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
述史尋根 求同探異
——讀《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
王鴻莉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 要］滿族小說不僅是本民族文化的結晶，也是整個中國文學的奇異瑰寶。但在長期的文學史研究中，卻始終沒有一本完整論述滿族小說的專著。關紀新《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一書是首部以歷史性眼光、整體性格局全面考察滿族小說的著作。本書以「滿族小說」為研究對象，描摹出滿族小說自身的發展歷程，勾勒了滿族小說的整體文化特徵和藝術訴求，是對滿族小說研究的全面總結與最新成果。
［關鍵詞］滿族；中華；小說
關紀新先生的最新著作《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可以視為作者三十餘年來對於滿族小說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是國內首部以滿族小說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專著。關紀新先生以「老舍研究」聞名學界，近十餘年來再度發力，對清代以來的滿族小說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辨闡釋，本書即是這方面學術積累之產物。
一、滿族小說承載中華文化
關紀新先生最初以老舍研究知名，但在跟隨張菊玲老師讀書時，也進行了不少古典文學的研究。在1982年大學畢業之前，他已完成了兩篇重要論文《當代滿族文學的瑰麗珍寶——老舍〈正紅旗下〉試探》和《幾回掩卷哭曹侯——清代宗室詩人永忠和他憑弔曹雪芹的詩》。兩篇論文論述時段一古一今，就研究對象的文體言，一為小說一為詩——前者是關紀新先生老舍研究的起步，後者是「國內學界最早將清代宗室詩人作為獨立的話題來討論的論文」[1]。這兩篇文章頗具象徵意義，幾乎預示出關紀新先生日後研究的幾大重點：康乾時期京師滿洲作家群、民國時期旗人小說（老舍、蔡友梅、穆儒丐、王度廬）等。關先生的研究當然不止於此，顧太清、文康等都是他極為關注的對象，但這些對象無不與上述方向緊密相連。從最初的選題即可看出，關紀新先生治學敏銳自覺，對滿族文學的理解和研究全面開闊。某種程度上，這得益於少數民族文學這一學科的獨特屬性。少數民族文學學科以民族文學為整體研究對象，突破了一般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內以時段為限、以文體為界等壁壘，更具貫通和整體性。民族文學這一研究模式實又源於我國民族研究一貫的方法論：「多年來我國的民族研究比較注重對某個少數民族的單體研究，注重研究其歷史、歷史人物、風俗習慣、語言、宗教、家族結構等等。」[2]相應地，民族文學研究自有一重無形的束縛，民族文學研究往往成為某一民族文學的內部研究，對共時性的文化碰撞，歷時性的不同民族文學之間影響的深度考察則相對缺乏。不過，近年來，民族文學研究內部已開始突破、調整這一格局，郎櫻、扎拉嘎的《中國各民族文學關係研究》等著作是對民族文學關係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此基礎上，關紀新先生學術研究的視野近年來愈見寬廣，時間上不斷地上溯下延，從17世紀至當代滿族作家的最新作品；從小說、詩詞這些具體文體，延伸至滿族書面文學/口頭文學、母語時代文學/後母語時代文學等更高層次的觀念研究。關紀新先生似以三十餘年研究之功力，開始搭建自己的滿族文學立體格局。誠然，從歷史言之，滿族文學之事實已歷歷發生，無需多論。但就對歷史的理解、闡釋和解讀而言，滿族文學實在有太多的空間有待填補、乃至顛覆。任何有關「民族」或「文學」的概念變遷或格局升降，都會帶來滿族文學研究的呼應或波動。由此，關紀新先生對於《紅樓夢》和曹雪芹的解讀就與紅學界內的主流闡釋取徑不同。再如，對於蔡友梅、穆儒丐、王冷佛等作者的發掘，補充和完善了滿族小說的歷史發展鏈條。同時，關紀新先生對滿族文學的種種研究，又始終試圖「與構建和踐行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理論倡導彼此呼應」。