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肯回國的人，現在後悔了嗎？

導讀：問題不在於你要不要留在國外，而在於你是否曾真正走出去過，看見過這個世界未來的模樣？

作者：楊不歡，居港傳媒人，撰稿人，專欄作家。兩岸三地人民感情傷害專家。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四人再次齊聚在尖沙咀20幾層樓高的酒吧，面向維多利亞海港的點點華燈乾杯時，我們再次談起了自己為什麼要離開家鄉。

阿依當年自學日語後隻身到日本讀書，田頁在幾個國內外城市輾轉最終選擇了北京，佳佳憑著四年前偶然的機會至今留在黎巴嫩，而我一時衝動，如今來香港已經第七年。

我對他們說，和很多香港本地人聊過生活理念之後，我覺得有必要重新和老朋友談一談離開家鄉生活的意義。

我與香港朋友聊天時那種格格不入感，源於大家對生活想像的不同。

改變我們的不是視野，而是痛苦

我們這一代內地青年，離鄉別井是很平常的事：生在A城、到B城讀大學、畢業後又到C城工作。我們像候鳥一樣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

「異地戀」一直是網上的熱門議題，因為你大學後與高中的小情人漸行漸遠，畢業回鄉或擇業時又必須現實地和大學女友分手。

從「逃離北上廣還是回到北上廣」、「要不要回家鄉發展」這種大命題，到過年要怎麼回家這種小問題，我們都關心。關於跨地域生存的所有波瀾，就這樣理所當然地鐫刻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

而我在面對香港的同齡人時，才體會到這種生活並非必然。

除了小部分人，多數香港年輕人就是生於斯，長於斯，求學於斯，工作於斯，死於斯。他們的意識中幾乎沒有「離開香港」這個選項。

他們永遠離父母很近；到二三十歲時，他們平日聚會的一幫好友依然是中學同學；年少時在一起的男孩女孩，就這樣交往下去直到結婚。這才是他們的理所當然。

這並沒什麼不好，只是這種生存狀態令我們看世界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在意識到這點的一瞬間，我突然感覺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就像一個小漁村」——我小心翼翼地尋找措辭，但仍怕傷害對方的感情。

「香港本來就是個小漁村啊，」香港朋友倒是坦然，一笑置之。

這話面對家鄉的朋友就不敢說出口，儘管異樣感受類似。

我曾回家參加以前的朋友聚會，幾個人里除了我，一個在教育局，一個在開保健品店，另一個在做微商。開店的朋友孩子快要上學，問著教育局的學校分配的事，做微商的把一些產品放在開店的鋪面賣，一邊問對方賣得如何。

席間人間煙火氣濃濃，我插不上嘴，而後一時無話，三個人聯機打起了王者榮耀。那一刻我看著他們覺得非常有趣，好像他們離我很近又離我很遠。

我當然不敢也不可能對他們有什麼「香港留學生優越感」，在座的收入應該都比我高，反而是現在的留學生、海歸都戰戰兢兢，生怕國內朋友誤會自己有優越感，一不小心就傷害了對方的民族自尊心。

倘若你和太神往地聊起自己在外的酸甜苦辣，怕還會被回贈一句：

「香港有什麼了不起？」

「裝外賓。」

只是那種感覺，和香港朋友聊天時的那種感覺，又在我心中閃現。

我後來和那些留美、留英的朋友提起，他們和一些一輩子沒離開過家鄉生活的英國、美國人聊天時，也有類似的感覺。

就好像生活在我們之間畫了一條線，把人分為「在異鄉真正生活過」和「沒在異鄉生活過」。

當你跨過那條線時，你看事物的方式就不再一樣了。你們覺得重要的事情不一樣了，關心的東西不一樣了，感興趣的內容不一樣了。

這不是那種「追求自我價值」老生常談，不是關於對柴米油鹽和主流價值的拋棄，這是一種價值衡量標準和觀察角度的脫胎換骨。

生活給你換了一雙眼睛，就如同科幻小說《三體》中，大難臨頭時從地球逃跑的艦隊。當他們飛離地球的那一刻，儘管生物上和人類依然一模一樣，但他們概念上已經成了另一個外星種族。

帶來這種改變的肯定不是收入。倘若生活的優渥是評判生活的唯一標準，那當代的異鄉人必然底氣不足。

而下一個被提上檯面討論的是「視野」。古人愛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倘若一個人走得遠，接觸了更多新鮮事物，自然「視野」就更廣。

我們總是默認，異鄉生活能夠讓人「見世面」，所以必然會有助於人的精神成長和世界觀塑造。這看上去邏輯簡單，但這種預設其實並沒什麼道理。

對新鮮事物的更多接觸，並不必然意味著思辨能力更強、想法更開放。

大概到這兩年我才意識到，改變我們眼睛的，不是「新鮮事物」這麼簡單的東西，不是你流浪異鄉，看到不同的膚色和語言，民俗和法律，就突然之間變成一個視野廣闊的人類。

改變我們的是痛苦。

是錯位與抽離帶來的孤獨和流離感，是身份重置時面對的認同迷茫，是那些跨地域生活必須面對的所有特殊痛苦，讓我們變成了另外一個種族。

人離鄉賤的身份錯位

跨地域生活本質上是一種人為的錯位。

你如同一個齒輪，把自己從你的舒適成長運轉中生生拔出來，安置在一個陌生的機械中，試圖重新找到嵌入的位置，開始轉動。

遷徙是橫亘在每個人面前的未知數，是一棵連根拔起的樹，從一個培養皿移植到另一個培養皿，從一種生存漂移到另一種生存。

在西方社會，父母的過多搬遷甚至被公認是對子女的一種童年傷害，因為孩子的生活環境、童年好友要全部更換，可能陷入孤獨、迷茫、空虛，乃至造成各種心理問題。

而我那些出國在外的朋友，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受過抑鬱的困擾。

幾年前讀過一個來港內地女孩的故事。

她覺得香港是個冷漠無情的金融城市，來港四年，得到的溫暖寥寥，後來染上抑鬱。有一天在連鎖餐廳吃飯，拼桌的本地大叔突然和她搭話，聊起自己的好幾份兼職：送外賣、賣水果、做後廚。大叔說香港是個壓力很大的城市。

