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

原標題：史料｜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

撰文：麗蓮·威倫斯

翻譯：劉握宇

麗蓮·威倫斯的父母來自俄羅斯，她自幼生長於上海的法租界，並在那裡的一所法語學校接受教育。以下是她講述自己在中國老上海的故事。

麗蓮·威倫斯

1

雖然我和家人都沒有國籍，但身為白種人，我們仍然可以享受治外法權下的種種特權。20世紀30年代來上海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他們有的是來做生意，有的是來冒險，有的則是為了逃避本國的動蕩。當時，在上海的兩個外國人聚居區以及由中國人管轄的三個區內，大約生活著4萬名外國人和300萬中國人。

上海的外國居民都是些什麼人呢？

公共租界比法租界大得多，從蘇州河一直延伸到北邊的虹口，那裡的居民大多數是中國人和貧窮的外國人。兩個租界以福煦路（Avenue Foch，今延安中路）和愛多亞路（Avenue Edward VII，今延安東路）作為分界線。

法租界的街道大都以法國的名人和戰爭英雄命名，如以一戰中的三位元帥命名的福煦路、霞飛路（Avenue Joffre，今淮海中路）和貝當路（Avenue Pétain，今衡山路），也有以著名作家命名的，如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今皋蘭路）和莫利愛路（Rue Molière，今香山路）。在公共租界，盎格魯-撒克遜

的統治者則顯示了對中國人的某種尊重，用中國的省市來命名大多數街道，如廣東路、河南路、南京路、蘇州路、四川路等等，同時也有部分街道以英國的人名命名，如憶定盤路（Edinburgh Road，今江蘇路）、愛多亞路、開士威克路（Keswick Road，今凱旋路）、羅別根路（RubiconRoad，今哈密路）和同孚路（Yates Road，今石門一路）。法租界矗立著很多十到十五層高的公寓大樓。它們都由著名的法國建築師設計，並以法國的省來命名，如培恩公寓（Beam Apartments，今培文公寓）、道斐南公寓（Dauphine Apartments，又名法國太子公寓，今建國公寓）、蓋司康公寓（Gascogne Apartments，今淮海公寓）、諾曼底公寓（Normandie Apartments，今武康大樓）和畢卡第公寓（Picardie Apartments，今衡山賓館）。這些迷人的住宅樓與主幹道上的大百貨公司以及外灘邊（今中山東一路）灰色的寫字樓、銀行和旅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外灘Bund一詞來源於殖民時代的印度，意為堤岸）。法租界的生機和聲望都是公共租界所不具備的。

從一個租界到另一個租界，乘客得在法國人經營的有軌電車和街車與英國人經營的電車及雙層巴士之間換乘，並需另付車資。幸運的是，法租界當局並未採用右行制，因此兩個租界都保留了早期由英國人確立的左行制。法租界使用110伏電壓，英國人則用220伏，如果從一個租界搬到另一個租界，則需置辦一套新的電器設備或者使用電壓轉換器。

麗麗、瑞娃和父母在顧家宅公園

公共租界的治安主要由來自英國及其廣大殖民地的英裔警官掌管，輔以中國的交通警察以及身材高大、蓄著長須的印度錫克族人——他們纏著鮮紅的頭巾，因此被中國人貶稱為「紅頭阿三」。這些警察不停地揮舞著胳膊，沖那些行動遲緩的馬車、手推車、黃包車夫以及騎自行車的人大喊大叫，對亂穿馬路的中國行人動輒警棍相加。法租界的治安則由身著卡其布制服、頭戴法式軍帽（一種有帽檐和圓形平頂的深藍色軍帽）的法裔警官及其僱員維持。這些僱員大都隨法國殖民軍從法屬印度支那的安南和東京等地來到上海。他們通常身材矮小，牙齒因咀嚼檳榔而被染黑，頭戴獨特的圓錐形草帽，負責指揮交通或守衛法國兵營及軍事設施。這些冷漠的印度支那人很少毆打中國行人，但和錫克族警察一樣，他們總是對那些不及時躲避汽車的行人高聲呵斥——在社會等級分明的上海，這些英國和法國法律的維護者也因此享有了一絲權力感。

