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革命敘事」中的洋務：1978年前（上）

原標題：馬勇 | 「革命敘事」中的洋務：1978年前（上）

- 內容提要 -

近代中國的問題千頭萬緒，但論其主題，就是中國能否從農業文明中走出，從傳統中走出，重建合乎世界潮流趨勢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九世紀晚期的洋務新政，乃中國現代化的起步，最具意義。

然而，二十世紀的政治紛爭，使這場現代化運動在不同話語體系中有了不同價值，「現代化敘事」高看了洋務新政，而「革命敘事」則不以為然。「革命敘事」中的洋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其意義何在，有哪些調整，還是很值得注意的學術史話題。

關鍵詞：洋務新政 帝國主義 現代化

1861年，恭親王以留守大臣身份處理完與英法聯軍衝突後，領銜上《統籌全局折》。這是十九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發展史上一份重要文件，由此開啟洋務新政歷史進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意味著中國終於漸漸脫離了傳統，轉身向西，開始了學習西方的艱難歷程。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變化，是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

圖片來源：武林網

這場持續三十多年的現代化運動，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問題，甚至根本缺陷，但這場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凡意義。至1949年，中國主流歷史學家並沒有人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的意義。然而此後，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現代化運動在「革命敘事」中漸漸負面化，甚至一度「反動化」。

至1960年代初，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特別是經歷了1958年經濟大折騰、大倒退後，政治上開始了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調整，中國近代史學界自覺不自覺配合著政治，對洋務新政開始了一段比較實事求是的評述。

然而不幸的是，毛澤東很快又離開了經濟發展的主軸，又開始大講特講階級鬥爭，於是1960年代初期對洋務運動比較公平的研究煙消雲散，一些研究者甚至因此而獲咎，在稍後文革浩劫中蒙受不白冤屈。

重新梳理「文革」前十七年特別是1960年代初期洋務運動研究「小陽春」及稍後的寒冬，不僅有助於當代中國歷史的探究，而且對於重新理解洋務新政在中國現代化史上的意義，重構現代化敘事，均具有一定意義。

01

傳統敘事：洋務的得與失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由於這場運動是在中國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方才發生的，被動、不得已，以及無法全面、整體地學習西方，也就成為必然之勢。

因此等到甲午戰爭發生，朝野各界對洋務運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這場運動沒有尋求中國整體性的轉型，沒有在中國經濟增長、變化的同時，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適時引進位度變革。

同時，由於洋務運動是中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相結合的「複合文明」的開始，中國缺少足夠的工業資本，傳統的商業資本也沒有適時轉變為工業資本，因而至洋務運動終結，中國自主的工業基礎並沒有真正建立。

更缺少一個堅定的中產階級、中堅階級，洋務運動的主體，主要的就是政府壟斷的那些軍工企業，儘管有一些官督商辦的企業，但這個時期的企業主體並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以自由經濟為主，以純粹的商業資本、工業資本為主。

這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深層原因，也是清末最後幾十年中國知識界的一般看法，他們對洋務運動有不少批評，但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的進步意義。這樣的言論，散見於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忠等洋務知識人群體中。他們通過自己的經歷檢討洋務運動的不足，因而他們也就不會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

對洋務運動給予嚴厲、尖刻批評，就時間而言，主要發生在甲午戰爭之後，畢竟中國輸在了這場不對稱的戰爭中，讓國人大跌眼鏡，看不懂。戰前，很少有人相信中國會失敗，假如戰前有冷靜估計與預測，相信國人不會支持為朝鮮前途而戰，而會支持朝廷像十年前處理越南事務一樣，既適度履行宗主國道義責任，又把握機會及時抽身。

甲午戰前，幾十年經濟增長、軍事發展被嚴重誇大、高估了，讓朝野各界很少人不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夢幻中。甲午一戰，讓洋務三十年增長真相完全暴露在國人面前，聲討洋務新政只變其末不變其本，成為那時維新思潮主旋律。

至於批評者，大致而言，也主要是體制外，或者說並沒有直接介入洋務新政的「逍遙派」、「旁觀者」、無關緊要者，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以及孫中山等，到現在也很少看到洋務新政組織者、領導者如此深刻的自我批判與反省。

