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觀察】藺海鯤 羅鵬：從敦煌哲學看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共生

原標題：【學術觀察】藺海鯤 羅鵬：從敦煌哲學看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共生

作者分系作者藺海鯤系河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河西學院「絲綢之路經濟帶河西走廊智庫」執行秘書長，西北師範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敦煌哲學、倫理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羅鵬系西北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多元文化共生是促進文明交流最深刻的理念，河西走廊是極具特色的文明過渡地帶,深刻理解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共生現象，對於全面審視人類文明歷程、構建人類共有的精神家園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河西走廊上，敦煌是一顆耀眼的明珠，作為我國和亞歐大陸交流的中心地區之一，敦煌不僅是東西方陸上交通樞紐，更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重鎮和舉世聞名的多元文化符號。敦煌文化中的敦煌哲學蘊含著深刻的文明發展機制，是東西方哲學世俗化、大眾化歷程中最具典型性的思想形態，也是文明交流交融中多元文化共生最集中的表現，體現出世界歷史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中漸進而又深遠的民族認同，並在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中奠定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方向。

無論從政治體制、經濟結構還是從文化地理層面上看，統一完整的中國都是數千年來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民族共同締造的。鑒於地理環境、社會生產方式及交通網路等因素的限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交融中保持著「和而不同」，形成了密切關聯的文化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心理基礎。中國的廣袤大地上分布著複雜多樣的地理生態，由此孕育出多元一體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多元之間的互構共生在歷史沉澱中逐漸演化為統一的中國和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在多元格局中存在若干個極具影響力的文明過渡地帶，這些在地緣結構、生產方式和文化類型等方面具有典型意義的多元文化區域在中華文明的生成和變遷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紐帶作用。河西走廊地處蒙新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是我國大陸腹地通往歐洲、中亞、西亞唯一的陸上通道。得益於南北山脈雪水的滋養，相對平坦的狹長走廊上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肥沃綠洲，在走廊內部，高原、荒漠、戈壁、綠洲、草原等形態相間共生。河西走廊是我國唯一的一條連接中原腹地、戈壁綠洲、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陸上通道，這種獨特的地理空間結構為河西地區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典型地帶。

敦煌是河西走廊上最耀眼的明珠，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季羨林先生曾經精闢地總結：「世界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敦煌文化是我國古代對外開放和人類文明友好交流的歷史見證。古絲綢之路開闢後，河西走廊逐漸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共生的重要過渡地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類型的多元文化在這裡進行了長時期的交匯、交流、對話、依存與沉澱，敦煌哲學和人文精神在河西走廊上得以歷史地生成。這種獨有的文明轉換機制使河西走廊在眾多領域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現實價值和發展空間，其在歷史和現實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產生和形成機理，呈現出人類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規律和前進趨勢。

一、多民族和諧共生為敦煌哲學提供文化生態

河西走廊的綠洲生態是各民族交流的重要基礎。河西走廊的綠洲帶獨具特色，從整體上看並非大面積的整塊綠洲，而是由諸多大小不一的綠洲星羅棋布地鑲嵌在戈壁、荒漠、草原等地形中。由於地形、交通、生產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差異，幾乎每個綠洲都是具有相對完整、獨立的社會系統的有機體。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在治理河西地區時基本上按照綠洲的規模來設置地方行政區劃，例如河西四郡就是西漢王朝按照走廊地帶的綠洲來設置的。可以說,河西走廊上的每一塊綠洲都是中央政權管轄地方、連接絲綢之路整體網路的重要節點，分布在這個路網中的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瓜州（今安西）等規模不同的綠洲社會共同體成為當時東西方文化、物資、信息交流互通不可或缺的通道節點，共同促進形成了人類社會發展中極為重要的文明共存互鑒盛況。

