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的哲學與詩性的哲學
【文化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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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知言》中，馮友蘭討論了哲學的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正的方法是邏輯分析的方法。它直接對對象進行解析，以期達到對對象直接、準確的描述。而負的方法恰恰不去對對象做直接的討論。他把這種方法比喻為「烘雲托月」的方法。中國畫家畫月亮可以對月亮不著任何墨，而只畫月光下的雲彩，在雲彩中間留下圓形的空白。畫中月亮沒用一點墨，但是畫的主體仍然是月亮。
馮友蘭認為負的方法也被用在詩，尤其是好詩，進於道的詩中。在這種詩中，詩人用可感覺的事物去表現不可感覺亦不可思議的事物。在書中它對西方主要哲學體系的方法進行了討論，並且與中國哲學的方法進行了比較。從總體上說，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學中居於主導地位，而中國哲學在不同程度上用的都是負的方法。
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和詩歌中所用方法的區分是很明確的。只是詩歌中的方法未必都是負的方法。寫詩與繪畫不同。繪畫中用的是墨和顏料，而詩歌中用的是語詞。墨和顏料是具有物理化學屬性的材料，而語詞是抽象的符號，具有意義和指稱功能。在「烘雲托月」的方法中，月亮上可以不用任何墨，由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的方法。但是在詩歌中，我們並不是對詩歌的主題都保持沉默。直言是一種言說方式。隱射同樣是語詞的功能，是另一種言說方式。
就拿馮友蘭在《新知言》最後一章中所舉的幾個例子來說，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句詩正是對自然本體的直接言說。儘管自然本體無法具體言說，但這是對它的總體言說。在我看來這不是負的方法，倒也是正的方法。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和蘇東坡的「念天地之無窮」顯然都是在對天地做正面、總體的言說。
邏輯分析的方法和詩歌中所用方法的區別，不在於是否對對象做直接正面的描述，而在於關於對象的不同觀點和對語言的不同運用方法。
總的來說，邏輯分析的方法對於對象和語言都做了簡化處理。在對象方面，邏輯分析的方法假設對象可以分解成不同的邏輯要素，並且這些要素之間具有簡單明確的關係。只要我們把它們簡單地組合在一起，我們便可以把對象描述得完備無遺。在語言方面，邏輯分析的方法只是運用語詞的靜態語義，認為每個語詞都有固定的明確的含義。
前者只適用於簡單的對象。對於許多複雜的對象來說，我們無法把它們分解成簡明的邏輯要素。而且即使我們可以對其做一定程度的分解，我們也不可能以此對其把握無遺。後者則把語言從生活中割離出來，作固化處理。事實上，語言在現實生活中都是活生生的、動態的。每個語詞的含義都不只是詞典上所列出的幾個明確的條目。它們在新的場合下可以從原義上加以引申，獲得全新的意義。這正是語詞演化的基本途徑。
上述所謂進於道的詩的主題顯然都是非常複雜的對象，遠遠超出邏輯分析的方法。詩人若想表達關於這些複雜主題的觀點，就必須對語詞有活的、動態的運用。這樣，語詞的活生生的引申力量被保留在詩中。正是因為充分地運用了語詞的表達力量，詩歌才能對複雜的對象有所展示。
從中西方哲學比較的角度來看，西方哲學傳統上運用的是邏輯分析的方法，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已經看到詩的方法被運用在重要的哲學體系中。與此相對，中國哲學原初運用的是詩的方法，但是後來邏輯分析的方法也被一步一步地引入。顯然兩個最大的外來影響是佛學和西學。在這篇短文中，我們不可能對中西方哲學的方法做系統的考察，而只是勾勒出其中的總體脈絡。
邏輯分析的方法在西方開始於柏拉圖的哲學。柏拉圖主張世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理念。具體事物因為分享著某個理念而具有某種屬性。例如所有美的事物都分享著美的理念，並因此而成為美的事物。另一方面，他認為理念可以加以分解組合而形成新的理念。例如美的理念和人的理念組合在一起，就構成美人的理念。
Plato (428/427 or 424/423 – 348/347 BC)