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孫中山等人對洋務運動的批判，深刻規範了後來的洋務運動研究，他們指責洋務新政堅守「中體西用」延誤了中國歷史進程，耽擱了現代化的發展，讓中國喪失了政治變革的良機。

最典型的評論，莫過於梁啟超充滿激情的《李鴻章傳》：

李鴻章所以為一世俗儒所唾罵者以洋務，其所以為一世鄙夫所趨重者亦以洋務，吾之所以重李責李而為李惜者亦以洋務。謂李鴻章不知洋務乎？中國洋務人士，吾未見有其比也。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吾一言以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洋人之所務者，僅於如彼云云也。

梁啟超的這段批評，是後世討論洋務運動的經典依據，大多責怪李鴻章，責怪洋務運動只變其末不變其本，只知道堅船利炮而不知道制度改良的所有言辭，大多由梁啟超這段詩一樣的語言演義。

其實，如果設身處替李鴻章這批洋務新政主導者想想，他們真的不知道「國務」，不知道西方富強背後還有制度、文化、文明的支撐嗎？顯然不能如此武斷。

馬建忠▲

我們知道，早在1877年，正在歐洲考察的馬建忠，就給李鴻章寫過一封長信，詳盡分析西方富強的制度因素，明白將西方富強歸因於教育，歸因於議院制度：

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

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為不謬也。

也就是說，李鴻章早在1877年就知道梁啟超後來知道的這些道理，知道西方的富強可能並不是簡單的堅船利炮，還有教育、制度。但是，為什麼李鴻章這一代領導人沒有將這些認識付諸實踐，讓中國像日本一樣轉身向西，構建一個西方化的制度框架呢？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還必須回到當時的時空，明白當時的中國與二十年後的中國近乎完全不同。1877年，也就是洋務運動開始後第十六個年頭，必須承認，在過去十幾年，中國充分消化西方技術，逐步構建了一個初步的近代軍事工業體系，中國在國家主義主導下，發展神速，其效益、速度、變化，遠非日本自由經濟所可比擬。

也就是說，梁啟超在洋務運動終結後，在李鴻章去世後所看到的問題或許是個真問題，但這個問題在1877年，甚至在洋務運動晚期幾乎不存在。相反，洋務運動利用國家主義模式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壟斷資源、壟斷對外貿易及一切交往，效益優先，在這樣的體制中獲得了最完美的體現。

在這樣一種歷史情境下，要求李鴻章那代領導人超越性地預見體制弊病，是不是太過苛求？在李鴻章那一代洋務新政領導人看來，「中體西用」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他們智慧的結晶。

他們發自內心相信中國在轉身向西學習西方的時候，沒有任何必要像日本這樣歷史短暫沒有文化積累、文明背景的小國那樣，盡棄其學而學焉。中國有選擇地學習西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是一個正確選擇。至於中體與西用的比例究竟如何拿捏，他們也沒有給出一個一成不變的信條。

在他們看來，中國對西學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沒有必要畫地為牢，也沒有必要上來就說什麼「全盤西化」，而應該實事求是需要多少學習多少，當中國到了確實不變不可的地步，「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承認向西方學習是一股不可阻擋的進步潮流。這是「中體西用」口號最權威闡釋者張之洞的解釋。

張之洞▲

根據「中體西用」的原則，張之洞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學習廢科舉、改學制、開礦藏、修鐵路、講求農工商學、發展近代工業的計劃、主張，這些主張、規劃，在張之洞那一代洋務新政領導人看來不存在任何衝突與障礙，中國對西學的需求，要必根據需要逐步調整，中學與西學的比例，沒有任何預設的限定。

由此反觀1861年後的中國，西學的內涵與外延確實在不斷調整著，最初只說堅船利炮，過了不久因為與世界交往，必須講究國際公法，於是中國人毫無滯礙地引進「萬國公法」，接受國際規則。

張之洞說：「近來萬國輻湊，風氣日開，其溺於西人之說，喜新攻異者，固當深誡。然其確有實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採，以濟時需。」

中國接受西學的範圍、內容，沒有前置條件，沒有理論預設，要必以中國實際需要，要必「以資自強而裨交涉。」平心而論，這樣的主張算不上保守，算不上不願學習西方，更算不上樑啟超所說的只知洋務而不知「國務」。