在兩個租界的警察隊伍中，都有中國人被雇作普通警員和翻譯，還有一些白俄充任低級探員。法國人喜歡僱用那些當過警官或在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服過役的退伍軍人，部分法國警官畢業於頗有聲望的聖西爾軍校，更多的則是沖著海外肥缺來的科西嘉人。這些歐洲警察的制服跟他們本國的樣式十分相似，因此在各自的租界內營造出一種准英式和准法式的氛圍。

租界警察的主要任務是維持城裡的社會秩序，並在各自陸軍和海軍的支援下抵禦外部（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干擾。公共租界有八個巡捕房，法租界有六個。這些外國警察不僅為本國公民及享有治外法權的其他外國人提供安全保證，同時也庇護了中國的政客、毒梟、罪犯和黑幫，使他們得以逃避中國政府的緝捕——這些人通常需要向外國警官支付高昂的保護費。這種情形在法租界尤甚。

2

本傑明和苔絲來上海十年後，上海的外國僑民人數上升到約6萬人。他們來自53個國家，但很少有人會說上海方言，或者有意了解中國的文明、歷史、文學和藝術。中國和中國人與他們基本無關，他們只想在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中分一杯羹，並由此過上非常舒適的生活。對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日常接觸的中國人僅局限於他們的用人（這些用人很快便能學會洋涇浜英語）、公司里的翻譯和職員以及鄉村俱樂部的服務生。那些商業領袖（即廣東話中的「大班」，大老闆的意思）在與受過教育的上層社會的中國商人洽談業務時只講英語。在回力球館、法租界的跑狗場以及公共租界的跑馬場里，中國人和外國人一起下賭注，並一起沖著西班牙的巴斯克球員、狂奔的狗和馬兒們大呼小叫，但除了這些個別的場合，迥異的兩種文化像一道無形的牆阻隔在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令他們相互鄙視。一方是對任何中國事務都缺乏興趣和同情心的外國人，另一方則是對佔據了自己國家的「洋鬼子」心懷怨恨的排外的中國人。

在中國人眼裡，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都住在漂亮的屋子和大廈里，僕人眾多，坐著各式各樣的汽車——美國的別克、雪佛萊、道奇、福特和帕卡德（Packard），英國的奧斯汀（Austin）、小莫里斯（Morris Minor）和勞斯萊斯，法國的雪鐵龍、雷諾和標緻，由司機送他們去上班或參加社交活動。這些西方人喜歡頻繁出入於各自的俱樂部：美國人常去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Columbia Country Club），英國的大班喜歡去只為男性服務的上海俱樂部（Shanghai Club，那裡以長長的吧台出名），法國人則去法國總會（Cercle Sportif Francais，今花園飯店）。他們在俱樂部里打撲克、麻將、網球、高爾夫，在室內和露天泳池裡游泳，喝著開胃酒、葡萄酒、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英國的俱樂部還會定期舉辦馬球比賽。他們在英國人經營的別發書店（Kelly & Walsh）購買最新的小說，閱讀的報紙則有英國人發行的《字林

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s）和《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美國人發行的《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和《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以及法國人發行的《上海日報》（Le Journalde Shanghai）。一到夏天，他們便去莫干山、北戴河、青島、威海衛或者日本的廣島、長崎和神戶度假，每隔幾年回自己的國家休一次長假。不過，每次回國後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儘早返回舒適的上海，因為在歐洲或者美國，他們是無法享受用人的伺候並躋身於社會精英階層的。在捍衛本國傳統時，這些西方人通常都姿態強硬、各不相讓，但在抱怨中國人的懶惰以及沒完沒了的內戰時，他們卻又總是腔調一致。