秉承「多元一體」的民族觀，關紀新先生的文學研究實踐幾乎均在「中華民族文學史觀」以及「滿族文學自身發展的流與變」之間展開。辨其旨趣，關紀新先生愈注重滿族文學自身的研究，其中華民族文化史觀和中華文化大格局的視野也愈開闊，民族感情愈為之灌注，對中華大地、風物、人情之美的熱愛則愈深沉。在滿族/中華、文學/歷史間多重且多層的循環往複、交流溝通，構成了關紀新先生滿族文學研究的廣闊視域。在這一視域下，關紀新先生復又聚焦於小說一體，將三十年來治滿族文學之精粹薈於一書，這即是《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一書。
在滿族的諸多文學創造和貢獻之中，小說不僅是本民族文化之結晶，亦是整個中國文學之奇異瑰寶。自有說部之傳，至當代滿族諸位作家之新作，關於滿族小說的論述、評議與研究其實並不空乏，但卻始終沒有一本完整論述滿族小說之專著。誠如關紀新先生所言：「以往，雖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對曹雪芹之《紅樓夢》、文康之《兒女英雄傳》、老舍之系列小說等多種文學資料作過專門研究，但將各個時代滿族作家及其小說作品作為一宗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遺產和文化現象加以關照，卻不曾有過。」[3]《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就是首部以歷史性眼光、整體性格局來全面考察滿族小說的著作。是書以「滿族小說」為研究對象，不僅描摹出滿族小說自身的發展歷程，同時勾勒出滿族小說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特徵和藝術訴求，並將其置身於中華文化大格局中進行考察和分析。可以說，《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是關紀新先生於這一方面研究的全面總結與最新成果。
二、縱橫交錯的敘論模式
本書雖是國內第一部以滿族小說為研究對象的專著，但有趣的是，作者並沒有採用習見的文學史著述方法，完成一部以時間為線的類似「滿族小說史」的作品。而是另闢蹊徑，採取了一種橫向的整體性論述的結構方式。同時，在這一橫向結構方式的內部，又暗含著滿族小說的縱向演變。橫向的結構和縱向的演變，兩種論述模式一顯一隱，前者關注的是同異問題，後者則指向了滿族小說內部的流與變。
本書引言、結語及第一、第二兩章均屬總述性質，分別對滿族、滿族文學、滿族小說這三個概念進行辨析梳理，同時闡述各自的淵源發展。除此之外的八章，皆系橫向展開，分論了滿族小說的各個方面：思想情懷、人物、語言、趣味、意蘊、價值等。這一橫向結構模式有利於從總體上論述滿族小說的整體面貌，凸顯出滿族小說的整體性：它們擁有共同的民間文化土壤，共通的內在悲憫情懷，共享著相近的語言風格、人物風貌、藝術訴求。關紀新先生以極為豐富細膩的個案展示，凸顯出滿洲先民至當代滿族小說家的某種共通性，展示出滿族這一民族崇尚的價值觀和審美趣味。換言之，這一方式強調和刻畫出「滿族小說」這一概念，使之愈加邊界穩定、內涵豐富。
這一橫向模式，既然要立住「滿族小說」之獨特性，必然要將其置身於關係的比較之中。也就是關紀新先生所說「本書的撰寫重點，放在了滿族小說家們的基本藝術選擇與中原漢族文學的關係方面，既體現出滿族小說與漢族小說的『同』，也體現出滿族小說與漢族小說的『異』，既要闡釋漢族文化給予滿族小說創作的重要影響，也要闡釋滿族小說創作與中原漢族文化的不同點，闡釋滿族小說創作回饋給中華文化的多重價值所在」[3]315。關紀新先生也自認為這是本書的難點所在，非了解雙方文化之脈絡演變，實難以理順和剝離。本書第六章《與漢族小說相異相輔的人物畫廊》，題意最為顯豁，直指滿漢小說人物之不同。其他章節莫不如是，通過潛在的比較描述和勾勒滿族小說自身的特點，但本章題意最為明了。在第六章中，關紀新先生先後分析了《紅樓夢》中的「家奴世仆」和邦額筆下的「紅姑娘」以及「三官保」等，還有滿族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和貧民形象等。其中，很多人物群落的出現都是特定的社會組織和歷史條件之下的滿族特有現象。