在絲綢之路開闢後，移民化進程極大地加速了多元文化的生成。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東西方交流的深入和中央政權對邊疆的重視，河西走廊上的綠洲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外來移民的增加使綠洲邊緣地帶的農牧業生產不斷發展，部分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群進一步密切了綠洲間的聯繫。正如李建宗教授所言：「隨著人口的增長，包括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移民群體的到來，必然使小的綠洲面積不斷增大，最終把有些小塊綠洲連綴成大片綠洲。」鑒於河西走廊的地理環境和發展水平,受到移民擴大化的影響，原本規模各異、空間分布相對密集的綠洲不斷出現規模增加、相互聯繫更加緊密的趨勢，形成了綠洲共同體。納日碧力戈教授強調生態性的民族關係的重要意義：「中國各民族『美美與共』，生生不息，共同生活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之上，形成互為環境、互為條件的生態關係。生態性的民族關係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為民族交流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民族特徵與民族地位在生態性民族關係中並不會丟失。」漢唐以來，絲綢之路的暢通不僅保障了中央王朝經略西域的目標,也在促進河西走廊綠洲社會發展的基礎上，使廣大地域上的各民族聯結成命運共同體，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深入交融。在河西走廊上產生或存在過的各種文明形態不同程度地實現了交融共生，並在發展中保留其特質，這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極為獨特的風景線。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河西走廊上的生計方式與文化都呈現出多元互嵌共生的基本形態。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多種多樣的，部分民族還擁有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例如蒙古、藏等民族傳統上過著游牧生活,漢、回、撒拉等民族大多過著農耕生活。此外，漢、回、維吾爾等民族的商業活動是連接農耕社會和游牧社會的橋樑，成為促進各民族生產、生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多元化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多元文化共生共榮、深入發展的重要基礎。

漢代以來絲綢之路的開闢和暢通，為中原和邊疆、東方和西方的交流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出於守土戍邊和躲避戰禍等方面的原因，中原地區的移民大量進入河西走廊，使原來相對落後的河西走廊綠洲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原有農耕社會的規模不斷擴大。然而，綠洲社會既有的土地無法滿足新增人口的發展要求，於是，更多的農田被開墾出來。綠洲面積逐步擴大的同時，也導致了戈壁、草原、荒漠面積的縮減。歷朝歷代對邊疆地區實施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大體而言，軍屯、民屯相結合的屯田制與移民在某種程度上結合在一起，促使河西地區的人口數量增加和社會規模擴大。這一過程中，河西地區成為各民族共存、共生的絕佳領域。

與河西走廊相連的河湟地區同樣存在著文化多元共生的現象。張俊明等學者指出：「河湟地區多元文化共生共享現象產生的原因包括民族遷徙導致的文化傳播、獨特的地理環境產生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多元文化場域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等。」歷史和現實生活中，河西走廊上的各民族由於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形成了傳統的農耕社會和游牧社會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農耕社會一般依存於綠洲，生產和生活相對穩定、單一。而河西走廊狹長的地形和環境差異,使游牧社會的形態不盡相同。生活在祁連山附近的民族主要以游牧為主，一年之內因季節、草場、水源等的變化進行遠距離的轉場。靠近綠洲的戈壁牧區內的各民族主要以住牧為主，其生產活動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相對固定。即使存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但由於生產生活的需要和活動區域的接近，游牧區、戈壁區和綠洲社會的界限並不嚴格。游牧地區和綠洲社會的各民族之間存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的聯繫，進而形成更大範圍的互動網路。綠洲社會的農耕文化、游牧社會的游牧文化以及商業活動中產生的商業文化，是河西地區最典型的文化類型。這些建立在不同生產方式之上的文化類型因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呈現出鮮明的共生特徵。它們在保存自身獨特性的前提下，影響著其他文化類型的發展並進而構成河西地區文化多樣性的基礎。