在20世紀30年代，大約有一萬名英國人、五千名美國人和一千五百名法國人居住在兩個租界內。每逢周日他們便到各自的教堂參加宗教活動。女士們穿上她們最好的衣服，秋天和冬天還戴著帽子、手套和毛皮圍巾，男士們則會在不同的季節穿上亞麻面料或者深色羊毛料的西服。宗教禮拜的場所有很多，如美國衛理公會的慕爾堂（Moore Memorial Church）和位於上海美童公學對面的國際禮拜堂（Community Church）、英國的聖三一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法國的聖若瑟堂（St.J oseph Cathedral）和聖伯多祿堂（St. Pierre Church）等等。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來教堂的人便特別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3

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由選舉產生的工部局負責。這個市政委員會由英國人和美國人組成，但事實上英國人掌握了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的商業資產比美國人的多。英國人在黃浦江對岸的浦東建有銀行、紡織廠、煙廠和倉庫，在虹口的楊樹浦建有上海電氣公司，他們還經營著當地的交通系統、龐大的運輸和貿易公司。美國人也從事銀行、保險和進出口業務，但規模沒有英國人大。他們在標準石油和德士古公司佔有大量股份，並經營著一家合資的英美煙草公司。

因為有共同的語言和相似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英國人和美國人多有交際，法國人則只跟自己人來往。雖然英文是外國人在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各處通商口岸的通用語言，但法國人對學習英文並沒有多少興趣。他們更願意待在自己的俱樂部和家裡，並送他們的小孩去法語學校。與英國人和美國人相比，法國的企業家和商人人數有限。在法國總領事的牽頭下，他們經營著幾處非常重要的實業，如法商電車電燈公司（下轄巴士、有軌電車、無軌電車等業務，以及一個向法租界供電的小型電力公司）、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和法國郵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等。

在外人看來，一切財富、地位和聲望都向著美、英、法這三個列強的公民彙集。他們處於經濟和社會等級的頂端，洋洋自得於強取豪奪來的特殊地位，對少數從其他國家來的凡夫俗子們根本不屑一顧，而無國籍者和來自歐亞大陸的移民在他們眼裡就更沒有地位了——後者在上海被蔑稱為「混血兒」（half-caste）。

年輕的英國員工在踏足上海之初即受到警告不要和亞洲女性結婚，否則將被解僱。雖然仍有外國的軍人和平民與中國婦女同居，但和她們結婚卻不為社會接受，他們與中國婦女非婚生的子女也屬於「混血兒」，因此常被拋棄，但這種現象卻被視為很正常。

初到上海的頭幾年，本傑明和苔絲並沒有遇到語言的障礙，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只需要說俄語就可以了。上海當地大約有一萬人說俄語，這些人為逃離俄國的內戰，來到異國他鄉的上海尋求平靜的生活。他們當中有數千猶太人，大都像本傑明和苔絲一樣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期離開俄國的。但那些早期的移民，有些是為了逃避20世紀初西伯利亞的屠殺，有些則是1905年俄國被日本打敗後困陷於中國東北的猶太士兵和水手，他們最終也流落到了上海。這些猶太難民很快便設法在法租界打開了局面：他們的小雜貨鋪、麵包房和男子服裝店成了俄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頻繁光顧的地方，有些男人甚至在英國和美國的公司里當上了會計，女人則成為售貨員，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幹活。只有為數很少的人（如赤貧的白俄婦女）才會逡巡於街道或酒館中賣淫。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猶太社區的人數增長到約6000人，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人入侵哈爾濱，致使那裡的俄國人大批撤離到上海。上海的猶太人建立了兩座東正教教堂和一所專門收容年老貧困的猶太人的養老院。他們幾乎從未受到反猶主義的禍害，因為儘管反猶主義的情緒在基督教社區（特別是在斯拉夫人中）很流行，但中國的普通民眾對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宗教和文化卻知之甚少。

最開始，俄國的猶太難民得到了相同信仰者的幫助，特別是得到了早在鴉片戰爭後就從英屬印度和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亞丁、伊拉克、波斯和葉門來到上海的塞法迪猶太人的幫助。他們中很多人——如沙遜（Sassoon）、哈同（Hardoon）、卡杜里（Kadoory）、埃茲拉（Ezra）和亞伯拉罕（Abraham）等家族——在19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通過對華貿易（特別是從印度向中國販賣鴉片）變得極為富有。20世紀初英國人禁止鴉片貿易後，他們轉而投資房地產，在公共租界內的商業幹道——如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湧泉路（Bubbling Well Road，又稱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外灘——興建了大批寫字樓和旅館。外灘的堤防沿黃浦江從公共租界一直延伸到法租界一處叫作「法蘭西外灘」

