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立：經典研究的經驗總結——王輝斌教授兩種新著讀後
原標題：朱光立：經典研究的經驗總結——王輝斌教授兩種新著讀後
王輝斌先生的《唐代詩文論集》和《孟浩然新論》兩種新著，從不同的研究層面切入，突破了前人的思維定勢，繞開了被學術界過度關注的經典課題的某一方面，揭示出以往被遮蔽的一些本不應忽略的新領域、新層面與新見解；以深厚的考據功夫，為如何進行作家研究的宏觀述論與微觀考證所指出的門徑、作出的示範，令人信服。
一、《唐代詩文論集》
文學經典是具有美學價值的民族文化精神傳統，要繼承、弘揚並轉化為國家軟實力，就需要研究工作者的經典性探討：認真研讀，發掘問題，運用現代思維，進行創新闡釋，通過經典研究，使之服務當下，能夠為社會提供有生命力的正能量。
最近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王輝斌學術著作二十五種」中的《唐代詩文論集》與《孟浩然新論》兩種。其中，第十九種《唐代詩文論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就是王先生研究唐代詩文的又一力作。該書是作者數十年文學經典研究的經驗總結，不僅一如既往地對唐代詩文展開了或宏觀或微觀的探討與考證，並且再次以實際行動展示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問題意識與創新意識的高度統一。作為一名研究者，不僅需要博覽群書，且對文本有記性；還需要洞隱燭微，又對學術有悟性。作為一部研究著作，不僅有開拓性的回顧，可以對經典問題的現有結論給予重新讀解；還要有動態性的探討，能夠在經典課題的前沿領域提出最新見解。
王先生在研讀文學經典之際，可以及時發現問題，考訂與辨析的方法彼此結合，分論與綜論的方式互為關聯，對經典問題的現有結論給予重新讀解。這不僅需要廣泛的涉獵，更加需要開闊的視野，先生在四十年的學術道路上始終關注經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史與接受史，在梳理了富贍詳實的材料的基礎上，對一些經典研究中「老問題」提出了不少的新看法。
如《初盛唐詩歌新箋》一文在探討王勃的名作《滕王閣》時，王先生即以陳子昂集中之有關作品為外證，由此介紹了學術界對於陳子昂的研究，回溯至民國時代，標舉了羅庸先生髮表於1936年的《陳子昂年譜》與岑仲勉先生髮表於1946年的《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等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憑藉可靠的資料，再加以嚴密的邏輯，其結論自然使人信服。除了對作家的經典作品文本進行重點觀照之外，本書的研究範圍還涉及到了一些屬於文學現象、藝術精神等文藝理論方面的內容。但其大膽的宏觀論析的基礎依然在小心的微觀考證，如《盧照鄰散文論略》一文在分析《南陽公集序》之前，先「據《序》之所言而堪得」《南陽公集》即《新唐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南陽公」來濟的《來濟集》三十卷。王先生深厚的考據功夫，由此亦可見一斑。
王先生在研究問題之時，可以獲得創新結論，特別是一些「原創性」的認識，這得益於對文學藝術的內外部規律及其發展概況進行了動態性的探討。對於作為其研究對象的經典課題，先生不僅掌握了大量相關的研究資料，還對該前沿領域的研究動態能夠及時了解，從而激發出對經典研究的學術敏感，提出自己最新的見解。與此前出版的《唐代文學探論》（黃山書社2009年版）一樣，本書亦從「文化散點透視」的角度切入，對唐代詩文進行了多層次、多方位的立體觀照。「上編 唐詩探論」部分將《唐代文學探論》的第一輯「唐詩現象篇」與第二輯「作品探驪篇」合而為一，重點分析了唐詩創作中的「詩序合一」，別具匠心的「制題藝術」，「清詞麗句」現象在創作中的演進以及「佛境風物」類的山水詩，集中探討了王績的「婚姻詩」、張祜的「題詠詩」、杜牧的「登高詩」等；《唐代文學探論》的第五輯「綜合附錄篇」則擴大為本書的「下編 唐文考論」，以初盛唐散文為重點，以微觀考證與宏觀述論相結合的形式，對初盛唐散文的發展態勢與具體類別進行了集中觀照。