柏拉圖上承蘇格拉底及其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開啟了西方的理念主義傳統。他對西方思想影響之大無與倫比。理念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理念存在於外在於人的世界中。它滲透到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現代的唯理論，現代科學的自然定律觀念，黑格爾的哲學體系，甚至是馮友蘭的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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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他非常推崇定義的方法。柏拉圖的哲學思想都以對話的形式表達出來。在他的許多對話中，說話者會圍繞一個主題概念進行討論。對話往往會以一個比較直接的定義開始。然後對話的主角會一步步揭示定義中的漏洞和問題，並對其加以修正。對話的最終目標是達到一個對主題概念的準確定義。然而結果常常是這樣的定義根本就無法找到。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在老師的邏輯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建立了系統的邏輯體系。我們現在所運用的假言三段論推理方法（如果A是B，而且B是C，那麼我們可以推出A是C），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很明確地論述過了。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體系在西方統治了許多世紀。中世紀的經院哲學自不待說。直到康德依然沒有超出亞氏的邏輯學。康德所列出的先驗範疇和原則基本上都源自亞里士多德。
對亞氏邏輯學的突破首次出現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中。亞氏的邏輯學是靜態的，儘管他的哲學在總體上對過程非常重視。然而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中已經包含有變化。在其中我們看到，A是A不再是一個永恆的真命題。A可以轉化成非A。a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A。辯證邏輯在西方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
亞氏的邏輯學經由穆勒的發展完善，在二十世紀初被進一步形式化和系統化。這便是數理邏輯的誕生。數理邏輯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的基礎。所謂分析即是邏輯分析。分析哲學的基本方法是運用數理邏輯對語詞、概念和命題做細緻入微的分析。分析哲學要求對於重要的概念都做精確的定義。維也納學派的哲學是分析哲學與科學方法和實證哲學相結合的產物。它把所有不能用實驗方法加以精確定義的觀念都拒斥為無意義的形上學。這可以說是把邏輯分析的方法用到了極致。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 - 1951)
維特根斯坦這位哲學怪傑生前只出版了《邏輯哲學論》一本著作。但是在他死後出版的，包括《邏輯研究》的大量手稿，卻揭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思想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三位重磅西方哲學家具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他們都一反西方的哲學傳統，採用詩性的闡釋方法；二、他們的母語都是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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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極必反。維特根斯坦在哲學方法上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子。在前期的《邏輯哲學論》中，他追隨羅素，提出的也是邏輯原子主義的哲學。邏輯原子主義的基本主張是：語言是世界的一面鏡子。名詞對應於事物，命題對應於事態。世界可以在原子經驗事實的基礎上用邏輯構建出來。維特根斯坦也曾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但是他在後期一反邏輯分析的方法。我們在《邏輯研究》中看到的是眾多的隱喻。其中一個著名的隱喻是把語言比作一架梯子。當我們到了樓上就可以把梯子推開，頗有「得意忘言」之意境。