（Quai de France）的地方——其實那裡只有一片建於低洼地帶的毫無特色的房子。這些塞法迪猶太人受到外國人和中國人的普遍尊敬，因為他們不僅富有，還從事慈善，幫助中國的孤兒和那些從俄國人屠刀下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以及為逃避布爾什維克革命來到上海的難民。除了給予初到上海的俄裔猶太人物質上的幫助，塞法迪猶太人還為難民的孩子們創辦了一所小學和中學，稱為上海猶太學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學生們可以在那裡學習英文，課程的設置也跟英國的學校差不多。

雖然這些來自巴格達的塞法迪猶太人（Baghdadi Sephardim）幫助了來自俄國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但因為經濟、文化和語言的不同，他們在社交上卻很少來往。塞法迪猶太人說英語，他們發行的《以色列信使報》（Israel』s Messenger）就是份英文報紙，但老一輩的人在家裡也會說拉地諾語（Ladino，一種西班牙猶太人的方言）或者猶太-阿拉伯語（Judeo-Arabic，定居在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所說的方言），而俄國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初到上海時只會說俄語和意第緒語。他們雖然信仰相同，但在教堂里舉行的儀式卻不盡相同，位於虹口區的四大猶太公墓之一的倍開爾路（Baikal Road，今惠民路）公墓因此會為他們分別舉行葬禮。因為二者的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和財富狀況差異極大，他們很少通婚。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變，那時俄裔猶太人已經上升到了中產階級，並能和塞法迪猶太人用英文交流。很多塞法迪猶太人膚色較深，看上去就像阿拉伯人，這讓剛到上海的淺膚色的俄裔猶太人感到很驚訝。我的母親就常用「小阿拉伯人」（Arabchik）

來稱呼他們——這個詞絕無貶義，只是個親切的昵稱，因為事實上她對塞法迪猶太人充滿了敬意。

不過，相對於塞法迪猶太人，上海的俄裔猶太人在語言和文化上反而更接近於他們的宿敵——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人，這一點雖然有點諷刺，但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階級意識濃厚的上海，俄裔猶太人不再懼怕白俄、烏克蘭人或其他斯拉夫人，反而因後者較低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而蔑視他們。那些白俄總喜歡回首往事，並夢想有朝一日推翻布爾什維克複辟沙皇的統治，而俄裔猶太人則將希望寄託於未來。雖然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們都為逃離了充斥著反猶暴力的俄國而如釋重負。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緊隨白俄之後流落到上海的，還有曾在西伯利亞打過內戰的俄國海軍和騎兵軍官，以及在蘇聯政府接管了滿洲鐵路資產後南下上海的前鐵路僱員。這些自稱「流亡者」（émigré）的難民，現在都失去了國籍，大都窮困潦倒。那些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定居上海的俄國人不僅無力幫助他們，有人甚至抱怨這些難民跟他們爭奪有限的工作機會，流亡者們因此得不到任何國家或群體的幫助。那些流亡家庭的戶主，很多是前軍官、中產階級和沙俄貴族出身（有些則是假冒的貴族），因為不會說英文或中文，所以只能幹些卑微的工作。他們常常身著哥薩克軍官的全副行頭，充當守夜人和飯店的門衛，有些人則在夜總會裡憑著一身肌肉充當打手，或者成為軍閥和有錢的中國政客和商人的保鏢，或者在公共租界當警察。這些工作的薪水很低，不過仍比同工種的中國人的報酬要高。有時候，醫生、牙醫和工程師的運氣會更好點兒，可以找到適合他們特長的工作，但工資也低得可憐。至於那些職業音樂家，很多畢業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聲名顯赫的音樂學院，如今則加入了上海本地的交響樂團或者做私人教師，還有些人從事芭蕾舞教學，前哥薩克的士兵則成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馬術和劍術教練。

