會「半唐番」的徵象。
黃秋生幼年家庭照
「混血」的文化一開始並不意味著「交融」。在香港，華人和西人擁有不同的種族身份和生活範圍，作為殖民「不經意」的產物，混血兒不得不遭受來自雙方的擠壓和疏離。本土香港人對西方人或畏懼、或羨慕、或忌恨的複雜情感，最後通常會化成一句「鬼佬」或「破該」，轉嫁到混血兒身上。
為了工作，母親無法照看黃秋生，把他送到寄宿學校讀書，就是在這個階段，他學會了打架、爆粗口，有人罵他，一定罵回去，有人挑釁，一定打回去。
後來有同為混血的朋友告訴他，廣東人口中的「鬼佬」也許並不是侮辱，就像一個很粗鄙的諢名。回想起來，黃秋生認為那時的火爆源自深深地自卑感，是一種過於強調自我保護的應激反應：「一個人是自卑的，人家說什麼你都覺得有問題。」
母親很疼他，但這並不能減輕他的自卑。母親的情緒問題讓她成為黃秋生口中的「自殺專家」：「年輕的時候，她的個性是林黛玉式的，經常哭，她很喜歡詩詞，寫的都是李清照的那種，就是那種個性。」
幼年的黃秋生和母親
但母親並不弱小。她用她的執拗養大了黃秋生。父親走後，原本是粵劇演員的母親為了賺錢唱到失聲，又沒有其他的謀生手段，只能去做女傭。在黃秋生的記憶里，家裡很窮，但沒有一個親戚施以援手，對他們母子講的話都很難聽。
迫於生計，母親後來改嫁了，但境遇並沒有好轉，甚至比以前更慘。繼父的家庭很龐大，她一個人要煮20人的飯。「我那個時候做汽車修理學徒，很髒的，收工的時候回去，臟到坐公車不怕沒位置，你走過去人家都會跑開，我累了坐樓梯，樓梯比我乾淨。我等廁所去洗澡的時候，坐在那個垃圾桶旁，就想，我跟它有什麼分別。」
那時候黃秋生讀書也不行，還有坐不住的「活躍症(多動症)」，他常常感到無助，如果真的有什麼人可以被稱作廢柴，當年他真的是最廢的那個。後來他去拜訪當年的老師，老師說：那時怎麼會知道什麼活躍症，就知道你是懶、是蠢。
上了不到一年的中學，他退學出來打工，汽車修理廠學徒、幫花店送花、當裝修工人，什麼都做過。最窮的時候，他被朋友領到一棟老建築的樓頂，一個穿了洞的水箱可以遮風擋雨，在這裡住了很久。做了演員以後，他還經常到呂良偉弟弟家打地鋪。
做演員一開始是為了賺錢，他經常說沒錢都不能養命，還養什麼藝術，這也是同輩香港電影人的基本共識。但他做得很不順。演藝圈和外面的世界一樣排斥混血。儘管香港上層遵照英制搭建行政、司法系統，但民間社會仍舊是徹底的華人世界，「黃皮膚黑眼睛」是華語影像主流符號，像黃秋生這樣特徵明顯的混血長相一開始只能演「雜種」。
電影《花街時代》劇照
回想起從前廢柴一樣的自己，他說，這輩子很少有什麼值得開心的事，一張臭臉不是扮酷，是真的找不到希望。
「你說那是中國特色嗎?」
尋親讓黃秋生髮現，自己與來自父親這一邊的血脈同構的地方還有很多，父親喜歡打拳擊，黃秋生也愛，兩個哥哥組過樂隊，黃秋生也組過，還發過三張專輯，從未謀過面的奶奶以前是開書店的，黃秋生說，怪不得我那麼喜歡泡書店。
黃秋生很喜歡看書。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很多書沒地方放，他就把書暫放在母親家裡，自己去大姨家借住，住了不久又被趕了出去;後來稍微有了條件，他租了一個很小很便宜的房子，立刻把書搬了回來，沒處擺床，他就睡在書上。
家人對他前途的安排是老老實實去賣貨或者開車。黃秋生考亞視培訓班，入學要找人擔保、交保證金，大姨告誡黃秋生的母親：你不要給他進去，你給他進去你就會後悔。幾年後，黃秋生在亞視拍了不少戲，遇見演藝學院招生，想去深造，母親準備借錢給他讀，大姨又說：你不要給他讀書，他讀完書之後就會有思想，你會後悔。
年輕時的黃秋生
黃秋生曾經被稱為全香港最毒舌的人，他自己說，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2010年，黃秋生批評內地劇組，「這邊在喊，我X你媽……那邊就更大聲地喊，我X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麼?沒反應!沒有任何人對這種激烈的語言有任何反應。我看到的就是一個神經病院。你說它是中國特色嗎?你說這樣可以專業嗎?不可能的事情……」