整章之描述重在「立異」，勾畫出滿族小說中獨有的現象和人物，非他民族小說所有——這同樣是本書橫向結構模式的基本論述方式。但從第六章中也可以看出，這種同異橫向結構模式，有利於建構出滿族小說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勾勒出滿族小說的歷史發展。但也容易導致某種論述傾向：滿漢之間，重異不重同；滿族內部，重同不重異。比如，關紀新先生對於《紅樓夢》中的家奴、庄頭、女性形象等的捕捉敏銳到位，這都是滿不同於漢文化之所在。但《紅樓夢》包羅萬象，假如能在此基礎上更為深入地討論其人物背後民族文化交融同異之潛流，則本章的論述能更切「相異相輔」之題。另如，本章之中，關紀新先生對小說《三官保》的考察分外有趣，其中所引述金啟孮先生言「是知滿族上層、寫滿族上層的人多，知滿族下層、寫滿族下層的人少。事實上清朝前期滿族絕大多數少年是三官保式的，尤其是在京旗之中」已敏感地點到了滿族內部分隔之問題。在民族的長期發展之中，滿族內部階層分化日趨嚴重，雖然他們都嫻熟曲藝、熱衷「故事」，但其審美情趣還是會間有分途。當然，這種分途並不會影響「滿族小說」的總體趣味和意蘊，但若能逐層析之，開掘滿族小說內部之豐富面目，對各階層滿族小說家們所秉受的民族文化影響的考辯將更為深入。而且，這種分層可能不只是階層的、還有可能是文體的；可能是共時的，也可能是歷時的——滿族小說雖有統一面目，卻非鐵板一塊，越辨則越明。
關紀新先生對於這種橫向結構的論述模式其實有所修正和調整。於是，在全書的橫向結構模式之下，又暗含這另一種敘述方式：滿族小說的縱向演變。全書雖為橫向結構，但在每一章的敘述上，基本按照時間線索，歷敘重點文本，因此呈現出「橫向結構為顯，縱向演變為隱」的敘述特點。而這種縱向演變之敘述方式幾乎體現於本書每一章的書寫。
以時間為線索的縱向演變敘述方式，論述的方向其實是滿族小說內部的流與變。流變問題是關紀新先生文學研究的一大關注點。「在我看來，任何在人類文學史冊上面成功的為人們推崇的族別文學，都不能不是『流』或『變』二者的完美結合：『流』指的是它脈絡清晰與自成一格，成就為或者接近成就為特殊民族的特殊文學流派；而『變』，則指的是它敢於探索創造，善於標新立異，在永不知足的流脈變通中隨時湧現有價值的新生長點。發軔於17世紀初期的滿族書面文學，在我看來，恰恰兼具著這樣的兩個特點」[4]。可見，關紀新先生對於滿族文學之流與變有自覺的理論意識，《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各章之敘述均暗隱了滿族小說的內在發展與演變——滿族小說自成一格的地方、滿族小說又不斷新變之所在。可這種敘述，筆者以為，因全書結構所系，被關紀新先生置於紙背，須讀者細繹慢讀，方能體味。
縱向演變的敘述方式以豐富的細節填補和修正了橫向結構有可能的疏漏，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上文所說的橫向結構模式易產生的問題。惜乎每章的敘述，關紀新先生往往採取總分結構，個案極大豐富、闡釋極為綿密，章首往往有介紹之言，章尾卻無提綱挈領之論。在一重重故事和敘述的妙語之後，讀者如我還欲回味咂摸之際，先生卻筆尖一頓，戛然而止，讓人總覺不過癮。倘若各章能有更深入的闡釋、提升，對全書主旨有更強有力的呼應，則全書之描述也許會更提氣。
作為首創者，關紀新先生要描述滿族小說發展之大勢、建構滿族小說之概念，所以重在勾勒滿族小說的特有風貌，對於滿族小說內部的分野雖有所涉及，但較少進行專門的理論梳理。而為了全面地描述出滿族小說的獨有風貌，關紀新先生採取了橫向論述的機構模式，每一種結構模式必然存在論述之取捨。在本書中，被暫且懸置之處，期待先生日後有更為豐贍的討論。本書各章之中對滿族小說的流變述多論少，分外可惜。此外《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一書，屬於對滿族小說這一對象的長時段考察，從民間說部直至當代諸家，顯示出難能可貴的總體眼光和開闊格局，但未能論及台灣及海外諸家，也是一種遺憾。另如，對於部分作家的處理「重重提起、輕輕放下」，如王朔（如何闡釋王朔的民族認同問題以及如何看待王朔的新變）。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話題，而且關紀新先生均已有所研究，希望日後關先生詳論之。
三、多元一體的文化觀