大多數已婚的俄國婦女通常在小店裡打雜或者教授鋼琴和聲樂課，但許多年輕美貌的單身流亡女性發現，避免挨餓的唯一辦法就是賣身，或者混跡於夜總會、酒吧和舞廳——這些場所都是錢包鼓鼓的外國士兵經常光顧的地方。在上海這個東方魔都，這些女性被稱作「職業舞女」（taxi dancer），因為你可以在舞場上雇她們陪舞，每跳一支曲子付一角錢。此外，她們也接受男人為她們買的飲料。那些當班的舞女雖然只喝軟飲料，但她們的舞伴卻要按酒的價格付錢。當然，有些舞女會將服務延伸到舞廳外面。因此，一看到白俄，特別是那些從事「不道德」職業的女人以及和中國工人搶著干低賤工作的男人，很多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總會流露出不悅的神情，因為這些貧窮的白人丟了白人精英的臉面。要是白人婦女向亞洲男人賣身，更會被視為有損白種人的尊嚴——這類種族融合實際上打破了上海嚴格的種族等級制度。事實上，中國人的種族觀念也很強，例如混血兒就被視作低人一等。而對貧窮的白俄人，因受西方人的影響，各個階層的中國人都對他們心存蔑視，稱其為「羅宋人」，似乎身為白人就不應該貧窮。

雖然失業率很高，經濟上也很困頓，流亡的白俄們仍試圖保存他們在沙俄時代享有的文化生活。他們修建了聖母大堂（Russian Orthodox Cathedral）來保存自己的傳統，並建了聖尼古拉堂（St. Nicholas Military Church）來紀念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被布爾什維克殺害的沙皇一家。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這兩座教堂總是傳出動聽的合唱聲。當教堂的大門敞開時，裡面會湧出眾多信徒，焚香的濃烈味道也會隨之彌散到大街上。白俄們還根據不同的職業和興趣成立了各類社交俱樂部，並出版了數種俄文報刊，如《斯羅沃報》（Slovo）和《柴拉報》（Zaria）。他們送子女去英語和法語學校，以便日後到外國的大城市工作。因為母語相同，白俄和俄裔猶太人經常合作表演戲劇、芭蕾、歌劇和輕歌劇，活躍了上海的文化生活，但他們很少在自己家中招待對方。不過，我們姐妹仨倒是跟白俄同學有所交往。

沿著法租界足有一英里長的主幹道霞飛路，可以見到希臘餐館、義大利餐館和俄國餐館，裡面都有白俄廚師在工作。奇怪的是，法租界里的法國餐館卻很少。白俄婦女們則在霞飛路上的各種商店裡幹活，做售貨員、裁縫、帽子設計師、理髮師、美甲師和按摩師，為她們的同胞以及富有的西方和中國的客戶提供各類服務。商店經常貼出用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打折廣告，街上和店裡說得最多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或洋涇浜英語。很多白俄流亡者住在離霞飛路很近的公寓樓里，或者就住在附近商店的樓上。至20世紀30年代末，白俄的人數已經達到了25000人，他們儼然將法租界這片繁忙的地帶變成了「小莫斯科」。