河西走廊較為發達的路網系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河西走廊的綠洲地帶是絲綢之路從中原進入中亞、西亞的唯一陸上通道，規模大小不等但彼此連接的走廊綠洲猶如這條大通道的門戶，形成了存在於複雜多樣地理形態之間的極具過渡性的文明發展區域。絲綢之路是連接中原與邊疆、中國與歐亞大陸的陸路網路的連續體，而河西走廊雖只是其中一小段，卻是絲綢之路主動脈上的關鍵一段。河西走廊獨特的生態布局及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和經濟格局，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文明過渡地帶多元文化互鑒共榮的內在機理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交融是對世界文明進程極具影響力的因素。在地理大發現和工業文明之前，東西方交流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通道就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原本是漢王朝打通中原和西域進而鞏固中原王朝的商貿道路，自開通以來很快成為中國和中亞、西亞、歐洲的經貿、技術、文化通道，使亞歐大陸的關聯地域之間建立起了緊密聯繫，成為前資本主義時期最繁榮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之路。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第一次較為完整地展現在世界面前，同時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深度交融和共榮共生。學者黑曉佛認為：「敦煌文化是以中原傳統文化為主體而又兼具周邊民族及外來文化的總體格局，並由此而顯現著一種世俗化和庶民化或者大眾化色彩的基本精神；敦煌文化的創造者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敦煌所有民眾，其包括了在敦煌地區生活的各個階層、各個職業、各個民族、各個國別的諸色人等。敦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具體表現主要集中在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史跡三個方面。」絲綢之路不僅加強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國的經貿、技術發展，還在政治體制、經濟聯繫特別是文化交融中顯示出極為深遠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基本格局，其中蘊含的文明互通共鑒的文化機理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最深層次的動力。

在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各個歷史時期都存在著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文化間的交流與互鑒是常態化的、具有積極推動力的社會現象，在各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位於我國西北地區的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區, 也是古代我國與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學者張力仁認為：「獨特的歷史人文區位使河西走廊成為不同質的文化發生代際演替的典型地區, 時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上持續發生.」河西走廊獨特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多元文化意義。在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交融中,河西走廊是最具典型意義的文化過渡地帶。從走廊向東進入中原腹地就能連接中原文化，向西通往西域和亞歐大陸即可與西域文化、歐洲文化相交流，穿越走廊北部山脈就能進入蒙古文化圈，南下就能進入青藏文化圈。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化區域在經濟、技術、社會生活和商業活動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文化交流中也是互相影響和互相滲透的，每一種文化圈都有自身的輻射領域，都能在彼此間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進入對方文化的影響範圍。

敦煌文化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必有其獨特的精神。在黑曉佛看來，「敦煌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或基本精神就是『大眾化』。這種文化通過最普通的傳播途徑，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著敦煌大眾的思想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敦煌時期的佛教文化極為興盛，從統治集團到包括達官貴人、市井小民在內的各階層成員都積極投身其中。僧眾和信徒積極傳抄、供養、讀誦佛教經典並將之繪製成絹畫、壁畫向民眾宣教，在信眾和市井中傳唱、傳誦忠孝歌曲、辭贊，在齋會、法會等佛教活動中講唱相關忠孝的經文、變文及因緣故事和民間傳說……他們用各種形式教導信眾和普通社會成員遵守社會秩序和規則，並在自身的觀念和行為中恪守和遵循。此外，世俗的人倫觀念也逐漸融入敦煌佛教的意識形態中，並成為敦煌佛教文化的重要內容。在莫高窟第156窟壁畫中，南壁的《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以及與之對稱的北壁的《宋國夫人出行圖》鮮明地體現了河西地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出行圖中有人數眾多的侍從、子弟兵、麾牙衛士和軍樂、百戲、樂舞伎人。畫中人有身著漢裝者，也有多人是長袖漫拂、具有吐蕃之風的舞伎造型；有相當數量的漢人將士，也有身著唐代昭武九姓少數民族服裝的射獵騎隊；有以簫鼓為主的鼓吹樂隊，也有源於西域古樂的橫吹樂隊。出行圖表現出在歸義軍時期，軍樂中的鼓吹成為朝堂宣揚威儀的鹵薄組成部分，但橫吹在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相繼進入中原後仍然用於以騎兵為主力的部隊。由此可見，少數民族部落文化與長行官健制共同構成了歸義軍的蕃漢兵制度。

在敦煌文化不斷演化並向周邊地域輻射的過程中，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鄰相親也得以形成並逐漸深化。不同質的文化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和力，地域分布、生產生活、民風民俗上的臨近性使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吸收彼此的合理成分並保持自身的特質。也正是這種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交融，使歷史上從其他地域進入河西走廊的人群能夠融入河西地區的社會生活，並在持續深入的社會交往中和睦相處。