運用隱喻來闡述哲學觀念已經是在用詩的方法。當然維特根斯坦不是唯一運用詩的方法的現代西方哲學家。著名的還有尼采和海德格爾。尼采就直接被稱為詩人哲學家。其著作的風格與一般的哲學論文或著作迥異。它們都由許多片段組成，其中充滿著眾多的隱喻。海德格爾則把語詞的引申力量運用到了極致。他著作中的許多關鍵詞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正是在拋開語詞的固化意義，保留語詞原初的、活生生的引申力量。這種做法與詩人在詩歌中對語詞的運用方法無異。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 - 1900)
尼采是反叛西方思想傳統的先鋒。他的著作不論內容還是形式都與西方傳統迥異。他對從古希臘到現代的西方文化反思之深度很少有人能及。他宣稱「上帝死了」，呼喚「超人」，但是現代人並沒有真正從上帝那裡解放出來。現在我明確地意識到，地道的人性只出現在中華文化獨特的人文主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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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面再來看看中國哲學的情況。在總體方法上中國哲學的發展與西方恰恰相反。
在先秦百家之中名家就是重要的一派。名家的方法無疑是邏輯分析的方法。如果名家在中國得到發展，中國哲學家們也會建立起類似的形式邏輯體系。但事實是名家沒有得到發展，而這是有文化根源的。在別處我們談到中國古典哲學由巫術蛻變而來。其中兩個基本側面是精靈的自然化和人性的升華。由此人事變成哲學關注的核心。人事領域裡的問題都是很複雜的，邏輯分析的方法往往並不是那麼的行之有效。
莊子在「齊物論」篇中對靜態的邏輯思維就有明確的批評。他說到，儒墨相互攻擊，各持自己的是非，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去評判別人認為不對的東西，或者用自己認為不對的東西去評判別人認為對的東西。如此則問題永遠討論不清楚。問題的關鍵在於弄清楚是非的前提條件是什麼。要知道是非都是相對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動態地把握是非。是非如此，美醜、大小、夭壽都是如此。
先秦百家之中，儒道後來佔了上風，也可以用巫術的蛻變來解釋。總的來說，它們最好地體現了巫術蛻變的兩個基本側面。我們在《論語》、《道德經》和《莊子》之中，恰恰可以看到詩的方法的三種基本形式，即案例、警句和寓言。當我們討論一個複雜的觀念時，我們不可能對其下一個簡明的定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一些例子來闡釋這個觀念。另外，我們也可以充分利用語詞的引申力量。
語詞的意義不僅是詞典上所列出的一些固定的條目。這些條目只能代表該詞慣常所表達的意義。通過引申它在新的場合下能夠獲得新的意義。這是辭彙語義發展的一個主要途徑。事實上，我們可以把語詞的意義看作一個場或一片雲，而詞典的意義條目不過是場中的幾個點或雲中的幾個核。如果我們不能用語義的硬核去把握對象，我們可以運用語義雲中虛的部分。這就需要保留語詞活的引申力量。
以下我們就來簡要說明一下這三種基本形式。
《論語》由許多獨立的片段構成。這些片段絕大部分都是孔子言行的記述。其中包括孔子的獨白，與學生的對話以及他的舉止和行動。乍一看來，全書不過是孔子的一些零散的言行錄。由於其中涉及人的行為規範，又有人把它當成一套倫理教條。但事實上，它是闡釋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許多人不把它看成著作是因為他們對著作有先入之見，認為哲學著作都應該採用邏輯分析的方法。這些人如果讀尼採的作品或維特根斯坦的《邏輯研究》一定會有同感。
「仁」無疑是儒家哲學的首要概念。在《論語》中，談到「仁」的片段要比所有其他的概念都多，具體有幾十處之多。放在柏拉圖那裡，他會寫一篇長長的對話來討論「仁」這個概念。他也會討論到「仁」的方方面面，最後會試圖給「仁」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問題是，我們根本不可能給「仁」下一個定義，因為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包含的東西太多。任何一個簡明的定義都不可能展示「仁」的全部含義。
事實上在柏拉圖自己的對話中，對一些概念的定義也最終都沒有實現。例如什麼是虔誠？甚至什麼是勇敢？對於這些不能定義的複雜概念該怎樣來闡釋？我認為《論語》採用的是案例的方法。其中論及「仁」的幾十個片段不是在給「仁」下定義，而是在給出「仁」和「非仁」的具體事例。我們雖然不能給「仁」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通過這幾十個正反兩方面的例子我們也大致可以揣摩到「仁」是什麼了。
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老子被尊為道家和道教的始祖。《道德徑》中的幾千字，字字真言，氣象萬千。《道德經》在世界的翻譯發行量僅次於《聖經》。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道德經》在形式上與《論語》有很大不同。它的語言要更加凝練。全書八十一章，字數不過幾千，但是其中論及了方方面面的問題，從宇宙到人生，從修身到治國。它是一部十分全面的著作。與其他的著作比起來，《道德經》把語詞的引申力量用到了極致。它所運用的是警句的方法。警句直接針對主題，但是它非常簡短。它的表達力就承載在關鍵的語詞之上。
