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作家學寫作：蔣新分享散文寫作的兩個密碼
蔣新
為淄博礦工群體塑像
距離淄博中心城區約30公里，在淄川杜坡山路附近有個淄博煤礦展覽館，這是山東省第一個礦業展覽館。這兒有個建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礦工墓，共536具屍骨，其中最小的年僅十三四歲。他們都是同一天死亡——1935年5月13日。
65歲的蔣新用文字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這些「屍骨軀體都呈恐懼狀、掙扎狀……嘴巴一律張著……」蔣新相信，這些張開的嘴一定有無聲的吶喊，他想讓活著的人們聽到那些消失的聲音。「歷史不應該沉睡，我有責任替沉默者發聲。」蔣新的《黑與紅》反映出淄博礦區產業工人集中，所以爆發反抗、參加抗戰是必然趨勢。
可以說，《黑與紅》就是黑鐵山抗日武裝起義的前傳。
紀實筆法寫鬼魂故事
4月14日，在蔣新家裡，他告訴記者，在《黑與紅》裡面，自己記錄了很多聳人聽聞的事件，比如博山謙益祥貨棧鬧鬼事件。這些本土元素觸發了讀者的閱讀慾望，有讀者曾連夜讀完了這本書。
1937年12月30日，日軍佔領博山城。他們來到博山的第二天，就製造了謙益祥慘案。當時，日軍架起機槍朝人群掃射。「這是博山人第一次看到機關槍竟然沖著老百姓掃射！」
蔣新聽說淄博當地文化名人王顏山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與另一位文化名人昃如川先生對這樁慘案進行過詳細的調查。於是，他登門拜訪王顏山，請他講述當年調查的情況。在交談中，蔣新對其中一個「捉鬼」的細節印象深刻。
「王顏山先生說，那是在1949年剛剛解放的時候，自從慘案發生之後，這裡一直無人居住，據說是鬧鬼。當時有公安局的一位領導，帶著幾名幹警深夜來到這個地方準備抓鬼。」當天晚上，屋裡的公安戰士果然聽到屋外窸窸窣窣的聲音，同時窗外還有好幾雙綠色的眼睛也撲閃起來。「當時，帶隊的人立即拔出槍來，推門而出。哪裡有什麼鬼，原來是野狗、獾等動物在作怪。」
蔣新把這個故事記在這本書中，「當年慘死在這裡的百姓，鮮血滲入地下，十幾年來，這裡一直瀰漫著一股血腥氣，將嗅覺靈敏的動物吸引來了。」這個讓人不寒而慄的細節，激發了讀者對當年慘案現場的想像。
謙益祥慘案紀念碑，後面就是當年發生慘案的貨棧，現已拆除。
記憶的碎片構成宏大圖案
《黑與紅》整本書28萬字，蔣新寫了26個月。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這不是一個高產的象徵，但是對於一個在那段黑暗歷史中摸索真相的人來說，每個字都要非常堅實。「我這本書，是用嘴問出來的，也是用腳走出來的。」
在開始著手整理材料時，蔣新意識到，那段80年前的歷史，可供自己參考的資料是在是太少了。最重要的是，那些長眠地下的亡魂沒有留下隻言片語。
「該如何替習慣沉默的鄉親傾訴，如何表達壓抑不住的出離憤怒？」蔣新在書稿中寫下這樣一段話表達自己的苦悶。他決定重新探訪那些礦工的後人，尋找那些即將消失的線索，傾聽即將消失在虛空中的那些隻言片語。
蔣新兩年多來，多次出入礦區，徘徊街頭，找人聊天，尋找線索。一天，他在洪山鎮三馬路上轉悠的時候，遇到一位老人。「上去一攀談，沒想到，對方十分健談，而且還是淄川印社的社長劉永寬，他對洪山一帶歷史很有研究。」他告訴蔣新，僅僅在淄川碳礦北工廠和洪山村這一片狹小的區域，就有來自24個省的居民。這一句話，一下拓展了蔣新的思路，原來有這麼多外地人來這裡討生活。
「煤礦工人苦難言，下井如進閻王殿。乾的牛馬活，吃的豬狗飯。」蔣新本身就是礦工子弟，煤礦生活從小就融進了他的血液，「打我記事起，礦工們上下班就是兩頭不見太陽，天不亮出工，回到家日頭已經西沉。更不要說舊社會了，那個時候，礦工們都是兩塊石板夾一塊肉討生活，多少有一點辦法，就不會下煤井。」
蔣新通過大量走訪了解到，被壓榨的礦工們，也有自發的抵抗。不過，這些抵抗顯得非常虛弱和消極，比如用磨洋工和往煤炭中摻假的方式。1943年，礦工張勤三在井下工作了24小時之後，領到了三斤高粱橡子面窩頭的工錢。張勤三跟工友說，「家裡還有孩子等我帶糧食回家。」由於兩天沒吃飯，結果張勤三死在回家路上。
這種消極抵抗和不抵抗的方式，隨著王盡美和鄧恩銘的到來，發生了改變。蔣新根據大量調查發現，當時，王盡美兩人並沒有直奔淄川，而是先來到了博山安上的沙子頂。