與其他地區包括其他過渡地帶相比，河西走廊綠洲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自身的特質。歷史上眾多民族的聚居、散居狀態造就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與共生。即使後來逐步擴大的移民趨勢也沒有改變這種文化多樣性的格局，移民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強了各種文化間的深層次交流與交融，進入河西地區的外來文化都在此生根發芽並互相借鑒。如李建宗教授所言，「無論是從地理特徵還是文化屬性而言，『嵌合性』是河西走廊綠洲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正因為如此，河西走廊綠洲社會與周邊自然環境共存，其內部兩種主要文化模式共生，同時還在絲綢之路上有其獨特的意義。」從文化發生髮展的根源來說，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河西地區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物質生產條件。河西走廊的各綠洲之間儘管在規模、發展程度、發展水平、民族構成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並不是實質性和根本性的，體現更多的還是基於綠洲社會的文化同質性。強大的農耕文化在其內部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對外來新事物的包容性，這既是農耕文化自身的內在特質，也是與河西地區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及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各領域的嵌合性密切相關的。

學者張力仁認為：「從河西走廊區域文化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空間移動、行政建制的地域擴展、經濟差異的內在需求,是河西文化整合—分化—重組—整合的主要推動力。」河西走廊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規模不等的移民現象，自西漢開始，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統治的需要加快了河西走廊的開發，中原向河西地區的移民規模不斷加大，儒家文化也隨之從河西綠洲社會向前延伸，河西走廊上的多元文化格局日趨豐富和完善。魏晉以後，中原地區封建政權更迭，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勢力相繼崛起，河西走廊在不同歷史時期也曾被吐蕃、回鶻、党項等政權控制，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吐蕃化、回鶻化、西夏化的現象，農耕文化的影響力和拓展空間一度受到壓縮，但在河西走廊的文化格局中，儒家文化最終仍是根本而穩固的一級，其自身具有的主導地位和河西走廊上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並沒有動搖。

此外，通過絲綢之路，來自中國各個地域和亞歐大陸諸多國家的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人群也在河西走廊上展開了商貿、技術、文化等領域的廣泛交流,並沉澱出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和交融。這些文化現象中既包含中原的儒家文化、生於本土的道教文化和流行於民間的宗教信仰，還有來自域外的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等諸多文化形態。例如，敦煌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就展現出明顯的世俗化傾向，滲透到宗教領域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哈建軍教授的研究，至今流行於甘肅武威、永昌、張掖、酒泉等地的河西寶卷，「在宗教儀式和教義接受的演變中逐漸發展成了一種融音樂、宗教儀式、說唱藝術和文學為一體的民間曲藝。除了宣揚佛佑眾生、神佛至上、神察人世、因果報應、張揚善德、誠信立人的思想之外，還彰顯了『家國同構』和『國家認同』的覺悟，表現了『有序』則『可控』、維護家園生態的理性、秉承文化傳統、借鑒前賢經驗的自覺等思想志趣。」這些共存於同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並未向隔閡與對立的趨勢演化，而是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吸納與融合，不但自身得以發揚光大，還在這一過渡地帶強大的包容性中形成了極具地方特色的、世俗化的思想形態。尤其是多元的宗教體系往往與世俗生活相結合，成為實現社會治理和地域內各群體建構其精神家園的思想支柱。

蘊含在人們思想和實踐活動中的價值觀念是特定社會關係體系的產物.從人的實踐活動、人的現實生活出發來考察，就會深刻領會到價值觀念是由一定生產方式下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進入河西地區的移民群體及其攜帶的文化因素逐漸融入到河西原有的的文化形態中，彼此包容、互鑒，譜寫了工業時代之前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輝煌樂章。更為重要的是，與此前的文化多元化形成歷程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化多元化進程中，原有地域文化與外來異質文化的整合過程具有較為明顯的衝擊和對抗性。它們在空間分布和影響範圍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奪，使原有的文化構成及其內外關聯繫統發生了重大改變，同時加深了河西走廊和鄰近地域在文化要素上的同構性。