關紀新先生是民族感情異常深厚之人，身為滿族，他對於這一民族的文化品格、行事做派分外欣賞和驕傲；對這一民族的命運、遭際也感慨神傷。在學科已分立、細化的今日，難得有學者和他所治之學如此情意交融，關紀新先生確然是以整個生命的熱誠以及一種神聖的使命感來完成學術。但關紀新先生又是自覺的學者，他以為「每個人都有多重屬性，我是一個熱愛本民族文化的人，更是一個自律的學術工作者……人文科學本身不是所謂『零度感情範疇』，心理情感依傍自古以來在各個民族的自身文化闡釋當中，都佔有一定的位置——我們應當承認它，也要力戒它過度膨脹而襲擾了科學精神的張揚」[4]2。在熾熱情感與冷靜學術的張力之下，關紀新先生論學的文字，感情充沛又沉鬱、沉痛中又顯豁達，往往有種不盡之言、餘味深長之感，與一般學院派著述文風頗有不同。同時，關紀新先生又從不故作深奧難解之語，從不炫耀操弄時新理論，其文娓娓道來，風度自然。我們常驚異於滿族小說家文字的圓滑、流利與幽默，卻不知很多滿族學人的文章也別具一格。有人將某些北京人說話吞音嚴重、滿嘴京罵誤解為北京話之特色，殊不知北京話更有雅馴風雅之一面。關紀新先生的文章，筆者以為，就體現了北京話雅馴一面的曲折浸潤，他的文字也是他的學術標誌之一。
胡適曾將訓詁一個古字比為發現一顆新星。筆者以為，無論是古字還是新星，其發現的意義不在於一個新事物的出現，更在於由新事物帶來的舊格局的整體變動。若只是單純地發現一個字、認出一顆星，遂束之高閣，任其孤獨而永恆地在那裡，那這一發現的意義在當時總歸是淡漠的。而若解釋一字就能演化出一部文化史，若從一顆星了解到新的軌道、發現新的太空奧妙，那這個字和星就是鑰匙，它的發現會帶來連鎖反應，打開新的大門。學術發現均屬此理，學術的每一新發現都會不斷敲打我們的認知，足夠的發現，往往能改變人們的整體認知版圖。滿族小說的解讀在目前的學科體系下屬少數民族文學之範疇，也許就中國總體文學史而言，滿族小說不算個大題目。但每一個題目的開拓，如同古字和彗星的發現，均會促進、調整文學史的結構。「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呼喊多年，但這種「重寫」鮮有少數民族文學視角的考量。滿族小說這一題目雖專，但好的解讀從不會局限於某種學科範圍之內。對於滿族作家的發現和滿族小說的闡釋，其意義也許在於撬動文學史上既有的星辰布局，重新鋪展一片星空。
關紀新先生始終強調多元，執著探討滿族文學與中華文化之關聯，立意之處廣大。關紀新先生有一莊嚴之夢想——確立中華多民族的文化暨文學史觀。[4]499他認為，「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自然的存在格局，也應當是未來理當勉力追求的價值體系。「多元一體」之說承自費孝通先生，費孝通先生、關紀新先生都引過馮友蘭先生所作《西南聯大紀念碑文》，「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萬物相遇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馮友蘭先生原本之意雖側重學風，但經費孝通先生化用，用於民族關係，若合符節。羅素言參差百態乃是幸福本源，費孝通先生希望「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來之不易，維繫不易，我們每一個人皆當珍視和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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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戎.西方民族社會學經典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
[3]關紀新.滿族小說與中華文化[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331．
[4]關紀新.多元背景下的一種閱讀：滿族文學與文化論稿[M].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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