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徐邦達、謝稚柳，當代書畫鑒定三大家，知道他們的絕技嗎？

建國後，中國書畫鑒定逐步走上了科學性、系統性的研究道路。書畫鑒定以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作為主要依據。這期間，出現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鑒定家，他們在書畫鑒定上各有所長，各具特色，形成了三大流派。

一、謝稚柳的藝術鑒定

謝稚柳（1910～1997），江蘇武進（常州）人，是現代著名的書畫大家，也是著名的書畫鑒定專家。其用筆意境在六朝唐宋間，尤擅山水、花卉、人物。謝稚柳還精於書畫鑒定。曾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及國立重慶藝專教授、上海博物館顧問。26歲以後，他移居重慶，與張大千、沈尹默等書畫界的名人交往，並開始研究中國藝術史，這時他曾陪同張大千同赴敦煌研究敦煌壁畫，從此領悟到美麗的中國隋唐古代藝術，並融合了自己的風格，便著書立說，形成了獨特的藝術思想，開始了藝術創作與藝術研究的生活。1940年代，謝稚柳曾在成都、重慶、昆明、西安、上海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藝術鑒定即從書畫藝術的本體，包括意境、格調、筆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徵入手進行鑒定，是書畫鑒定最直接的路徑，是鑒定的築基功夫。鑒定學中藝術鑒定最難，也最切實。藝術鑒定能解決的問題，一般便無需捨近求遠地依靠其它的鑒定方法進行佐證。因此，優秀的書畫家，加上深厚的書畫史論功底，一般便是當然的鑒定家。古代鑒定家都是書畫的行家裡手，原因也基於此。正是從這一角度上，傳統鑒定的「望氣」方法才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謝稚柳最大的長處和貢獻正在於此。

在國家文物局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中，謝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書畫鑒定是和他的書畫創作互為作用、互為影響的。他從歷代大量書畫名作中得到創作養料，滋養了自己的創作。反過來，豐富的創作經驗又直接對鑒定產生影響。從書畫本體出發對書畫進行鑒定成為謝氏的主導風格。可以說，謝稚柳的鑒定是藝術鑒定，同時也是鑒定藝術。

謝稚柳的鑒定藝術是在創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他的過人之處是著眼直達書畫本身，絕對不會敲邊鼓。早在1966年，他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發表了《論書畫鑒別》一文。這是一篇系統的鑒定學論文。從傳統的鑒別方法，到鑒別方法的論證、辨偽，特別是講到對書畫本身的認識時，精論迭出，顯示出藝術家對鑒定的敏銳觀察力。他從筆墨、個性、流派諸方面來認識作品的體貌和風格。筆墨是形成書畫的基本條件，也是書畫風格的重要內容，更是鑒定書畫的主要依據。

謝稚柳創造性地提出「性格說」，認為鑒定的標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即它的本質。一個畫家可以產生水準高的作品，也會產生低劣的作品，問題不在於標準高低、寬嚴，而在於對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的認識，性格自始至終貫穿在優與劣的作品中。基於此，謝氏對於書畫作品出現特例時，即某一畫家臨時變換習慣性畫風，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樣式等等，總是不被迷惑，一錘定音，具有深邃的鑒別力。書畫實踐和他的望氣性格使他的鑒定具有一種神奇性。從這點上看，謝稚柳是目鑒的天才。

二、徐邦達的技術鑒定

徐邦達（1911年7月7日－2012年2月23日），字孚尹，號李庵、心遠生，晚年號蠖叟，著名書畫鑒定專家。其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央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理事。有「徐半尺」（意指其鑒畫，於畫軸展開半尺已知真偽）和「華夏辨畫第一人」之譽。

在當代書畫鑒定家中，徐邦達的鑒定著作最多，有《古書畫鑒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古代書畫過眼要錄》、《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重訂清宮舊書畫錄》以及大量的鑒定論文，從各個方面詳盡地對書畫鑒定進行論述。從他的論著中，我們注意到，他在目鑒之外特別注重考訂，諸如題款、題跋、印章、紙絹綾、裝潢形制、著錄等等，他無不精心審察分析，他用極其嚴謹的科學態度，對書畫作品進行客觀的研究。如果說謝稚柳的「望氣」具有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色，那麼，徐邦達的鑒定手法則具有系統性、可傳授性，故而我們將它定位在技術鑒定。

運用著錄是徐邦達鑒定古代書畫的切入點，也是他鑒定的特色之一。著錄雖屬輔助依據，但徐邦達已將它運用到極致。他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引用著錄之量可觀，並將其排比、對照、演繹、甄別，顯示了他對歷代著錄的博覽程度和駕御能力。他在鑒定一幅古書畫作品時，如果是流傳有緒，總是先一一引出著錄所載，然後將著錄中的記載和評價加以細緻周密的考辨，去偽存真，判定其是否真實可靠，再闡述自己的觀點，並指出前代鑒定家的失誤，重新對作品作出結論，這是徐氏依靠著錄又不迷信著錄的可貴之處。

徐邦達在《古書畫鑒定概論》一書中，有一章專談「古書畫應注重各點」，「書畫本身」只佔一節，款跋、印章、紙絹綾、幅式和裝潢形制佔四節，足見他的側重點在技術的鑒定方面，而「書畫本身」一節又分三點：一、書畫寫作中的基本組織；二、書法中文字考訂。三、繪畫中建築物和服飾用品形制的考訂。顯而易見，後兩點仍屬技術鑒定範疇。這與謝稚柳談「書畫本身」相比便明顯表現出徐邦達的鑒定傾向。他的鑒定較多依靠理智，依靠細緻的考證和分析。正因此，徐邦達的書畫鑒定中運用可以運用的一切材料，並拒絕「模糊性」。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辨證地看問題，將科學的態度和方法運用到書畫鑒定中來，是徐邦達對書畫鑒定學的貢獻。

三、啟功的學術鑒定

啟功（1912——2005），自稱「姓啟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號苑北居士，北京市滿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鑒定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合會創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啟功的書畫鑒定具有另一特色，為其他鑒定家難以取代，即他以學問支撐鑒定。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歷史學、音韻、訓詁、書法等均有很深的造詣，故而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鑒定和文獻考據方面，具有過人之處，對書畫鑒定學有著特殊的貢獻。

《啟功叢稿》是啟功惟一收錄書畫鑒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謙虛的口吻透出無比自信。由於啟功對書法的偏愛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學、文學、歷史知識的滲透，他的鑒定以書法碑帖的考據為主，繪畫鑒定為輔。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考據上功力過人，多不從用筆、風格等本題語言出發，而重在考據，形成了他的鑒定特色。他對各種版本的刻帖和各種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傳本考》、《蘭亭帖考》、《孫過庭書譜考》、《唐摹萬歲通天帖考》、《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等都不囿陳說，自出新意。他在各門學科間的相互滲透，在碑帖鑒定中顯得尤為突出，其中古典文學知識佔有很大比重。啟功不僅從碑帖中來校勘古代文學資料，而且反過來用古代文學資料來考證真偽。

文獻考據是啟功的長項，他的考據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與徐邦達不同，徐氏所據是比較專業的文獻——書畫著錄，而啟功所據範圍廣泛，除書畫著錄外，還廣取各種文獻史料，孫機的輿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築研究同樣在書畫鑒定中起到很大作用。從研究方法上看，與啟功同屬一路。在書畫界和書畫鑒定界，這樣的人才奇缺，而在學術界精通書畫的人又極少，啟功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故而他在運用學術研究的功底，進行書畫鑒定的理論和實踐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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