而從長時段的文化衍化進程來看,文化邊界的消弭和異質文化的交融是歷史趨勢。游牧人群和農耕人群的統治力量在河西走廊上進退、交替。在此期間，山地、河谷、草原、綠洲等地域界限逐漸失去了它們在文化形成和積澱過程中的邊界意義，各種文化形態原初的的區域性特徵逐漸淡化，多種地域特色兼收並蓄、本土與外來文化交融共生的多元化態勢則更為顯著地呈現出來。河西地域上出現了諸多與相鄰區域逐漸接近、嵌合的文化過渡地帶。這些過渡地帶使得河西既有的文化結構增添了大量異質性的域外文化因子，而河西地區獨特的文化地理結構能夠吸納這些表面上處於對立狀態的文化元素。這一吸納、融合異域文化的進程，是文化系統不斷生成、更新的基本要素，也逐步強化了河西地區內在的多元文化共生機理。

三、敦煌哲學的發展彰顯新時代文化交流多元化趨勢

從根本上說，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形成符合事物發展的螺旋式上升態勢，不同時期多元文化交流與交融的結果都成為下一階段文化共生的堅實基礎。

各民族在自身發展中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創造了可觀的精神財富，在推動本民族和人類社會進步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受地域特徵、社會發展階段、思想傳統、傳播手段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和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基礎、發展模式和水平、影響力等方面都各具特色。黃達遠教授認為，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並不妨礙從另一視角理解中華民族的「多元性」。區域之間的環境、生態和社會差異就是一種歷史動力。區域差異越大，不同人群接觸的動力似乎越足，這正是不同族群形成和發展的動力之源。不同區域之間的接觸呈現深淺不一的層次感，也就造成認同的豐富性。對於多民族聚居的河西地區而言，長期以來生活於此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並發展了河西地區的文化。這一文化既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徵，又具有極為明顯的地域特色。這種文化演進過程持久而深刻地推動著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發展，加快了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共生共榮的歷史進程。現階段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和諧共生是交流與互動的結果，多元文化能夠整合在一起的關鍵是交流與互動的方式；同時,這種多元文化和諧共生又進一步成為新時期實現更廣泛、更深刻、更具影響力的文化共生的基石。

人的社會歷史活動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有機統一，社會歷史活動包含著人的價值創造與追求。馬克思主義認為，「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且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作手段來達到自己——彷彿歷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從歷史和現實狀況來看，河西走廊各民族在交往中呈現出的文化多元化是多層面多維度的，既有物質生產生活中的相互借鑒和吸收,也包含精神生活和社會體制方面的移植和變遷。河西走廊在歷史上就是多民族頻繁遷徙互動的代表性地域。曾經生活於此的許多民族在漫長的發展和劇烈的歷史變革中，有的遷移到了其他區域，有的被其他民族同化，更多的則是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互動中融合成為新的民族，這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現在生活在河西走廊上的各民族都是經歷了長期的歷史演變而形成的。這種複雜的民族演化進程和民族交往結構，意味著其文化形態必然是適應了歷史發展要求的各種文化成分的複合體。

例如，基於中央政權的治理措施和民族遷徙、人口規模等因素的影響,在相對固定的生產地域內，農耕區和游牧區的邊界會在時間、空間上發生此消彼長的變革，從事農耕、游牧、商業活動的人群身份也會發生代內或代際轉換，從而維持自身的生存發展並保持社會整體秩序的穩定。與生產生活方式變化相適應的就是各種文化空間及文化元素的交流與交融，各民族在語言、信仰等文化符號上的相互吸納和在生活中形成相互接近的民風民俗等。而且世居於此的民族與遷徙至此的民族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從事著農耕、游牧、商業等社會交往活動，他們之間生產生活和文化心理上的相互影響基本上是在同一個歷史進程中完成的，從而形成了極為獨特又具有典型意義的過渡地區文化形態。這是河西地區不同民族間最持久、最廣泛也是最深遠的交流與交融。

深層文化結構的差異使得不同文化群體對現實形成了多樣性的抽象思維方式，進而產生了不同的信息傳播路徑。正如學者張昆所闡述的，「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孕育了差異化的社會環境和媒介生態，形成了多元的受眾群體——在信息需求，信息的選擇、理解、記憶以及反饋模式與內容等方面各有不同，表現為不同的信息獲取能力、媒介使用習慣、信息內容偏好和不同的信息價值判斷」。