4

在歐亞人口中人數最多的還是澳門土生葡人。他們是葡萄牙公民，其先輩是來自葡萄牙的水手和商人，16世紀中葉在澳門定居，並娶了中國女人為妻。20世紀30年代，上海大約有3000名澳門土生葡人。他們在家裡說英語，但聽起來節奏奇怪而單調，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則會說葡萄牙方言。他們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在他們自己的「盧西塔諾馬俱樂部」（Clube Lusitano）舉辦社交和體育活動。他們分屬於幾個不同的天主教教區，在位於虹口公共租界內的耶穌聖心堂（Sacred Heart Church）做禮拜。他們的小孩大都上英文學校，男孩們準備日後追隨父親的足跡在英國公司里做職員或會計，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因為它提供豐厚而可靠的養老金。從人種學角度來說，澳門土生葡人長得像亞洲人，但他們平時多與西方人交往，而西方人願意接受他們混血兒的身份，主要是因為他們會說英文、有著強大的足球隊、對英國人的公司有用而忠誠、對工資的要求也低——當然，他們的薪水仍比中國僱員要高出幾個檔次。中國人則瞧不起混血的澳門土生葡人，覺得他們的長相不中不洋，卻總想別人把他們當成享有特權的白人。當澳門人被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弄錯國籍時，總要澄清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19世紀末，有幾個德國傳教士在華北遇害，隨後德國進攻中國並侵佔了山東省的青島。當中國在一戰中對德宣戰後，生活在租界內的德國公民便成了「不受歡迎的人」（personae nong ratae），很多人因此遭到遣返。不過，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署後，不少人急於離開經濟混亂的德國，因此又匆匆返回上海。因為一戰中中國是同盟國的一員，而德國是中國的敵人，所以德國人已經喪失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儘管如此，他們仍充分利用了白人的身份，很快又恢復了以往在通商口岸的生活方式。20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大約有1000名德國人，主要在德國的貿易、工程和化學公司工作，這其中有西門子（中國）公司和法本公司（I.G. Farben），並由此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群體。他們在德國總會（German Club）聚會，在福音派路德教會的禮拜堂（Evangelical LutheranChurch）做禮拜，送他們的孩子到當地的德語學校上學。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大都避免和德國人來往，1932年上海納粹黨成立後更是如此。不久，德國政府便勒令在中國的全體德國公民參與抵制由猶太人擁有或經營的商店和企業。

歐洲人極力迴避的另一個群體是日本人。20世紀初，日本出人意料地進攻並打敗了旅順港的俄國艦隊，隨後日本移民開始來到中國和上海。1905年經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調停，日俄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簽訂了《朴次茅斯和約》，規定俄國在南滿的所有租界都移交給日本。一戰後，日本加入盟國，獲得了德國在山東所擁有的資產，隨後更多的日本平民來到上海。日本人聚居在虹口區，那裡很快便被大家稱為「小東京」，因為幾乎所有的店主和商人都是日本人，並主要為日本公民提供服務。他們不需要講洋涇浜英語，因為他們很少和歐洲人打交道。不過，為了在日常生活中與身邊的中國人接觸，他們也學會了一些上海話的辭彙。

1930年「小東京」大約有20000名日本人，大都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們送小孩去日文學校，並享受著比在日本多得多的行動自由，但他們心裡也很清楚，日本政府對與外國人和中國人交往一向心存戒備。他們幾乎很少和其他群體來往：西方人因為他們是亞洲人而加以迴避，中國人則因他們侵佔了東北而憎恨他們。雖然1922年同盟國要求日本將山東歸還了中國，但這並未能平息中國人對日本侵佔東北的強烈憤怒。在虹口和浦東的日本工廠里，身受社會和政治不公之苦、工資低廉的中國工人常在大學生的鼓動下舉行罷工。為了抗議日本對東北的殖民侵略，租界里時常舉行反日示威遊行，日本的商品（無論是中國製造還是日本製造）也經常成為被抵制的對象。就在中國人對日本表示憤怒，並稱他們為「日本鬼子」時，日本人則將中國人視為西方帝國主義奴役下的劣等種族。不管怎麼說，他們從不認為自己對東北的佔領等同於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除了以上提到的，其他還有一些零散的外國公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這主要包括：來自印度錫克族和印度尼西亞的巡捕、來自菲律賓的樂手（他們在旅館和舞廳里伴奏）、來自義大利、希臘和亞美尼亞的餐館老闆和零售商、來自西班牙巴斯克的回力球運動員、來自瑞士和瑞典的商人，還有來自挪威的領航員（引領大型船隻駛入上海的港口和碼頭）等等。

這些就是我們在上海這座存在著治外法權、多語種混雜的城市裡面臨的種族、文化和社會環境——有些離我們的生活很近，有些則較遠。

本文選自《一個猶太人的上海記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月出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