張之洞那代人從實用主義立場看待西學，並沒有為西學劃定界限，只要合乎中國需求的，都可以學，而且必須學。但問題的關鍵，或梁啟超內心深處的關切，是為什麼不能在那個時候開放政治，讓中國走上日本式的政治變革之路呢？

梁啟超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已在李鴻章去世後，中國那個時候正在《辛丑條約》之後從事新政，但是此時的新政依然沒有顧及政治體制變革，依然沒有將議會、議院制度納入改革範疇。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為什麼馬建忠幾十年前就提及的議院制度遲遲無法在中國變成現實呢？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梁啟超的提問並不錯。

對此，看看張之洞的解釋。張之洞說，議院制度、議會制度在西方或許是一個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設計，甚至也是日本明治維新沒有辦法迴避的一個問題。但是，中國的政治架構與西方，與日本都不一樣，至少直至此時，張之洞依然認為中國固有政治制度容納了西方議院制度的好處，而又克服、預防了西方議院制度的壞處：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朝廷所樂聞者。

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慾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我們過去說張之洞這樣的解釋正足以說明其政治上的保守，其實仔細想想，當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獲得充分發育，沒有一個獨立的中產階級的情形下，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設計，不是早就容納了一切不同聲音了嗎？

士大夫階層如果真有真知灼見，即便沒有向朝廷直接發言的權力，中國傳統制度架構中依然有各種各樣的補充規定，有秩序的政治參與，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中，什麼時候被嚴厲禁止過？

02

「革命敘事」：洋務的問題

在中國革命發生前，或者說在清朝結束前，中國歷史學，甚至包括中國政治家在內，雖然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孫中山等人對洋務運動多有非議，但就其總體而言，並沒有誰從根本上否定洋務運動對近代中國的意義，總體上肯定洋務新政是中國轉身向西的起點，也就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

事實上，後來中國的全部變化，無不可以追究到這場運動。因此，即便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他們的早期作品中，也並不否認洋務運動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進步意義，儘管可能存在著一些問題。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的變化，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發產生的結果，而是外部力量，即帝國主義、外國列強強行進入的結果。由於是外部勢力的強行進入，由於在其最初階段並不是發自中國社會內部的需求。

因而中國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沒有足夠的市場、資本，人民沒有力量接納西方的工業品，更沒有剩餘的資本構建自己的工業體系，所以中國走上世界的第一步，不是以平等的資格登上世界舞台，而是成了西方資本、技術的市場、接納地，外國商品的巨大輸入，外國資本巨大進入，漸漸地在中國社會培養出一個很奇怪的階級，即買辦資產階級。

由於中國社會自身力量不具備，中國在那個時代所能產生的企業，也就只能是以國家資本主義形態出現的國有企業，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經濟形態的企業。在這些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十九世紀中期發生的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不足缺陷。

但是，這場運動畢竟引進了最早的西方技術、企業和資本。至於洋務運動的目的，馬克思主義者基於階級分析，理所當然認為是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是自救，而不是自殘。這是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必須這樣做的，不足為奇。

何干之▲

與前述看法比較相像，何干之稍後也對洋務運動給予積極評價，以為由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相繼主導的洋務運動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與後來的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等具有同樣的意義，「都是與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機構、政治形態，與中國資本主義，相互適應的啟蒙運動」。

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次思想啟蒙運動，洋務運動的意義在於讓那些一貫崇拜聖帝明王的人在思想發生一次巨大變化，對於「妄自尊大的天朝」，真正發生一次警醒，真正意識到中國確實到了不變不行的地步。

中國人沒有在英法聯軍撤退後，在《北京條約》簽訂後，像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那樣，重回安逸的田園生活，繼續享受農業文明的寧靜，而是戰爭剛結束，在太平天國動蕩還沒有完全平定時，開始轉身向西，學習西方，尋求富強。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變，是中國人思想觀念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根據何干之的看法，洋務運動主導者在激烈社會變動中，看到了中國文明的根本弱點，看到並承認西洋文明的威力與長處，天朝上國的迷思第一次被真正打破，夜郎自大的自我陶醉從此遠去。中國文明再出發就此開始。這確實是中國歷史一次不得了的變動，此後中國所有變動，都能從1861年找到萌芽或種子。

