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尋民族的文化脊樑——鮑鵬山《風流去》解讀
中華民族是早熟的民族，早在2000多年的先秦時代就已百家爭鳴。先秦諸子面對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各盡所能的尋求著治癒這個社會的良藥，甚至等不及後人的實踐，親身力行之。但這千百種嘗試最終「定於一」，隨著秦的統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一統」模式成為了中華的共識，社會自身也逐步從貴族社會（先秦以前）、世族社會（南北朝以前）向平民社會轉變。
這種平民化的變革提升了廣大民眾的社會地位與行動自由（較之之前的為奴高一些），但因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政府對民眾無公共教育之義務，有限的教育資源被特權化，在貴族社會、世族社會制衡皇權的士人在平民社會中通過科舉成為「盡入彀中」的統治附庸，風骨漸失、風流終去，文化脊樑被壓彎，直至晚晴「萬馬齊喑」之境況。
本書起於先秦諸子，終於魏晉，上溯歷史長河，以各時代中最耀眼的文化人物的命運為線索，重現了文化脊樑在這重壓下漸漸彎折的過程。
本書作者鮑鵬山，用其豐富的歷史、文學知識及流暢的文筆，為我們曆數了先秦至魏晉中的千古風流人物。此書重點，並不僅在於回顧這些歷史風流人物的成敗榮辱，更多在於評判其思想的深刻與否，及其思想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
作者在書中流露出些許悲觀主義，這悲觀主義的背後是他觀察到在權力愈發集中的環境下，士大夫獨立人格不斷被摧殘、日漸衰微後的不甘。他所希冀的，是一個剛毅正直、不沉溺於現實的物質奢靡與權力紛爭、對真理與正義有追求的民族精神，以及基於此群體精神中衍生的個人獨立人格的復興。
本書對各歷史人物的評判主觀色彩極強卻伴著冷峻的審視，對作者所評述的人物，不再做過多評論，輯錄其中精彩語句如下，供大家感受，若有興趣，可閱讀原著進一步體會。
老子，顛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學。
老子出關而去，是一件嚴重的事件，它表明我們已經不配受哲學的引導。而我們自己，由於迷醉與迷失於物質世界，也可恥的放棄了哲學。
人們看多了罪惡，不是與世同濁，心腸隨之冷酷，便是脫胎換骨，超凡入化，蛻化出一顆大慈大悲的心靈，通過老子的遺著看，好像他就兩者兼而有之。
文化的本質使命即是批判。
孔子，黑暗王國的殘燭。
當混亂的歷史有了理想與方向時，混亂就不再一無是處，相反的往往顯示出一種蓬蓬勃勃生機無窮的魅力。
孔子說，不正因為天下混亂無道，才需要我們去承擔責任嗎？假如天下有道，還需要我們嗎？
影響歷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寫歷史。
墨子，向帝國挑戰的劍俠。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劍俠，最偉大的劍俠！
墨子有著中國古代對道德問題最好的見解，道德的本質乃是利益之保障，或是利益實現的最方便的途徑。
孟子，王者師與大丈夫。
在孔門的歷代弟子中，屬孟軻先生最為有鬥志，有幹勁，有熱血，而又最無私心，無渣滓心，無勢利心，一句話：最無小人心。
孟子把孔子的倫理思想演繹為一整套的政治構想，完成了由學術向政治的過渡。
孟子的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政治構想必然與專制政治狼狽為奸。因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治必然是專制政治，而專制政治也必道德為基礎。
人性問題，無論是性善還是性惡，都缺乏足夠的理論知識，這極有可能是一個不能證明的問題。
說人性善，只能祈求人們向善，他相信人的自我道德約束，最終導致的是政治專權。
莊子，永恆的鄉愁。
莊子哲學，專在破執。
在莊子眼裡，這個世界微不足道如草芥，虛張聲勢如小丑。
先秦時代主要有五種人格理想：墨子的苦行俠人格，赴湯蹈火，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楊朱的貴我人格，絕對自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的大丈夫人格，鋒芒畢露，正義在胸。荀子的君子式人格，平和公正，循規蹈矩。再有一種便是莊子式的人格了，獨來獨往，不吝去留。
莊子要求社會適應個人。他堅定不移的認為，假如一個社會是道德的合理的，正義的，是生機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麼這個社會就必須儘可能地為個體提供自由與發展的條件。
荀子，養在深閨人未識。
荀子，把興趣精力都放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而把方向性的價值取向性的大問題交給君去做決定了，而對這些任務的合理、合法性不能思考，更不能詰問。理論完全工具化了，道德淪喪至此拉開了序幕。
荀子倡導人性惡，既倡導人性惡必須有對惡的肯定，才能對人性抱有善良意味，也才能走向尊重個性與感情，也才能相信人的自律。相信人民能自己管理好國家和自己。而荀子卻沒有這一點，他把人的諸多自然本性定義為道德上的，然後又用禮法鋤而去之，這實在是開了後世理學的方便之門。
其實人性只有欲而已，無道德意義上的善惡。人性屬於自然的範疇，而善惡屬於倫理的範疇。
荀子的理論，使得後代君主在形式上既無事實約束，又無道德約束，還沒有宗教約束，真是暢快極了。中國歷史上那麼多恣意暢快的暴君，是荀子給他們松的綁呢！
其後，性惡論成為法家思想的基礎。「法後王」是法家政治體制的精髓。
屈原，無路可走。
屈原是一個滾雪球式的人物。影響後代乃是因為他的失敗，這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
在此之前的諸子以及所謂儒家的六經都只是對所謂社會秩序歷史規律的認知，包括價值認同，並沒給獨特個體及個性留多少餘地。
