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型技術公司正在崛起，政府職能需要被重新定義

【文/觀察者網風聞】

在106年前的1912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經說過一句話：「曾幾何時，公司在整個商業事務中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今天他們成了主角，大多數人卻成了這些公司的僕人。」

威爾遜看到，當時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非個人化的大公司和大機構打交道，而不是單純的個人。而且他認為，一個新時代已經到來。

在106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同樣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時代和威爾遜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已經不再是他說的那種大機構、大公司，而是大型技術公司在主導每個人的生活。

我們現在所謂的現當代西方政治學的很多基礎性的假設和理論，或者政府運行的形態，是建立在過去一百年工業形態的基礎之上的，包括我們今天政治學裡面常用到的國家能力、國家的基本的職能，甚至國家政府和市場關係等等，都跟20世紀的大工業時代息息相關，包括現在很流行的監管政治學。

在整個工業結構和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之後，我們的整個政治學的理論、基礎、前提都要發生很大變化。我現在只是暫用「大型技術公司」這個詞，其準確性尚待進一步檢驗。

他們所掌握著數字技術、人工智慧、信息化、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甚至包括量子通訊等等。這些「大型技術公司」，正在極大地改變著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

政府概念需要被重新定義

我最近看到一本書。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該書主要討論了以互聯網和大數據新技術為特徵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及這場「革命」對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產生的深刻的影響。這種新的方式，將來有可能會顛覆大部分行業和他們附帶的社會服務；而且也會極大地改變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社會的組織運行方式。甚至傳統的政治權力的運行方式，都有可能潛在地被改變。

「劍橋分析」醜聞：Facebook平台用戶的數據被非法採集和利用

前一段時間Facebook發生了個人信息泄露的醜聞。「劍橋分析事件」出來之後，李彥宏曾這麼說：中國公眾可能更樂於付出和共享個人信息，以獲取較高的社會回報。對此我表示同意。

有一年，我去山東濟南調研公安系統，他們做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警務雲，把山東省範圍內所有的人口的各種信息都搜集起來，包括他們的通訊信息。這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中國，民警們到百姓社區里去說，這是政府保護你安全的一個重要設施，結果濟南的老百姓非常歡迎。而這套設施出來之後，他們整個公安辦案的經費、效率都得到極大的提高。而且在這樣一個環境里，特別有利於小型的技術公司的發展壯大。

所以，一個關鍵問題是，這些大技術公司在政府的職能的轉變上，以及介入到政治生活領域中會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在淘汰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資源配置的方式同時，也帶來了社會化組織形式的變化。此外，他們還製造了一個新型的政治空間，這是我們過去傳統政治框架下的公權力是無法觸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領域政府的公共職能已經處在加速被替代的階段。原來由政府主導做的一些工作，現在已經大幅度地退出。我們過去理解政府是governor，這個定義目前正在發生變化。

Facebook個人信息泄露醜聞震驚了整個美國。根據原來年輕的一批美國互聯網闖將的理論，在自由競爭的開放式網路市場內，Facebook本身無需監管，但目前看來，他們的這套理論顯然失敗了。

Facebook這個例子證明大型互聯網公司跟監管機構的關係，顛覆了傳統的工業時代的「政府——資本」二元模式。他們開始在政府職能無可替代的領域和公權力部門展開深度合作。

在過去五年明顯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新技術公司憑藉先進的技術正在介入大量的公共管理事務。因此，具體的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形式和內容必然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現在全國31個省份有27個省，已經把省一級的大數據全部交給了新技術公司。這種現象，就像我們開頭所引用的威爾遜那段話所說的，這已經變成大的時代趨勢。

廣東省食葯監局與阿里巴巴集團簽署食品藥品安全綜合治理合作協議（@南方網）

而且新技術公司正在跟政府積極謀求合作，來解決社會治理的問題。比如廣東食葯監和阿里簽署了打擊網路食葯違法的條款；北京的地稅跟阿里也在攜手建立一個納稅的信用體系，這跟傳統的國家認證的稅收汲取能力有很大不一樣；重慶跟螞蟻金服建智慧城市，西安現在也是通過「智慧城市」這個概念，對城市的規劃做出很大調整。

為了打擊電信詐騙，公安部跟騰訊有一個合作，叫「麒麟系統」。比如一些二三線城市的中老年人經常收到來自10086的電話，他們還以為是電信打來的，實際上則來自於偽基站——它可以製造任何號碼傳遞到你手機上。僅僅依靠公安部和網信辦的合作，識別偽基站的難度和成本都比較大。

騰訊在2016年底跟公安部有了一次的里程碑式的合作：建立了一個麒麟偽基站實時監測系統。而且現在每季度騰訊都給公安部上報一個季度手冊，對他們範圍內所監測到的偽基站進行出警打擊。