黃秋生很早就到過內地。70年代後期，他和母親及繼父的家人一起來到廣東中山旅遊，遇見農村的小女孩，連鞋子都沒有，向他們推銷甘蔗、銅錢、草藥等貨物，看到繼父的家人跟小女孩講價，黃秋生很不爽，「我心裏面想，你們那麼有錢，幾毛錢一條的東西，你還說兩條吧，你怎麼忍心講價呢?你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甘蔗買下來。」
晚上，家人去吃宵夜，和大家合不來的他自己留在賓館，就著昏暗的燈光，他和門房的阿姨聊天，說想不通為什麼內地會這麼窮。門房阿姨想了半天，回答他說不是社會主義不好，是四人幫不好。
黃秋生大概從那時開始接觸一些左派的思想，他讀《空想社會主義》、看《紅旗》雜誌，覺得無政府主義「酷斃了」，後來又想去內地參加共青團。70年代的香港，思想左傾的青年很多，全港400萬人，左派佔了1/4多，他們單純地反對港英殖民統治，信仰社會主義，熱愛新中國。港英政府對共產主義思想管控嚴格，弄到一本《毛選》不容易，黃秋生因此跟一些地下書店稔熟，但他不知道，政府會在書店外拍照，誰進去過都會有記錄。
有一次，家裡要去台灣旅遊，就黃秋生的簽證沒有下來，「我有一個舅舅是在台灣當』外交官』，我媽去問，舅舅回她說，你最好叫他不要來，好像他家裡面有五星紅旗。」他現在還是不清楚，自己房間里藏著五星旗怎麼會被知道。
2007年，黃秋生接拍了電影《老左正傳》。這是黃秋生在內地銀幕的第一次亮相，他飾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誠的左派，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這個劇本他看哭了三次。
後來他又出演了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在裡面演一個教師，彈著吉他，哼唱印度民謠《美麗的梭羅河》。姜文說黃秋生，沒想到六七十年代的那些紅歌、詩詞，很多他都會唱、會背。
黃秋生與姜文
黃秋生也說，他喜歡魯迅、喜歡毛澤東，喜歡姜文，他們都是有「戰士的特質」的人。他還喜歡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貝多芬，他有很強烈的英雄情結。
「我也不是笨蛋」
作為一個「異類」，黃秋生除了戰鬥，其實也有一套與他人共存、且行之有效的生存法則。他說過，「我如果妥協，也是戰略性退卻，為了下一次進攻，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發。兩萬五千里長征就是這樣啊，為了保留實力，毛澤東的思想、戰略好厲害。」
「(左派)在那個年代是很rock的精神，有些朋友是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但是都覺得談論左派思想太敏感。所以我都沒有跟別人談論，免得大家吵架。」
黃秋生也曾外表俊朗。但他沒做過成為劉德華和周潤發那樣偶像派的夢。「那個年代，混血只能做反派。」
黃秋生年輕時的照片
黃秋生算好了這條路，覺得不虧：「你看，每一個人都爭取做正派，反派沒人要。每一部戲寫一個正派，就需要一個反派，其實也是主角，所以我就從那個時候一路走到現在，要是一直走個帥哥的路線，早就完蛋。」
夾縫生存，如果對人生還有一點期待，就要努力壯大自己。在亞視訓練班學習時，他發現了自己對演戲這行的熱情，但簽約亞視之後，他發現拍電視劇的工作不是表演，「是裝模作樣，在浪費我的時間。每天都在等等等，從早等到晚，那個時候他們對演員的安排當你是垃圾一樣。」
得知演藝學院開班，他就決定退出亞視去報考，儘管他也不知道讀完之後會怎麼樣，也可能畢業就是失業。在演藝學院讀書的三年，幾乎每個大戲他都是主演，1986年演完舞台劇《大鼻子情聖》，法國文化協會專門寫信到學校表揚他。
「那三年，哇!放鬆的不得了，有一些好同學，非常好的老師。那個年代是學院剛開始，沒有那麼多規矩，可以到其他的學院看人家跳舞、聽音樂，到處跑。」 他說，那種快樂僅次於找到哥哥們。