仲尼弟子，昨夜星辰。
子路是孔門弟子中無一絲小人之心的君子，無一絲虛偽之習的真人，無一絲畏怯之態的丈夫。生命的終局總是死，為什麼不能利用死來為生命爭取最後的榮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子路是死得其所。
子貢是英雄，但他在文化中被消磨掉了，文化的功能之一，就是消磨英雄的雄心，使之對命運安之若素。
商鞅，斯人自殺。
商鞅是一個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的人物。他具備了一切改革家應當具備的優點，又有秦孝公始終不渝的信任，但當一個人對一種政治實體皈依到無己的地步，悲劇也就開始了。
商鞅，他曾太無視朋友的價值，太踐踏基本的為友之道了。
在專制時代或專制國家，人們往往特別熱衷於探討或鼓吹幸福的主觀性，而對幸福的客觀性，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則有意加以忽略。
商鞅治民手段之一，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
一個人也好，一種體制也好，不管在經濟和軍事上暫時取得了什麼成績，只要他侵刻下民，不給人自由，否定人的尊嚴，那這種制度就只能是人民的公敵，商鞅埋了了秦暴興暴亡的種子。
韓非，折斷的雙刃劍
韓非的觀點起於對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儒家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無所作為，聽天由命，至多搞一些道德宣傳，這顯示出儒家在政治體制構想方面是十足的無能、無恥與不負責任，是孱頭政治。
儒家還有一種極惡劣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往往過分重視社會的穩定，哪怕是一潭死水的所謂穩定，而對社會的發展就不感興趣。
韓非開誠布公的說出了人們的實際作為，而不是人們應當的作為。
當專制君主一人擁有所有權利的時候，如何討好他便是唯一真正的聰明。這種聰明的最本質特徵，乃是放棄良心！
李斯，斯人斯鼠。
就處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處世，摒棄大費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條。再次，就如芸芸眾生，隨自己的喜怒哀樂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實，不求有理有據，只求隨性適意，而最差也最危險的處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聰明來對付世界的萬千事項及其不可窮盡的變化。
在絕對權力面前，任何人都只能是權力的傀儡。
張良，綿軟的剃刀。
一個人20歲左右，若無血性，將註定沒有出息，而到了30多歲以後仍只有血性而無深思熟慮，審時度勢的頭腦，同樣會沒有出息。
陳平，黑暗的嚢。
在一個權力社會裡，道德充其量只能成為個人操守，而不能運作社會，做事說話須憑實力——實際權力的大小。
中國古代，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在行事上有污點。
陳平終身也沒有想過去磨礪自己內在道德，他只磨礪他斬獲外在世界的利劍。他追求的是手段的使用，而不是合乎人意，是手段的高明，而不是光明。
賈誼，沒有席位的發言。
我們的知音總是在我們出生之前就死去，或者在我們死後他們才姍姍遲來。
賈誼的性格太躁急太傲慢，同時卻又太脆弱太純潔，躁急者不能待人，他既不能耐住性子，等待時機，又不能心平氣和等待文帝。他不能把那一幫老臣拉入同一戰壕與他們一同作戰，而是欲憑一己的力量攜文帝之權威而成功。
好文章要的是個性，而好官僚者往往要的是沒個性。
董仲舒，巫師與媒婆。
董仲舒就是把君主個人專制與重集體講道德的民族傳統完美結合的人物。
中國文化往往不以解決問題為目的，而以超越問題為高明。中國文化的粗疏無用及其無窮的魅力全在於此。
連有東方文化狂熱的辜鴻銘都承認：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的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只能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麼進步，這不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抽象科學方面的，如數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字，是無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司馬遷，生存還是毀滅。
司馬遷似乎是與他筆下的人物同生死於時代，共掙扎於命運，他們一起歌哭悲笑，一起升沉榮辱。
他真正的興趣就是關注著人類天賦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氣下義無反顧的心靈，關注著歷史人物的血性、氣質、性情，以及那種種衝決邏輯的意志力量。
對外部世界的興趣與熱情，尤其是持久的熱情，是一個人生命力大小的尺度。
黨錮群英，道德清潔工。
在這樣的互相標榜之風下，那些被朝廷否定的人物，在民間則得到了莫大的肯定。在朝廷把他們免官的同時，民間就在為他們加冕。
范滂之母是我們民族精神力量的一則佳話。這些埋頭苦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撫叛徒之屍而痛哭的人才，是我們民族的脊樑與希望。
兩次黨錮之禍，陳蕃、李庸、范鵬之死，說明了道德主義在專制體制內脆弱與不堪一擊。
道德政治往往是流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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