王盡美和鄧恩銘的到來，給黑色的煤井下，帶來了一抹紅色。在蔣新眼裡，這一抹紅色照亮了煤礦工人們的幽暗的日常，書名《黑與紅》也由此產生。
魯大公司。
《黑與紅》可看做黑鐵山起義的前傳
蔣新記錄了一個細節，一個煤礦把頭經常欺負礦工，為了警告他，礦工們在他家門口安裝了一隻「錫壺炸彈」。由於威力比較小，把頭並沒有被炸死，但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欺負別人。
蔣新說的這隻「錫壺炸彈」，讓人聯想到黑鐵山起義部隊裡面那些參加革命的礦工，他們會挖地道，懂得使用炸藥，後來成為人民軍隊的中堅力量。聯想到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在礦區的活動，蔣新的《黑與紅》可以說是黑鐵山抗日武裝起義的前傳。
蔣新來自淄博礦工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和兄弟都是煤礦工人。他的散文《一雙三十年沒握的手》，就是寫自己弟弟的。「那是真實的，他做手術住院的時候，我去陪護，我心裡很難受。孩子買房沒錢，他打了兩份工。這都是真實的事情，真實的感情，是真情實感。《黑與紅》是我第一個長篇報告文學，之所以選擇寫礦工、礦山，那是因為我對他們太熟悉了。」
「我的父親是煤礦上的一把算盤，他喜歡讀書，見到書就買。這給我一生影響巨大。」蔣新說，解放前父親曾經從淄川買過一本魯迅的書，但當時就被人盯上了，因為魯迅的書是禁書，最後為了安全，不得不在途中把書扔進了孝婦河裡。「我上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曾經送給我一本書。」
受到家庭環境和求學經歷的影響，蔣新建立了對書籍的熱愛。蔣新有個習慣，無論走到哪裡，隨時都會拿起一本書來閱讀。這個習慣造成了這樣一個情況，他家裡每個房間都有一個書櫥。大量的閱讀讓蔣新獲得了深厚的涵養，他的文字也如同他的人品——沉靜而寬厚。
解開散文寫作的兩個密碼
以散文而聞名全國的淄博作家，蔣新是其中一位。他長期為《散文百家》和《山東文學》等文學核心刊物撰稿。由於這些權威雜誌的認可，蔣新也把淄博散文的創作，推向了一個國家級水平。蔣新的散文多次入選中國散文年選本和中國散文經典選本，可以說，蔣新讓當代中國散文有了「淄博文本」。
蔣新認為散文有兩大底色，真實和在現場。其實，這也是散文寫作的兩個密碼。打個簡單的比方，舞劍的高手演練過太多花俏招式之後，最驚人心魄的雷霆萬鈞之勢，往往也是最簡單的橫掃和豎劈。真實和在現場，其實就是語文老師最初教給學生們的「真情實感」。
蔣新曾經做過很長一段時間語文教師，大學畢業之後，他就一直在教語文。他教的語文曾經被教務科長點名「批評」，讓他注意一點，不要讓學生因為太喜歡聽語文課，而耽誤了別的功課。
「心端上沒有的，筆端上也不會有。」蔣新說，寫散文要給予讀者以既視感。如果文章連自己都感動不了，肯定也無法獲得讀者的認同。
「真實和在現場，兩者並重，缺一不可。散文和小說不同，小說以故事打動人。那種自我膨脹的寫作讓人接受不大了，文章發出來是讓人看的，毛姆說，閱讀是一種享受，這種自我膨脹的寫作讓人享受什麼？比如一杯茶，你要品咂其味道；比如文石，你也要看出其特點；文章也是一樣的道理，你總要在閱讀之後，琢磨出一點心得吧？」蔣新說，不管作者寫的是自己的情感，還是在談自己的發現，總要有真知灼見，獲得他人認同。
就像這本《黑與紅》，蔣新獨自走進那段幽深昏暗的歷史，他用感情點燃了文字的火把，相信，每個人都會看到那些被文字所照亮的幽暗深處。
《黑與紅》是淄博市第一部反映煤城工運與抗戰的紀實報告文學。
1899年10月10日，德國14家大銀行投資興辦的德華礦務公司成立，總部在德國柏林，青島設經理處，主要任務就是在膠濟鐵路沿線30里內勘探、開採煤炭、金屬、石油等礦物資源，主經營坊子、淄川煤礦和金嶺鎮鐵礦。
一九三五年北大井透水死難礦工名單
2011年9月，淄礦集團公司決定重新整修淄博煤礦展覽館，並對北大井透水慘案死難礦工墓進行修復。組織人員對死難礦工進行調查，走訪礦區方圓六十公里的16個鄉鎮，136個行政村莊，調查了解群眾3500餘人次（其中80歲以上老人916名），查訪到當時遇難礦工303人。並設立死難礦工紀念牆，將名單鐫刻於牆上，以示對死難者的沉痛悼念，同時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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