另外這種合作深度可以到什麼程度？研究人臉識別的商湯科技可以作為一個典型案例。他們把所有攝像頭產生的數據轉化了為結構性的數據。比如公安部統計所有的犯人都有了一個典型的面部結構性特徵，如眉毛長度和嘴巴長度等等，這些結構特徵很容易化約為一個結構性數據。

攝像頭一旦進入商湯科技的效用範圍內，就會很快識別出目標人臉。這家公司正在地方上搞試點推行。比如在重慶，2017年年底，一個月之內重慶抓了69名全國重量級的通緝犯。現在這家公司市值超過了20億美元。另外，阿里集團跟公安部刑偵局搞了一個錢盾反詐騙平台，也是採用了相似的合作模式。

很值得一提的還有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團圓系統」。這個「團圓系統」是無數個人共享終端在政治領域的一個運用。過去我們常說尋找失蹤兒童是政府的責任，但從道德義務上講，尋找失蹤兒童是大眾每個人的責任。但現在通過技術手段把這一點轉化成了個體職能的一部分，為什麼？因為這套系統跟高德導航、新浪微博、支付寶綁在了一起。比如我開車快到濟南了，突然高德上彈出一個東西告訴我，附近3公里外有一個兒童失蹤，相貌特徵如何，而且在很短的時間內照片都可以上傳過來。

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

互聯網新技術還產生了大量的新興政治空間。這些新產生的「政治空間」對傳統的行政權力的實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國家政法委曾花費巨資建立了一個網格化管理系統，用新型的「專群結合」的方式來應對這個考驗。

之前我去深圳跟廣州調研時發現，當地的專業社工也已經跟各種新技術公司進行廣泛合作。雖然這些領域目前主要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務和社會公益類，但這樣一個模式，已經對於基層的黨政組織架構產生除了巨大影響。

我去年調查深圳國際化社區時，發現在周邊大範圍社區的管理已經不再是過去的街道辦、黨組織、居委會了，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種替代。但是這樣一種共管形式在北方，比如北京就很難看到。比如順義的國際化社區，還是採用的傳統社區的管理模式。

新技術催生政府的新型監管

我的導師王紹光老師曾跟我分析過這樣一個現象，公共安全領域正在發生一個深刻變化：過去暴利資源製造、佔有和使用完全是分離的，現在則不同，現在暴利資源佔有和使用，比如大數據資源統一地集中在一些大技術公司手裡。

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裡，阿里、騰訊、滴滴、百度這些大型技術公司以極快地速度登上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舞台。目前看來，他們這種加速度式的發展有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反應。

雖然目前在很多方面還沒有特別表現出來，但其產生的政治效應，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深刻地改變我們的整個政府運作模式。有一點值得注意，目前中國的整個社會資本與技術結合的方式，是好多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無法與中國相匹敵。而且，目前國內法律監管的框架，社會大眾相對寬容的環境以及較高的社會期待，都有利於中國進一步擁抱這些大型技術公司帶來的新技術。

首先，新技術公司極大地衝擊了過去一百年的那種政府監管模式，以及附帶的政策體系。很典型的例子是滴滴打車、螞蟻金服、阿里菜鳥物流等等這些新的資源的配置方式，尤其一些金融領域資本的運行模式，已經開始挑戰傳統的政府監管體系。

而且出現了一些較為極端的例子，他們在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在很多方面遊走於一個沒有行政權利覆蓋的一個領域。總的來說，政府現在面臨一個相當不確定的商業組織形態和資源分配形式。

從政治學上來說，這是「行政權失效」——一個我們過去沒有認真考慮過的現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產生出了新的商業組織形態。

（創意配圖 @視覺中國）

以阿里為例，他們提出來一個「五新」戰略。「五新」戰略包括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新技術、新能源。這幾個「五新」戰略將會催生政府的「新行政」，因為他們終端的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代表了一種基礎設施樣態，這就非常考驗政府的監管。

結語

通過這次劍橋分析事件我們也了解到，新技術公司已經廣泛介入到政治權力和政治生活運行中，他們對facebook用戶數據分析與特朗普政治選舉的運動深度結合。但不得不說，政治安全管理系統仍缺乏跟技術公司分享風險的意識，還缺乏互聯網思維帶來的預警機制和能力。

面對這種新合作的浪潮，傳統的政府行政體制未必能及時反應和跟隨。而且這種合作模式與垂直化政治系統權利運行之間產生的規則衝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應對未來新技術公司在公權力領域的磨合問題，需要在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基礎上出台一個新型的監管機制。另外應該優化社會合作機制，因為這次三中全會提出來黨政軍群的合作，建立一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體制。未來政府在面臨社會複雜問題的時候，這把問題打碎扔給各個部門分開解決，這樣一種方式逐漸會過時。社會安全的監管要求一個將複雜性、聯動性、整體性高效協同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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