當然，何干之如同梁啟超以來的思想者一樣，在讚美洋務運動的同時，也不忘這場運動的天然局限，以為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那一代人還是無法擺脫歷史的、階級的弱點，做夢也想不到中國的改革必須從根本處著眼，必須以政治上的改革作為根本。好像是沒有政治上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增長。

很顯然，何干之這樣的看法是以「後見」說「前見」，沒有用心體會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那一代人為什麼那麼相信「中體西用」，相信中國文明的終極價值。

接續何干之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評論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不少，大致上說在二三十年代背景下，在經過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之後，各家各派對近代中國的認識漸趨一致，或比較接近，因而在談到洋務運動時，大致上也都是何干之這樣的兩點論，肯定的部分居多，否定的部分也有。

呂振羽▲

比如，呂振羽在1940年發表的《創造民族新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方面比較充分肯定洋務運動的進步意義，以為這場運動儘管不帶有革命的性質，儘管只是清朝統治階級的一種自我挽救運動，但在客觀上，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向西方學習，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因而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不過另一方面，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洋務運動囿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局限，刻意維護舊的綱常倫理，維護舊的統治秩序，因而在洋務運動幾十年間，幾乎始終充滿著新學與舊學、學校與科舉，甚至反動與進步的激烈爭論。

洋務運動之所以在後來經不起甲午戰爭的考驗，之所以失敗，在呂振羽看來，就是變革不徹底，只注意經濟增長、軍事強大，而忽略了政治體制、文化建設，以及思想觀念的改造。

如此溫和的兩點論評價並沒有持續下去。1944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在延安發表《漢奸儈子手曾國藩的一生》，用犀利的筆法將曾國藩描繪為「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揭露曾國藩的「偽善喬裝」。

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主要發起者，主要領導人，否定了曾國藩，也就勢必否定了洋務運動。這是一個必然邏輯，在范文瀾看來，曾國藩的「偽善喬裝」，主要也就是學習西方，引導洋務。

范文瀾▲

范文瀾的這篇文章原作於1943年，1949年、1951年兩次修訂再版，後來編輯的《范文瀾全集》文集卷沒有收入這篇文章，或許是因為這篇文章的觀點太過偏激，不像大史學家「范老」所為。其實，這是後來者的多慮，范文瀾始終對這篇文章沒有什麼後悔，始終覺得很滿意。他在1954年8月為《中國近代史》第九版撰寫說明時專門強調：

《漢奸儈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近百年來反對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為「聖人」，以為麻醉青年、欺騙群眾的偶像。為了澄清當時一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儈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出來的。

范老並沒有因為到了「新中國」對這個看法有所改變，他反而將這篇文章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附錄，以為其中某些部分可與《中國近代史》相關部分相互補充相互發明。

1944年的中國，正值抗戰晚期，勝利在望。但恰當這個時候，國共合作也遇到了嚴重問題。實事求是說，國共兩黨都想主導戰後中國。按理說，這種和平競爭對於國家來說是好事，並不是壞事。

主義的競爭，新觀點新看法層出不窮，總會有助於國家發展。因此，國共兩黨在整個抗戰時期，即便最同舟共濟的時候，他們在基本政治理念、建國方略上依然有很大差異，始終處在一種競爭態勢。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中共的政治綱領。或許是這種無形壓力，蔣介石在這之後不久找陶希聖捉刀代筆於1943年3月發表了《中國之命運》，提出自己及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及戰後安排大致設想。

國共兩黨不僅在抗戰最關鍵時刻發生了一系列軍事摩擦，而且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領域更加水火不容激烈衝突。如果從思想史層面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充滿新的言辭、理想，比如期待建設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與文化，表面上看與「舊民主主義」有很大差別，其實蔣介石、國民黨高層當年如果能仔細體會毛澤東的心情、用意，如果能「換位思考」，應該注意到《新民主主義論》並沒有刻意擴大國共兩黨的政治分歧。

相反在儘力尋找兩黨在政治上的共同點、相似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認為，與其說《新民主主義論》刻意立異，不如說是毛澤東提交給蔣介石的一個「要求清單」。蔣介石如果善意理解了這一點，抓住機會重建兩黨都能接受的新政治形態。這是抗戰時期一次難得機遇。