作為中國杜甫研究會常務理事，王先生一直關注杜詩研究，已經先後出版了《杜甫研究叢稿》《杜甫研究新探》等專著。在本書中他繼續探討了杜甫的節氣詩與節俗詩。這是一塊基本上無人涉足的「杜詩學」領地，《論杜甫的節俗、節氣詩》一文，首先就杜集中的節俗、節氣詩進行了討論，拓寬了杜詩研究的視野。而在《初唐散文的發展態勢》一文中，王先生重點剖析了「太宗作家群」這一特殊群體里唐太宗李世民的關鍵作用：「在唐太宗生活之前與之時，表現在散文創作中的『江左遺風』雖然很盛，但即皇帝位後的李世民，則率先推出了一系列去浮華、少矯飾的散文之作……」對於唐太宗文學成就的評價問題，不僅關係到對其作品價值、創作地位的確認，同時也關係到對初唐文壇風格形成原因的界定，其意義甚大。可是長期以來，不少文學史僅僅將它視作齊梁文風之遺緒，王先生此文，堪稱為對這種認識積習的一次扭轉。
一言以蔽之，王先生從不同的研究層面切入，突破了前人的思維定式，繞開了被學術界過度關注的經典課題某一凸顯的方面，從而揭示出以往被遮蔽的一些本不應忽略的新領域、新層面與新見解。
二、《孟浩然新論》
孟浩然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布衣一生，未獲寸祿，算得上是一個純粹的詩人。儘管古代典籍里關於他的生平記載極為簡略，然而他卻能獨領風騷，在開李唐一代的詩風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王先生是中國孟浩然研究會長，此次新出版的《孟浩然新論》一書，共分為《孟浩然年譜》、《孟浩然評傳》、《孟浩然論叢》三大板塊，充分顯示出作者積累多年的專門功夫，不僅對孟浩然研究展開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並且為如何進行作家研究的宏觀述論與微觀考證指出了門徑、作出了示範。
關於孟浩然的生平，唐代正史雖然都有專門的記載，但是都十分的簡略——《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傳下》「孟浩然」條只有44字，《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孟浩然」條擴大至355字，然所述經歷不過為其早年隱居鹿門，中年求仕京城，晚年供職幕府等三事而已。實際上，孟浩然這位所謂的「隱逸詩人」，不僅在其青年時代就具有很強的進取意識，並且終其一生的行跡既紛繁又複雜。對此，目前的學術界已經予以了高度的重視，對其研究也構成了唐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這一點，僅從王輝斌先生的個人著述即可見一斑。三十多年來，王先生圍繞著對孟浩然生平事迹的研究，先後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可謂對於孟浩然其人其事的專人研究，持之以恆、一以貫之，進行了立體觀照下的綜合解讀。王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對孟浩然的生平進行考察，既有研究綜述、事迹考辨這樣的宏論，又有針對同類著作具體問題的質疑，此次還特別利用本書付梓的機會，對其昔日的舊作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一言以蔽之，《孟浩然年譜》是作者承前啟後、精益求精的積累，是其對孟浩然其人研究的歷史性、動態化的呈現，所獲良多。
評傳是指帶有評論的傳記，屬於傳記文學的一支，不僅敘述傳主的歷史，而且闡發作者對傳主的見解。本書中的《孟浩然評傳》共八章組成，是「大陸學界迄今為止唯一的一種學術性《孟浩然評傳》」（《自序》第1頁）。在此之前，僅有詹安泰《孟浩然評傳》一文（收入作者《古典文學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王先生的這部《評傳》，以其審時度勢、開拓創新的眼光，用所作《夜讀孟浩然集》的七言詩句為標題，通過篇目編排上的外在形式美引人入勝，增強了作品的可視性與讀者的閱讀欲。具體到內容的品評與撰述，所涉孟浩然其人其事其詩，都源自先生的專門研究。