她突然眼淚奪眶而出：「我覺得壓力好大啊。」接過大叔遞過來的紙巾，她放聲大哭。

跨地域生活的人對這種感受都不陌生。

幾年前一個深夜，我剛剛下班，坐在雙層巴士的末班車上，因為各種生活的不順利而泣不成聲，給遠在日本的阿依打了個越洋電話：「阿依，我很難過，能不能聽你唱歌？」

阿依一句話都沒有問，給我唱了一首溫柔的日文歌。直到掛電話，她也沒有問我發生了什麼。

我想這種默契近乎密碼，而同在異鄉的我和她無需過多解釋。

《西遊記》里，唐三藏被烏雞國僧人冷待時說：「人離鄉賤」。

對於高官或者富豪子弟來說，這意味著赤裸裸的國內資源無法變現：在大唐王朝前呼後擁的御弟聖僧，虎落平陽時只能被妖僧冷落；在國內含著金鑰匙的孩子，離了家可能只能當個有些錢的「普通市民」。

而對於更普遍的中產移民、留學群眾而言，「人離鄉賤」四個字，包含的是更真實的切膚體驗：為了煉開天眼，你一腳踏進這條冰冷的河流，行走江湖，自插一刀。所有的情緒都獨一無二。

這種情緒的海平面之下，則是當你獨在異鄉為異客，面臨身份認同、社會位置的擺放時，需要面對的自我認知衝擊。

田頁在歐洲讀政治學時，曾經對我說，他覺得中國學生不宜到外面讀本科。

「我覺得應該讀碩士才出去。年紀小的人價值觀不穩定，在外面遇到一點逆境，很容易變成一個激烈的地域主義者。」

當你在家鄉生活的時候，民族認同或者家鄉認同從來不是一個首要問題。除非是和網友吵架，你平時不會突然昭告「我為我是一個山東/福建/中國人感到自豪」。

而當人客居異鄉時，地域身份認同會突然在你的生活乃至生存中佔據重要的比重。

有評論者曾以俄國歷史舉例，被沙俄和蘇俄驅逐到西歐的知識分子，後來反而普遍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因為當一國的人移居海外後，他們需要將民族主義作為認同資源，以緩解被排擠在當地主流社會之外的失落感，增進同族群移民圈子的凝聚力。

因而他們竟然會產生比留在本土的族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你肯定也見過天平中另一個極端。

為了能夠融入生活圈子，有的人會迅速全盤接受生活地區的一切文化和價值觀，討好本地居民，乃至於對原生地表現出唾棄和抨擊。

我們將前一種人稱為海外留學生小粉紅，後一種人稱為崇洋媚外。

但這背後起作用的，恐怕心理因素多於價值立場。在外生活，面臨身份錯位與落差，人總需要調整位置以重新達到平衡。

香港的本地朋友總愛問我：你覺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了？

而我把這個問題歸入了那條跨地域生活之線的另一端——因為我從未為這個問題困擾過。

我為什麼一定得是某一個地方的人？又或者，我能不能同時是很多個地方的人？正是這種亦遠亦近的抽離感，讓我不再用人們約定俗成的地域標籤來定義自己。

所以，我想我找到了面對身份錯位時真正的平衡。

活在別處，就是活在未來

這是跨地域生活的掙扎教給我們的思考方式。而這恐怕也更接近未來的思考方式。

一個科幻網站曾經設想過一種未來人的樣貌：TA看上去混合了全球幾乎所有不同種族的特徵，又完全看不出更像哪個種族。

現代意義的全球化至今已經50年，人類遷徙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而跨地域生活的人口在世界級別上也在增加。

民調機構 GlobeScan 在2016年的身份認同報告，結果顯示全世界越來越多人認自己為「世界公民」。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人：71％的中國人、73％的奈及利亞人、70％的秘魯人和67％的印度人均認同自己是「世界公民」；56％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民眾首先認同自己是「世界公民」，其次才是「某國公民」。

在打開自己雙眼的同時，跨地域生活的人在重新定義游牧民族，而他們的認知，他們的矛盾，他們的視角，將成為下一個時代的主要故事。

我們四個人上一次碰頭的時候，大家還在考慮回不回國的問題。

然而當我們跳脫出現實的瑣碎，宏觀一點考慮人格成長這回事時，「回不回國」其實也不是重要問題。

問題不在於你要不要留在別處，成為別處的人，而在於你是否曾真正走出去過，並且認真地把腳踏進那條河流？最重要的是，你沒有為自己設定一個歸期。

因為你我其實都清楚，如果出走附帶著倒計時，那你只能是一個蜻蜓點水的過客。

首先你要真正把腳踩進去。不擔心亂石或水蛭。你擁抱跨地域生活給你的快樂苦痛，並花時間愛自己，感知自己內心所有細膩的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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