蔣介石▲

然而，蔣介石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小人之心」推測蔣介石的心情，他或許覺得毛澤東的才華不得了，作為中國當時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反對黨，而且是擁有武裝的反對黨。

蔣介石對毛澤東的言說當然不敢小視，不僅沒有小視，反而可能高看一層，因而為時不久他就讓當時中國第一流大學者陶希聖代筆《中國之命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氣勢上、理念上，甚至學問基礎上，都蓋過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在《中國之命運》中，蔣介石沒有圍繞著什麼「新」去做文章，相反，蔣介石將要點放在「舊」字上，一切都往「舊」上回歸，強調國民道德的信條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未來中國的立國之道是禮義廉恥、八德四維。很顯然，蔣介石在這部綱領性的政治宣言中將自己形塑為中國道統的當然繼承者，不經意間獲取了道統、法統的正當性。

又有甚者，蔣介石這部《中國之命運》本來是接著或者說是受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刺激而成的，但蔣介石完全無視了毛澤東的討論，但卻毫不客氣地將「短線政治」放到這個大主題中討論，一再批評中共擁兵自重，割據地方，破壞團結，反對革命，妨礙統一，破壞抗戰，指責中共就是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的混合體，是戰後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

蔣介石對中共的惱火、批評，也不能說毫無理由，但蔣介石在那個時候太過自信，太輕信了幕僚班底對中共的認知與分析，忽略了中共高層、毛澤東真誠合作的一面，因為在那個時候，中共的力量，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甚至包括與蘇聯的關係，都使中共、毛澤東不可能像幾年後那樣可以與國民黨平分天下，進而爭奪天下。

1940年代初期的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要表現出不一樣，其實想透了不過就是想在蔣介石這裡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報價，提醒蔣介石不要過於輕視了中共。中共的這些想法在蔣介石那裡沒有獲得積極回應，反而引來了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中這樣的羞辱。

於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發表後，在延安，在中共統治區，迅即引發激烈反響。中共理論家除了正面回擊蔣介石的「誣衊」、指責、批評外，像范文瀾這樣的「紅色歷史學家」很自然地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參與這樣一場無法迴避的文字論爭。

蔣介石不是反覆論證自己就是中國道統的當然繼承者嗎，不是一再鼓吹中體西用嗎，不是一直崇拜曾國藩，並處處仿效曾國藩嗎？於是，范文瀾和中共歷史學家在1940年代不得不從歷史切入，重評中體西用，重評洋務運動，重評曾國藩，重評歷史上蔣介石提及的一切人與事。

因為現實政治的需要，范文瀾這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得不改寫近代史，不得不放棄更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洋務運動的大致肯定，轉而基本否定，部分肯定。在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眼裡，先前正統史學家、新史學讚美的「中興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都有各自的問題，都是「漢奸儈子手」。

這些所謂「中興大臣」明明為了幫助滿人政府鎮壓漢人的反抗，他們所謂的自強運動，所謂洋務新政，即便取得了一些成就，製造出來一些近代化的槍炮，但其目的不外乎為了更便捷地鎮壓革命、鎮壓反抗，並無對外抵抗、自衛的企圖。洋務運動只是滿人政府的自強，並不是中國的自強。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是著名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張之洞開辦各種工廠尤稱出色，但絲毫不見『富強』的實效，重要原因就在軍閥官僚把持機器，規定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阻止機器與民間資本結合。洋務派愈『富強』，必然是人民愈貧、國家愈弱。」

在范文瀾看來，洋務新政導致了分裂割據，極大加深了中國殖民化程度，加劇了人民苦難。范文瀾的論證與敘事邏輯，今天看來很難理解，以為有非歷史主義嫌疑，沒有知人論世，沒有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兩點論，沒有辯證法，更不要說溫情，不要說敬意。

其實，從意識形態衝突觀點看，那個時代許多看法只是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重新思考的可能，並不是提供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更何況中共這個時候還處在革命階段，還不知道執政是什麼滋味呢？

造反者的理論與執政者的言論不可能一致，即便到了民主時代，執政黨與在野黨在許多問題上也並不是都有共識。這是可以理解的一種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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