在絲綢之路暢通發達的時代，整個社會的資源、信息交流都是在單一媒介的環境下緩慢進行的，信息的傳播、編碼、轉譯、再生等鏈條都是緩慢而又長期地存在著。各類信息的單向傳播和反饋雖然會影響傳播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能夠充分地解碼、消化和重新編碼，在多次的信息互動中把適宜的信息內化為行為準則。對於多民族地區的多元文化生產和傳播而言，這種現象更有助於建構文化的多元性。每個行為主體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遞者，還在對信息進行重新加工和反饋的過程中變成了信息的生產者。這種多重身份的轉換使他們在肯定自身文化的前提下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文化形態的合法性，從而減少了異質文化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和矛盾，使處在同一地域的多元文化呈現出多樣化、共生性的和諧發展態勢。

如同人類社會中其他事物的發展過程一樣，單方面強調事物在質和量規定性中的共存共生要素並不能找到事物發展的趨勢，不能使事物自身呈現出合規律性的真正進步。學者路憲民認為：「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文化自覺，既需要各民族群體透過價值自覺對其文化做出合目的性的選擇，也需要藉助歷史自覺實現文化的與時俱進，更需要通過社會自覺對本民族文化進行合理的定位。」社會發展中技術的力量藉助新媒體實現了超越時空的限制，使民族文化邊界和地域特徵、傳播速度等既有的制約要素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民族文化的傳播和開發不斷擴展到更廣泛的範圍和領域，這種內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要求各民族文化之間實現更為廣泛深刻的認同。有學者認為，對於各國各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來說，「認同不僅是個人、群體、民族和國家獲得外部一致性的社會現象,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權利」。對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現象也應該如此，應該注重以尊重多樣化、異質性的姿態對待其他外來的文化形態，在堅持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指引下建立起文化發展模式。只有在這種符合文化自身屬性的社會生態中,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才能因為民族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地理環境、內在機制等方面的獨特性而獲得與其他民族同等的對話基礎,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才能產生共存共生的發展需求而在相互理解、協調中實現最終的共同繁榮、共同發展。

當然，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絕不是回到過去的閉關鎖國和封閉保守的狀態，也不是對外來文化採取絕對排斥的對抗傾向，而是要在文化系統自身穩定與有序運轉中不斷適應新的發展環境，適時對自身文化的組成元素和影響方式作出恰當的調整。同時，這要求處於同一文化地理區域的不同文化形態不僅僅是在形式上表現出和睦相處與觀念認同，更重要的是，來自不同文化形態的群體和個體能夠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達成彼此理解。不僅要認識到彼此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可分割性，而且要從文化心理上理解各自生存發展方式的差異性與合理性，在今後的深入交往中能夠繼續接納和珍視多元共存，並在發展進程中促進共榮共生。

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增強各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助於各民族獲得強烈的歸屬感，強化各民族團結與聯合的精神力量，不斷提升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強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能夠有效抵禦過度商業化帶來的資本侵蝕社會共同價值的風險，防範商業化中的思想短視對社會發展長遠目標的遮蔽，防止全球化進程中各國各民族在文化交往中出現的強勢文化同化風險，在不斷適應現代化的趨勢中提高各民族文化的自我調適能力。文化多元共生還應該把適應時代發展的新要素融入到文化的自我闡釋中，不斷形成和強化有助於自身持續發展的話語系統，使之浸潤於各民族成員的內心並保持持久的影響力。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表明，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要實現持續的發展必須在平等對話中秉持共生共榮的理念。由於事物發展自身存在的矛盾特殊性，文化共生絕不是要求屬性各異的文化都走向同質化的發展方向，而是強調每一種文化都應該在堅持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肯定其他文化形態的存在價值，從根本上接受並增強共生共榮的價值觀。這是人類社會進步中的開放、和諧、民主理念在文化交流中的具體體現。認可文化間的差異形成共生，促進文化對話的和諧實現共榮，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推動人類社會各要素尤其是文化心理上的差異調適，在保持自身特質的同時又能從內心深處接納其他文化類型，使各民族在交流合作中贏得更廣泛的尊重與更深層次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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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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