但他當時並不表露。在演藝學院，他不跟人提自己在亞視的經歷，畢業後，他簽約了無線，很快又意識到不要跟人家談論戲劇理論，「你要跟他們講髒話，他們覺得你跟他們是一樣的。然後他們就可以跟你做朋友。一開始的時候，別人了解了你的經歷，說你是學院派，我說我不是，我什麼都不懂。你就要這樣裝不懂，千萬不要跟他們講這場戲怎麼怎麼樣，這樣你就完蛋了。」
記者驚訝於這樣一個脾氣火爆的人竟然懂得藏拙，黃秋生笑笑說：「我也不是笨蛋。」
黃秋生當然不是笨蛋，只是運氣有點爛。
第一年拿影帝，他主演的《八仙飯店之人肉饅頭》是大冷門，大家原本想恭喜的是劉青雲。活動結束已經很晚，連飯都沒吃，黃秋生一個人拿著獎盃走在尖沙咀，很孤單的感覺。後來他打電話約導演邱禮濤出來喝酒，黃把獎盃放在桌子上，沒人看、沒人理。
電影《人肉叉燒包》海報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他說，那時環境、文化、氣氛都不同。
做了一百多年殖民地，臨近回歸的香港人對未知的明天充斥著末日情緒，羅大佑寫了《東方明珠》，也寫了《皇后大道東》，文藝界都談論歷史和現實問題，無暇關注一個演員。
四十歲後，黃秋生開始嘗試著改變自己，約束自己的脾氣，這種改變也影響了他的戲路。
電影《無間道》劇照
《無間道》後，黃秋生開始接演一些和以前不太一樣的、溫暖的角色，變態、殺手、邊緣警察逐漸從他的片單中消失。後來，他又重新開始演舞台劇，2016年演了《仲夏夜之夢》中的「仙王」奧布朗。
最近的五年，他感覺越來越好。接下來，他還要去完成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把腦子裡的一些故事拍出來。
「前幾天跟兩個好萊塢的監製聊天，我跟他們講了一個故事。……我的故事通常都很童真，童真的故事都是講愛的，講家庭，當然是有趣的故事，不是那麼平淡的故事。」
「我已經很感動了」
黃秋生以前經常自嘲，說自己的故事如果拍成電影「超級值回票價」：「單親家庭，被父親遺棄，以父親為恥。中英混血然後家裡好窮，哇，好精彩呀，我就差是個同性戀，就完美了!」
儘管尋求過各種理想、信仰、解釋、嘗試過發泄、逃離、又重啟，但「異類」模式對他產生的影響經常顯現。他玩搖滾，搞地下音樂，後來乾脆直接在社交媒體上對各種社會問題表達意見、嘲諷乃至謾罵。
黃秋生搖滾樂專輯封面
更具體的影響作用在婚姻家庭當中。據說他當年結婚不久就搬了出去，婚姻關係在夫妻分居狀態下持續了很多年。黃秋生解釋說：「那是因為兩個人經常吵，我們個性都很硬，就不要常見面。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很忙，真的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回家就是洗澡，然後睡覺，睡醒了就出去，根本就沒有時間留在家裡。」
至於現在，這種看似「不健康」的婚姻已經達到了某種微妙的平衡，「現在又不同。我現在回家多了，她就問，你還不走?我還要煮飯給你吃，我很忙。然後把我趕走。」他覺得這沒什麼不好。
既然這麼洒脫，為什麼沒有離婚?黃秋生說：「對孩子肯定會有影響，他雖然表面上說理解我，我明白，一個小孩不會很準確的去把握這種狀態，一定對他潛意識裡造成某些影響，看不到，但他長成年的時候，就會有一些行為(的反射)。所以呢，盡量就不要離婚，裝都要裝下去。」
黃秋生試著去理解當年父親的選擇，如果自己做出同樣的事，也許他也不敢和家人說，也許他也會逃避。
半個世紀後、跨洋尋親成功的故事，一度被認為是香港身份隱喻中的一個奇蹟，而這個故事本身還沒有結束。
兩個哥哥答應回去會跟姐姐講這件事情，但等到現在，黃秋生還沒有接到姐姐的消息，「也可能我姐姐不接受，我現在還不知道。我不敢問，不敢問。」
在講這句話時，黃秋生的表情是他所有公開形象中從未有過的小心翼翼。他希望人們覺得自己是個「goodboy」。
但黃秋生已經非常滿足了：「他們三代，有二十多個親戚在那邊。他們的兒子、孫兒都非常期待我過去跟大家見面，我已經很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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