如對《孟浩然集》中的佛教詩的論述，就有《論孟浩然與佛教及其佛教詩——兼與王維的同類詩比較》一文（第86、152頁注釋二）；針對孟浩然與襄陽張氏的交往情況，有《讀〈孟浩然詩集〉札記》（第94頁注釋二）；關於王維所畫孟浩然像乃偽造一事，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真偽考述》（第204頁注釋一）。這些專論亦見本書《孟浩然論叢》部分，可以互相參看，無形之中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特別是本書融年譜、評傳為一體，這樣既保留了年譜較為客觀的記錄、描述，又於評傳中不乏作者主觀的評論、分析，從而較好地體現了學術進步之軌跡。
《孟浩然論叢》所收10篇論文，皆為王先生近年來對孟浩然進行微觀考證的最新成果，分別涉及了孟浩然的交遊狀況、作品文本、別集版本、後世評價，特別還論及其接受史中的畫像真偽問題等，可謂是多元視角中的個案分析，相關結論既有對學術界傳統觀點的再認識，又有對王先生舊時看法的新補正。
文學作品經過多次傳抄、刻印或者以其他方式而形成各種不同的版本，看似無傷大雅，其實問題複雜。如王先生關於孟浩然《春曉》詩的思考，即能以小見大，通過討論這首小詩的版本、詩題、作年等基本問題，辨識出孟浩然作品在宋代的文本差異性，而且也道出了自己這些年研究孟浩然的心路歷程：「近3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我雖然不以孟浩然年譜（生平）為研究對象了，但於孟詩的編年，卻從不曾放棄過，且時時都在思考著，而《春晚》即屬於我所思考的具體對象之一。」（第251－252頁）。
梳理了作家的生平，辨析了作品的文本，在此基礎之上，作家研究的工作可以針對文學藝術的內外部規律以及發展概況進行動態性的探討。就該文藝討論的方面，王先生認為本書「切切實實地解決了幾個問題」（《自序》第3頁），其中特別提及了陸遊對於孟浩然的學習，筆者因為曾經發表過《我似騎驢孟浩然——論中興四大家對孟浩然的接受》一文，故而感觸頗多——作為南宋前期詩壇的代表人物，中興四大家主張廣泛學習前代、特別是盛唐大家的詩歌創作經驗，其中對於山水田園等自然題材的描摹，無不受到孟浩然的影響。筆者就此問題，從文藝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角度，比較早地發表了一點個人粗淺的看法。王先生則更進一步，對陸遊師學孟浩然問題形成了專論。筆者的文章在《文獻上的研究——考論詩篇》部分就陸遊曾先後三次題跋其家藏的《孟浩然詩集》一事，條分縷析，依次梳理。王先生則總結為《陸遊對孟集的雅好》一章，關於陸遊對「孟郊」的解釋，徵引《東泉詩話》一書，乃筆者所未及；對於「五律」的解讀與「吳會」的解析，與筆者所見略同，可成定論。筆者在《文藝上的學習——模擬詩作》部分比較分析了陸遊《小舟湖中夜歸，追和孟浩然〈夜歸鹿門歌〉》對孟浩然《夜歸鹿門歌》的模擬，重點闡述了陸遊一次泛舟耶溪，因為在舟中吟詠了孟浩然《耶溪泛舟》里「落景余清暉，輕橈弄溪渚」一句，觸景生情，產生了創作衝動與靈感，遂以該句為韻，一口氣賦詩十首（《舟中詠「落景余清暉，輕橈弄溪渚」之句，蓋孟浩然〈耶溪泛舟〉詩也，因以其句為韻賦詩》）。王先生在《陸遊對孟詩的師學》專節中也進行了類似的探討，還特意在引用陸遊該組詩時以黑體字標示出孟詩原句，較筆者引文更為清晰。至於陸遊《覽鏡》《夜聞雨聲》兩詩與孟浩然的關係，王先生較之筆者用力更勤，以《陸遊對孟像的誤信》專節論述，對「騎驢孟浩然」的所謂畫像進行了具體剖析，令人信服。
總之，在對「孟浩然與陸遊」這一研究點上，筆者的研究屬於局部性的，王先生的研究屬於全面性的，這就是二者的最大不同，而且，王先生還通過對有關文獻的考察，明確指出「騎驢孟浩然」為偽之結論，則是我從不曾考慮過的。正因此，筆者才於此「讀後」文之開始，認為《孟浩然新論》「為如何進行作家研究的宏觀述論與微觀考證指出了門徑、作出了示範」，是確乎如此的。
（原載《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2期）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TAG:善本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