我們這裡可以看兩個例子。二十二章中有這樣一句：「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句話的主要分量都承載在兩個「爭」字上。這兩個「爭」字，顯然具有不同的含義，但是它們又密切相關。如果兩個字具有相同的含義，這句話聽起來是廢話。如果兩個字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這句話的蘊意也大減。用形式邏輯無法解析這個句子，因為形式邏輯是平面的，而這句話是立體的。這兩個「爭」是不同意義和不同層次上的爭。我們無法用謂詞邏輯來定義這兩個「爭」。
三十七章中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更是寓意深刻。無為是道家的一個基本思想。無為就是要順其自然，不要有不必要的造作。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最大的作為。這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來自相矛盾的一句話，恰恰表達了道家的核心思想。同樣，這句話中的兩個「為」字具有深刻的含義和非常微妙的關係。
在《莊子》中我們看到了又一種詩的方法：寓言。《莊子》中包含著許多簡明的故事，然而它們卻都寓意深刻。人們最熟悉的有「井底之蛙」和「庖丁解牛」。
「井底之蛙」的故事講述一隻住在井底的青蛙，整天自由自在地生活，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動物。一日，它對大海龜說：「你為什麼不來這兒看看呢？」大海龜試著爬進井裡，但是井太小，進不去。於是海龜向青蛙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大海是如何之大。後人解讀這個故事時，通常認為青蛙眼界狹小，自以為自己了不起，但實際上自己卻很渺小。然而聯繫「逍遙遊」篇，我們可以作另一種解讀。海龜有海龜的快樂，青蛙則有青蛙的快樂。讓海龜生活在井裡它不會快樂。同樣，讓青蛙生活在大海里，它也不會快樂。其實，聽了海龜的話後，青蛙並沒有必要自慚形穢。
從「庖丁解牛」的故事中，人們得出的結論通常是，做事要有好的方法。別的廚師解牛時，用刀硬砍，而庖丁總是能找到關節間的縫隙，然後從那裡下刀。實際上，關節間的縫隙隱射莊子虛空的概念。虛空又叫環中，是事物的關鍵。事物千變萬化，但是如果我們能把握住它們的關鍵和要害，變中不變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從容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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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句和寓言是三種典型的詩的方法。它們分別在《論語》《道德經》和《莊子》中得到了集中的運用。顯然詩的方法不只是運用在這三部著作中。在中國古典哲學的其他著作中同樣包含著許多案例、警句和寓言。在形式上他們都以片段的形式出現。
由於受到佛學的影響，在宋明哲學中開始出現較系統的哲學著作。但即便在這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許多詩性的成分。文言文蘊意豐富，本身就帶有濃厚的詩性。與古典哲學相比，宋明哲學中已經包含有比較詳細的邏輯分析和論證。到了現代，在西學的影響下出現了白話文。中國哲學更是向邏輯分析的方法邁進了一大步。白話文努力把什麼東西都說得很清楚。邏輯分析的方法試圖把所有問題都納入形式邏輯的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摧殘了中國哲學原有的詩性。
邏輯分析的方法試圖分析事物中的邏輯要素。目的是獲得對事物清晰的認識。詩的方法試圖運用語詞的強大引申力量，以期對複雜事物的特性有所把握。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它們都是正的方法。只不過他們適宜處理的對象有所不同。邏輯分析的方法用到邏輯，詩的方法同樣用到邏輯。詩中的隱喻基於事物間的類比關係。所不同的是，詩中的類比關係往往要複雜得多，遠遠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所以我們不應把這兩種方法截然對立起來。具體應該運用何種方法取決於具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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